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峇里島(下):困境中有人送便當助窮人,也有人自種蔬菜找回簡單生活

疫情下的峇里島(下):困境中有人送便當助窮人,也有人自種蔬菜找回簡單生活
峇里島的鄉間田野。Photo Credit:Claudia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峇裡島本來就不是都市,豐碩的自然資源可讓大部分本地人都有田有地可務農。雖然本地人的收入跟疫情前比驟減許多,但只要上降低生活標準,絕大部分人都可以在受老天獨厚的峇裡島生存。

編按:本文接續於《疫情下的峇裡島(上):國際旅客進不來讓本島人斷炊,留下的外島人也因存款歸零推遲返鄉

擔任公務員、出租房子養家的Ayu

Ibu Ayu是峇里島的媽媽,如同大部分的峇里島家庭,都是女人撐起一個家。Ayu有三個還在讀書的孩子,兩個老人(其中一個只能長年臥床),而她的老公則因為曾經受過傷而行動不便,所以常年不工作。一家七口加上一條狗,都落在Ayu一個婦女的身上。

需要養活一大家子,Ayu必須要十項全能來賺錢。Ayu是峇里島的公務員,私底下還有自己經營一些小本生意,譬如在市場買賣衣服、把自己家的多餘空間改造成數個套房租給打工的人,以及把自己家門面靠近大馬路的屋頂改造成一個二樓餐廳。

跟大部分依靠遊客收入的本地人來比,Ayu的公務員身份則讓她保有相對穩定的薪水,但她表示,薪水是沒有變,但公務員的福利全部都受到疫情減少了。而公務員薪水其實遠低於她其他工作的來源(她不便透露數字,我預估是250萬到350萬印尼盾月薪)。

而她其他副業全部都是跟旅遊業環環相扣,近乎全數陣亡。疫情前剛剛貸款裝潢的二樓餐廳,只有非常慘淡經營兩個月就草草收場。賣衣服的市場也如同絕大部分商舖一樣,因為沒有遊客而關門。

Ayu原本最大筆收入是靠房租,每月的房租總收入約8(約新台幣18000元),總共有8個套房,因為地理位置優勢和價格合理,是打工人的熱門選擇,疫情前都是一房難求狀態,如果有人退租,半天就會有新房客搬進來。

而現在則是因為有些打工人也失業搬走,Ayu的8間套房有3間房退租,半年內都無人問津,剩下5間,她也是體恤老房客降了25%租金。這筆房租收入,除了要支付家裡開銷,也要支付當年跟銀行貸款蓋房子的款項。

收入驟減的Ayu,在家裡後面空地開始自己種菜養雞。為了省錢,他們家以前每週去超市採買,現在則改為半年去一次超市。所有的食材都只去物廉價美的早上傳統市場跟農民購買,而且只挑便宜的本地蔬菜,如1000印尼盾就可買到的通菜等。作為中產階層的他們家,現在為了省錢,也不是常吃肉,因為肉的價錢真的比菜貴非常多。Ayu笑言,多吃蔬菜,不就是讓自己更健康!

有些時候為了省錢,Ayu則採取一餐半餐或禁食(註:在印尼,伊斯蘭齋戒月和印度教安靜日都有因宗教信仰而採取禁食)。她樂觀的表示,禁食也很好呀,因為禁食也可以更健康,肚子餓就去睡覺。

我問Ayu,是不是現在壓力更大了?她說,以前也是有快樂、有壓力,現在亦然,只是快樂和壓力的來源不一樣了,以前收入比較多,工作量也比較多,壓力也很大;現在收入少了,但降低自己生活開銷和成本,不致於活不下去,相對的則多了更多時間,可以讓生活慢下來、多陪家人。

「跟隨信仰、隨遇而安」,是她最常掛在嘴邊的話。無論是不是受到疫情影響,即便生活品質改變,但他們都可以怡然自得的從容面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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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Claudia
疫情爆發後,Ayu開始在家裡後面空地開始自己種菜養雞。

疫情後得以回家的Agung

對於峇里島人而言,印度教信仰是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們花在大大小小的祭拜儀式上的錢,就高達生活總開銷的20-40%;在疫情前,一個家庭平均每月花在信仰上的費用就多達80萬到200萬印尼盾(約新台幣1500元到4000元)。

Ayu和Pak Agung都提到,現在為了省錢,祭拜儀式都只能從簡,祭拜貢品也是能省則省,現在一個家庭一個月在信仰上的花費,預估低於40萬到50萬印尼盾(約新台幣800元到1000元)。

Agung是峇里島本地人,原本在大型飯店當經理。雖然家在峇里島,但因為飯店離家有將近2至3小時車程,而峇里島在疫情前的每日生活相當忙碌,因此Agung每週也只有一天能回家見家人。

現在因為疫情,原本的飯店也沒有客源,收入也自然驟減。Agung換了離家更近的另一個中小型飯店當經理,而現在有了更多的時間陪家人,因為即便在新的飯店,所有員工的工作量也從原本的月休一日,變成現在一個月只有3天工作。他說,比他層級更低的房務工作者只能拿到原本35%的月薪,大概是40萬到50萬印尼盾(約台幣780元到970元)。

Agung說,疫情前的別墅是一晚90萬到150萬印尼盾(約新台幣1800元到3000元),旺季時幾乎每天都客滿,而現在只能以月租400萬到600萬的價格(約新台幣7800元到9800元)的方式租出去。相對大部分空置一年多的峇里島民宿和飯店,他們的別墅都還有50%常租客入住率,入住率算很高。但他說,對他們集團而言,這筆收入只能算聊勝於無,以抵銷掉大部分固定支出。

送便當救濟窮人的Lani

Ibu Lani是在鬧區開自助餐便當店的媽媽,她的客群幾乎是這一區打工的本地人。失業潮讓打工一族有了大量多餘時間,卻少了大量的收入,所以她的客群幾乎都居家自己煮飯,她的餐飲生意受到旅遊業波及,門可羅雀。

Lani說,以前一天要煮6-9公斤的米飯,可以供應85到130份便當,而現在一天最多煮3公斤的米飯,而且還有很大機率賣不出去。

Lani的先生跟Bimo一樣是畫家,靠賣畫為生。疫情前,Lani的餐廳收入就可以支付一家四口的開銷,她的先生成功賣出每一幅畫就有一筆巨額收入。而疫情來臨,先生的境遇跟Bimo一樣,靠藝術為生的變成徹底失業。

而Lani在去年疫情最嚴重的時間,把便當店關了4個月,如同大部分選擇歇業的餐廳,因為一個客人都沒有。他們兩夫妻靠當清潔工和園丁打零工方式賺取收入來支付日常開銷。對他們而言,因為疫情,孩子必須要居家上網課,他們花了最大一筆開銷就是幫孩子添購了一台筆電以及網路費。為了支付這一筆額外教育開銷,加上收入慘淡的生意,他們一家這一年半內,停止了所有娛樂活動,沒有外食、不再去商場、看電影或旅行等消費行為,唯一娛樂是帶孩子去免費的山區或溪邊走走。

Lani說,現在餐廳的店租是她的外國好朋友幫忙支付的,這降低了她很大的負擔。現在只要有開門營業,雖然生意慘淡,但至少是剛好可以平衡家裡四口人的吃飯開銷。疫情前,他們家還能存到錢,現在是只剛好解決溫飽問題。

如同大部分我訪談的印尼人,Lani也是樂觀的態度應對生活。她表示,雖然生活不易,但悲傷和憤怒是無濟於事,因為大家都無從逃避Covid-19,唯一慶幸的是他們一家人還能一起生活。

而即便生活並不富裕,但Lani每週五都還會送40-50份便當給社區的窮人,這部分免費食物的來源,一部分是別人捐贈金援,一部分是她賣便當的額外微薄營收。她說,有些她資助的貧苦家庭,成員很多、工作人口很少、加上工作機會少,以及收入低,如果連救濟幫補他們都沒有,真的很難維生。確實,這一年來,峇里島各區路上都多了很多免費送飯的愛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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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Claudia
在鬧區開自助餐便當店的Lani

疫情下的眾生相

這一年來,峇里島越來越多人在網路上靠手藝賣糕點、飲料等賺取收入。而峇里島本來也不是都市,大部分本地人都有田有地,回家務農、在家種菜成了常態。峇里自然資源豐碩、土地肥沃,種什麼長什麼,仰賴老天爺的厚愛。

還有一些失業的人,則靠鄰里互助,以工作換取食物的方式賴以生存。還有人乾脆在家門口的路邊擺攤,賣丸子、便當等,5000印尼盾(約新台幣10元)一份飯,聚少成多。雖然收入跟疫情前比,是杯水車薪,但微薄的收入、印尼自然資源豐碩,加上降低生活標準,絕大部分人都是足以生存。

但我在訪談中,也聽過太多旅居峇里島的外國人談到,這一年本地人如何在外國人身上坑挖拐騙,大量不合理的事情來榨取收入(這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我作為一個旅居在印尼的外人,加上我來峇里島之前有在印尼外島生活的經驗,說實在的,疫情前的峇里島,比印尼其他島更容易從遊客身上賺快錢、熱錢,錢來得相對容易,大部分旅遊業者的收入都遠高於峇里島政府最低薪資標準。很多人單靠小費就可能遠高於本身的收入,源源不絕的遊客也讓峇里島從未遭逢像Covid-19衝擊一樣的低迷慘境。

疫情前的峇里島,無論是房價、食物和商品的物價都高得嚇人,甚至一樣規格的衣食住行物價,比台北或一些國際大都市來得更高、更嚇人。而疫情下的峇里島,各行各業都備受衝擊,所有物價都回落到看似「正常」的區間。

疫情前的峇里島,也有大量的工作者,如我訪談的畫家等,他們可以一個月靠賣一幅畫就足矣,這在他們外島家鄉簡直是天方夜譚,因此峇里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島人在這邊浪擲人生。

可能在印尼「及時享樂」的觀念比「存錢養老」來得更風行,以致於大部分人現在都只能降低自己的生活標準來度日。雖然大家都能笑看人生,泰然自若接受驟降的生活品質,但我所接觸到的大部分印尼人,他們正是不斷在意念上說服自己,而這種阿Q精神反而讓他們接受「暫時如此」,而非更積極地要去學習新技能,或尋找更多收入來源的可能性。天性樂觀、知足常樂是我接觸到大部分印尼人在疫情下的生活哲學。但如同硬幣的一體兩面,這也成為他們裹步難行的藉口。

但也有峇里島人告訴我,大部分峇里島人有多餘的閒錢會去買金器,因為在他們重大的宗教祭拜儀式上,很多人會盡可能多的全身穿金戴銀,以此展示自己。而疫情下,如果真的活不下,他們還可以變賣金器來度日。

不知道疫情何時結束,也不知道峇里島何時才能恢復往日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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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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