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監督、舉報充斥社會，中國人「無法相信他人」的同時也失去了「自信」

中國國學大師冉雲飛先生有一個觀點：中國人沒有信。也就是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感，所以中國人崇尚血緣和關係，關係越近，越值得託付。關係越遠，越要小心謹慎。

中國人為什麼會沒有信？一部分原因可以回溯到文革時期。共產黨最擅長的就是煽動群眾鬥群眾，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就是打著「打倒黑五類」的口號，對其他人進行監視和舉報，兒子可以檢舉父親，學生可以監督老師，不僅不會被認為是破壞人倫和信任感，還會為稱為是「大義滅親」的好人。這種監督和舉報文化，大大地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

監督的前提是，預設一個人有罪，以這樣的前提去觀察身邊所有人，其一舉一動都可能被按上罪名。可怕的是，舉報雖然是打著「創建和諧社會」的口號，實際上只是為共產黨剷除異議。

在中國，不被政府承認的家庭教會也被稱為「地下教會」，因為中國政府會特別安排臥底進入教會、探聽消息、調查教會代領人，所以「地下教會」都是偷偷聚會，不與其他教會聯繫。這樣的教會規模小，非常隱蔽，教會中大家都給自己取「教名」，而不直接稱呼本命，就是為了保護教會的會友。

在2019年，廣州市政府曾發通告說，鼓勵群眾舉報出境參加宗教活動的中國人，以及在華從事宗教活動的境外人士，舉報的獎金最多高達一萬人民幣，約當地最低工資的五倍。

舉報也被濫用為「打壓對手」的工具，只要是冒犯自己的人都可以舉報。在計劃生育時期，同一個單位裡，有人為了升職而舉報同事超生，被舉報的同事不僅丟工作，還被拉去強制墮胎。舉報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打壓手段，而中國政府最是樂見這樣的情況，因為人民之間失去信任，就無法團結，無法成大事，當局的統治也就更加牢固。

當「監督、舉報」充滿社會，中國人不僅難以相信社會上的其他人，也失去了「自信」。

所謂自信，就是自我保護的力量。中國人不能依靠憲法，因為共產黨凌駕於法律之上；中國人不能依靠武器，因為軍隊只聽命於共產黨；中國人也不能依靠自己，因為社會中的信任感已經被破壞，無人可信的情況下，自己是孤立無援的。所以，在面臨有失公允的事情時，中國人常常認為自己無力自保，所以選擇漠視不發聲。

前幾年有一個熱門社會議題：如果在中國的街道上看見一位摔倒的老人要不要扶？大部分人都是選擇漠視，而不是上前提供幫助。因為之前發生過類似事件，年輕人扶起了老人，卻被認為是致使老人摔倒的罪魁禍首，被老人家屬要求賠償，家屬的理由是「如果不是你犯的錯，為什麼要幫忙扶老人呢。」

前陣子有個熱門話題是：四川一老人摔倒，他大喊自己不會騙人，希望有人可以幫助他、扶他起來。當時確實也有女孩願意幫助他，但這個女孩在扶他之前，把自己的手機給了旁邊的路人，請路人錄下發生的一切。看到女孩幫助了老人以後，旁邊的路人才紛紛上前幫忙。

所謂的泱泱大國、禮儀之邦，連幫助一個摔倒老人都這麼困難，人與人之間連基本的信任都沒有。在中國「預設有罪論」的社會中，人們下意識就會覺得一個人有問題，很難相信無緣無故的善意。中國人沒有「自信」能在被敲詐時有效地保護自己，所以只能選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所以在中國生活會覺得格外不容易，不僅要塑造和維護自己「值得信任」的樣子，還要監督和偵查別人是否欺騙自己。

當然，就算是「預設有罪論」的中國社會也有很多值得信任的人，值得信任的中國人在經歷質疑過後，會用自己的好品行贏得他人的信心；反之，「預設無罪」的台灣和美國社會也有人鑽空子，這樣的人一旦被發現也會失去社會對他的信任，尤其在觸犯法律以後，則會受到制裁。中國和民主國家的區別就是，民主國家的政府期待「人民為自己負責」，讓社會自由調節成最適合本國人民生活的樣子，給人空間更好地尋求自己喜歡的生活，也給予人們極大的安全感讓人可以保護自己。而共產黨則希望把中國變成一個巨嬰牢牢控制在手中，人民式微，統治權則更加堅固，愚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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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