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歲前納粹軍官自願受審 「我在道德上有罪」求倖存者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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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奧斯維辛集中營軍官葛洛寧1947年返回德國後,曾將身為納粹的過去埋葬。但他發現有人否認猶太人大屠殺的存在,於是決定將自己的經歷公諸於世。如今他將面臨至少15年的徒刑。
有「奧斯維辛會計」(accountant of Auschwitz)之稱的前納粹親衛隊(SS)成員、高齡93歲的奧斯卡・葛洛寧(Oskar Gröning),因涉嫌幫助屠殺至少30萬名猶太人,21日在德國下薩克森邦的呂訥堡(Lüneburg)法院受審。這位滿頭白髮、必須用助行器才能走上被告席的老人,承認自己「在道德上確實有罪,至於在法律上的罪責,則交由法官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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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傳媒報導,1921年出生、今年93歲的葛洛寧曾是納粹親衛隊的突擊隊中隊長(SS-Untersturmführer),他於1944年5月至7月期間,在位於波蘭的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擔任記帳員,負責清點、搜刮猶太人的財物。
葛洛寧所屬的部隊於1945年6月10日投降英軍,他也被送往英國強制勞動。葛洛寧1947年返回德國後,將自己曾身為納粹的過去埋葬,重新展開人生。但他發現有人否認猶太人大屠殺存在時,決定將自己的經歷公諸於世,並且強調他確實親眼見證悲慘的大屠殺。
葛洛寧對他曾是納粹、並在集中營工作,都坦承不諱。葛洛寧說,他在集中營裡目睹各種殘暴行徑、也見過人們走進毒氣室、被丟進火葬場,還曾看過警衛在廢棄行李箱裡發現一名小嬰兒哭鬧不休,便痛毆小嬰兒直到沒有哭聲。由於目睹納粹暴行,也養成葛洛寧在集中營狂灌伏特加、借酒澆愁的痛苦習慣。


葛洛寧雖然承認自己曾是納粹、也在集中營工作,但他一直否認自己直接參與大屠殺,所以他不認為自己必須負擔任何法律上的責任。但葛洛寧也說,那些毒氣室傳來的尖叫聲從未停止,因為羞恥的緣故,他在戰後也絕不涉足奧斯維辛。而儘管葛洛寧認為自己與大屠殺無直接相關,但他被控曾擔任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獄卒,協助集中營的運作,這段期間被送進毒氣室的匈牙利猶太人約有30萬人。
自由報導,葛洛寧日前出庭承認控罪,也同時懇求得到大屠殺倖存者及被害家屬的寬恕,他表示:「我承認我道德上有罪,但我只是當時機器上的一個小齒輪角色,並不是自願的,嚴格來說我是完全無辜的。」儘管葛洛寧強調自己沒有殺人,但檢察官認為,無論葛洛寧是否實際參與,他仍舊甘於做一個屠殺機器的齒輪,而以至少30萬項「共謀謀殺罪」將他起訴,最高面臨15年的徒刑。
現場另有63位大屠殺的倖存者或者他們的親人,以原告或證人身份出庭聽審,國際奧斯維辛委員會的副主席霍伊伯納(Christoph Heubner)說,許多擔任共同原告的生還者,都是第一次踏上德國土地,為的就是一睹納粹的終結。有倖存者受訪表示葛洛寧是巨型殺人機器中的一部分,難逃罪責,希望法庭將他繩之於法。
當年只有16歲、現年86歲的波姆(Hedy Bohm)是奧斯維辛的倖存者,但他的雙親卻在集中營喪命。目前移居加拿大的波姆說,他感覺自己有責任在審判納粹的法庭上作證。
新頭殼報導,今年是戰後70週年,隨著納粹戰犯紛紛老死,葛洛寧的審判有可能是最後一個。不過,德國曾被抨擊審判納粹戰犯玩假的,因為自從1949年紐倫堡審判戰犯後,6500名納粹黨員只有43人被告上法庭, 9人判終身監禁,20人分獲3-15年徒刑,還有10人被判無罪。
此外,德國司法當局表示,除了葛洛寧案外,還有逾10件奧斯維辛集中營相關案件正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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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遲緩並非孩子成長的終點,事實上,若能透過早期療育,包括各種醫療復健、特殊教育、家庭支持和福利服務的介入,就有機會減輕發展遲緩的現象,給予遲緩兒及家庭更多的療育支持,幫助孩子邁開成長步伐,順利長大。
我們常聽到的「發展遲緩」(developmental retardation),指的是嬰幼兒或兒童在知覺、運動、認知、語言或社交等方面,出現遲緩的狀況。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兒童發展遲緩的發生率大約為6%至8%,以台灣每年平均有20到25萬新生兒計算,台灣每年大約有1萬5千名嬰兒,可能有發展方面的問題。
但是,發展遲緩並非無法矯治,事實上,若能透過早期療育,包括各種醫療復健、特殊教育、家庭支持和福利服務的介入等等,就有機會減輕發展遲緩的現象,幫助孩子邁開成長步伐,順利長大。
接連照顧兩代遲緩兒,她身心俱疲
今年4歲的蓁蓁,因為有癲癇及心房中膈缺損的問題,所以出生後便一直在醫院接受治療。後來醫院安排發展評估,發現蓁蓁不僅因為心臟影響整體發展,也有長短腳的問題。蓁蓁的主要照顧者是奶奶,但奶奶除了照顧蓁蓁,也要照顧有輕度智能障礙的蓁蓁爸爸。
蓁蓁爸爸小時候因糞便的細菌感染,發燒到40度後就醫住院,當時醫療跟早療觀念都不發達,並沒有發現蓁蓁爸爸的發展異狀。等到發現後,才趕緊接受早療服務。蓁蓁奶奶常常感慨地說:「因為太晚接受早療,所以成效比較有限,如果當初能夠早點發現的話,或許現在蓁蓁爸爸可以更好。」
雖然感慨,但是蓁蓁奶奶還是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地陪著蓁蓁爸爸走過了早療之路。現在的蓁蓁爸爸不僅表現不錯,更透過就業媒合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平時除了上班,就是陪蓁蓁玩,兩人相處起來像是兄妹一樣充滿了童真的趣味,讓蓁蓁奶奶感到很欣慰。原本想說生活終於要步入正軌的蓁蓁奶奶,沒想到孫女也出現了發展遲緩的狀況。身為主要照顧者的蓁蓁奶奶,想到所有的努力跟辛苦都要再來一次,巨大的疲倦感讓她時常淚流不止。「但是,為了我這個孫女將來能夠自立自主,我現在不扛起來,還有誰能扛起來?」蓁蓁奶奶說。
在照顧的路上,永遠不該讓一個人踽踽獨行
情況和蓁蓁一家類似的家庭,其實並不在少數。隨著台灣邁入高齡社會,家庭與人口結構改變,不論是上有長輩、下有子女、自己又有工作在身的三明治族父母;或是因父母忙碌而需將孩子交給長輩照顧的隔代教養家庭;資源不足、經濟弱勢的偏鄉家庭、單親家庭等等,在面對發展遲緩兒的照顧問題時,經濟、生理、心理所承受的壓力更加巨大。
根據衛福部統計,在2021年,台灣共有約1.9萬名兒童接受早期療育服務,以比例來看,遲緩兒接受早療服務的比例,遠低於遲緩兒的個案人數。這或許是因為受到過去「大雞晚啼」的觀念影響,有些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可能無法及時,或者不願意面對嬰幼兒在發展上的異常狀況。而另一個原因則是發展遲緩並不像感冒或者跌倒擦傷一樣很明確。根據研究,目前只有大約20%的發展遲緩能夠找到原因,而在這些已知的原因中,還包括了各種先天的缺陷以及後天的影響。
染色體異常、營養缺乏、肌肉神經病變等都屬於先天的缺陷,像上文中的蓁蓁,就是因為遺傳性癲癇問題,而導致的發展遲緩。在後天的影響上,則有可能像是蓁蓁爸爸一樣在幼兒時期受到細菌感染,或者腦傷、腦性麻痺等等。另外也有可能是外在環境所導致,比方家人對於嬰幼兒疏於照顧和互動、兒童受虐,又或者是經濟弱勢的家庭,較無法滿足幼兒成長所需的資源,才導致發展遲緩。

無論原因為何,如果持續忽視嬰幼兒有遲緩發展的情形,對遲緩兒本身、家庭以及社會,都會帶來更沈重的負擔。試想,如果遲緩兒只能依賴主要照顧者而生活,隨著他的年齡增長,主要照顧者會老去、會生病,甚至有一天意外降臨,遲緩兒該怎麼辦?更重要的是,照顧遲緩兒的工作,也不應該只由一人扛起,因為長期照顧所產生的心理壓力,日積月累所導致的悲劇時有所聞。但這些其實都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只要發現得早,遲緩兒在專業的支持和幫助下,可以減輕發展遲緩的狀況,更有機會跟上同齡孩子的發展步伐。
慢飛家庭特攻隊 寶貝成長大作戰
伊甸投入早期療育服務邁入第30個年頭,每年幫助超過2萬名發展遲緩兒童及家庭趕上成長步伐。根據伊甸的服務經驗,許多家庭在發現孩子有遲緩成長現象時,往往不知所措,如果再加上社會環境、家庭結構及生活經濟等壓力,整個家庭就會加速失序,面臨崩潰邊緣。因此,伊甸的早療服務,期許能成為每個早療家庭的堅強後盾,以家庭為核心,為孩子安排療育課程,並透過親子活動、親職講座及定期療育會議,幫助家長在育兒上建立實用的五大能力,包含「溝通力」、「學習力」、「自信力」、「決策力」以及「影響力」,讓家長更了解孩子的需求,並能積極且自信地陪伴孩子跨越成長阻礙,減輕照顧壓力。今年邀請到藝人楊祐寧擔任愛心隊長,期待能強化並帶來早期療育正面、積極的印象,讓有需求的家庭,願意主動尋求支援,接受伊甸專業早療顧問團的幫助,共同支持孩子在成長階段中的種種需求。

上文中的蓁蓁奶奶,曾經為了蓁蓁的發展,不管颳風下雨,騎著機車載著蓁蓁到醫院回診,一個月要跑醫院好幾趟,非常辛苦。後來蓁蓁開始接受伊甸的早療服務,短短兩年時間,蓁蓁就有了非常明顯、令人驕傲的進步。比方可以自行上下樓梯、戒掉了尿布,在生活自理及口語能力上都有所提升。其中最大進步是在環境適應上——原本蓁蓁相當依賴奶奶,剛開始進入日托班上課的前半年,常常會哭鬧。但現在已經可以自在的跟著團體一起活動,和同學們也相處很融洽,甚至能夠幫忙老師照顧比自己年紀小的孩子。
「蓁蓁是個體貼的孩子,她在接受早療服務之後,這些特質都慢慢的展現出來。」有一次蓁蓁奶奶在家中默默哭泣,被蓁蓁看到,蓁蓁便上前擦掉奶奶的淚水、安慰奶奶,讓蓁蓁奶奶覺得很驚訝,也很窩心。有時候蓁蓁奶奶在家裡接代工做,長時間久坐時後,蓁蓁還會自動自發的幫奶奶搥搥腰背。蓁蓁奶奶說:「看她那麼乖、那麼懂事,我就覺得再怎麼辛苦也很值得。」蓁蓁一天天的進步,讓蓁蓁奶奶覺得很欣慰,雖然還有許多成長挑戰等著蓁蓁克服,但現在的她,已經擁有更多可能性,順利長大、過著自己喜歡的生活,都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是伸手就有機會抓住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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