《追尋寧靜》:也許耳機的問題不僅在於實質音量,更在於聲音持續氾濫

《追尋寧靜》:也許耳機的問題不僅在於實質音量,更在於聲音持續氾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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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透過多元聲音場景、精彩訪談及研究文獻,並融入充滿哲思的個人感悟,從生物、科學、哲學、商業和藝術文化等面向,看待寧靜和噪音所構成的反差與多重辯證關係。

文:喬治.普羅契尼克(George Prochnik)

音樂止痛法

提到iPod,我總會想到Audiac。

一九六○年,麻州劍橋一位牙醫嘉德納(Wallace Gardner)與他的一名病患合作,對方是聲學專家李克萊德(J. C. R. Licklider)。兩人研發出一種疼痛管理的新技術,那是一種聲音止痛法,專利商標名為Audiac,意在透過高音量的聲音,把看牙科變成一種放鬆的體驗。

接受Audiac的牙科病患須戴上大而厚重的耳罩式耳機,接著躺上診療椅,在八首歌曲選單裡挑選一首歌(〈Bali Hai〉很受歡迎),這些歌曲中也混入了類似瀑布水聲的「掩蔽音」。每當牙醫師觸碰到敏感痛點,病患就轉動旋鈕提高音量。病患越覺得痛,噪音就越大。根據嘉德納的研究,九成病患表示Audiac將填補蛀牙的疼痛降到了彷彿蚊子咬的程度。嘉德納取得專利還不到一年,已經有兩千部裝置為全國各地牙醫診所採用。不久Audiac被引進醫院,用於分娩及小手術。

其實Audiac的發明原本是用來緩解噪音本身所導致的疼痛。嘉德納醫生本身因為患有鼓膜穿孔,飽受自己牙科鑽孔器械的噪音折磨。李克萊德於是發明了一個方法,就是創造更大聲的掩蔽音來降低不適感;他發覺Audiac「可控制的聲音」能「蓋過傳向大腦的疼痛訊號」,不論疼痛的源頭是什麼。

我不太清楚是什麼原因半途扼殺了Audiac的光明未來。美國牙科麻醉學會滿懷敵意地群起發動抵制這項產品——不知道是真心擔憂裝置的副作用(除了有可能造成聽力損傷,也有病患使用後陷入催眠狀態的紀錄),還是想挽救他們對以藥物為本的麻醉學的投資,兩者都很難說。很顯然,要用Audiac止痛不無代價,但目前至少已有一間名為Sound Pain Relief的公司正設法復興聲音止痛法,並訴諸更新潮的語彙來解釋其作用,例如交叉感覺掩蔽。

戀上隨身聽

一九七九年,索尼Walkman隨身聽問世,堪稱iPod的老前輩。回顧當年新聞報紙對大眾反應的報導,引人注目的是這些隨身聽愛用者往往讚嘆Walkman有如一道聲音的屏障,將惱人的噪音和現代生活普遍的煩擾阻絕在外。隨身聽的這項特點所受到的關注,絲毫不亞於索尼當初主打的「隨時隨地如你所願」提供音樂的功能。使用者宣稱,Walkman隨身聽讓上班通勤變得比較好受,也提供了喘息空間,躲避都市的可怕噪音。

一九八一年〈時代〉雜誌採訪了紐約電視製作人佩恩(Anthony Payne),他表示:「外面有公車,有飛機,有警笛……你必須用更大的聲音取代它們,把你自己選擇的聲音強迫餵給你的耳朵。」曼哈頓一名電腦公司主管稱Walkman隨身聽是「冷落這世界的絕佳方法」。

我們再一次遇上聲音與速度的關聯。Walkman隨身聽的命名本身就含有移動的概念,但兩者的關聯不只限於走路,還包含所有能增強個人自由自在感覺的動作。〈時代〉雜誌採訪過一名木匠博格茲(Howard Bogaz)。採訪當時,他正在加州威尼斯海灘溜滑輪,他總結了隨身聽的魅力:「我出來溜滑輪或長途開車的時候會帶著它。我沉醉於我的音樂!陽光露臉,微風吹拂,你掌控著輪子自在逍遙!」

索尼最早在東京推出Walkman隨身聽時,上市宣傳也聚焦於展現人們一邊聽音樂,一邊溜冰、慢跑、騎單車。產品當時很紅的一支電視廣告,將Walkman隨身聽呈現為一件能讓你的身體變得「敏捷」的工具。廣告中,一名女子身穿緊身連身衣,在明亮寬敞的空間裡做著有如舞者般優雅的伸展動作;幾秒鐘後,男性旁白聲音宣告:「你的腰圍現在輕輕鬆鬆就能瘦下幾吋。」——女子停下動作,把腰際的卡帶隨身聽換成更小的機種——「這都要感謝新的索尼超級Walkman,全球最小的卡帶隨身聽!」女子接著恢復原本的律動。

索尼Walkman隨身聽以「終極隨身音樂裝置」的名號銷售,但它也用聲音改變了運動的經驗。


iPod把Walkman隨身聽紅極一時的現象推向更高峰,甚至有了「i世代」之稱。iPod在二○○一年問世,到了二○○九年秋季,蘋果公司宣布全球各地共售出兩億兩千萬部。相比之下,索尼自產品推出後的十六年間,總共也才製造一億五千萬部Walkman隨身聽。

iPod能有如此可觀的成功,部分原因或許在於它放大了原有的概念,突顯個人選擇的聲音可以代替實際的舉動。iPod的儲存容量龐大,能把音樂帶去任何地方已不再是重點;如今的重點是,透過裝置輸出的聲音,音樂能帶你去任何地方。iPod漸漸風靡各地,我們開始看到越來越多耳朵上垂掛著耳機線,彷彿腦內線路有幾根鬆脫掉了出來,同樣在那幾年間,我自己走路的習慣也改變了。

我的辦公室與中央公園只相隔了五個街區。一九九○年代末,我剛來到市中心工作時,走路到中央公園只要六、七分鐘,如今,每當碰上午休或下班時段等交通壅塞的尖峰時刻,同樣的距離我恐怕得走上十五分鐘。中央公園不再是從市區棋盤路網輕鬆快速就能抵達的散心去處,現在我過去一趟必須下定決心,來回花個三十分鐘。因此從前,我散步過去的次數少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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