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欲建構「親清」型政商關係,不容許企業挑戰政府權威,而馬雲踩了紅線

習近平欲建構「親清」型政商關係,不容許企業挑戰政府權威,而馬雲踩了紅線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早在2013年馬雲即表達說過:「中國的企業家確實沒有好的下場。」這顯示企業家不可能挑戰黨國體制及其政策,然8年後此句話竟「一語成讖」應驗先前之預言。

近來,中國社會爆發諸多爭議重大事件,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案」,著名電商阿里巴巴集團及騰訊等各捐鉅額款項給慈善公益事業,及公布趙薇劣跡藝人事件。由於趙薇與馬雲關係頗為密切,這又引發海內外社會高度聯想。

而深陷中國監管風暴中心的馬雲,9月1日在浙江省平湖市現蹤,視察自家集團數位農業大棚,而阿里巴巴2日便宣布捐出人民幣1000億元,作為響應習近平號召「共同富裕」之助力。有關馬雲捐出鉅額慈善公益款項,是否與被政府監管有對價係,頗值關注。

這些看似獨立事件,似乎又隱藏錯綜複雜的政商網絡關係、權貴資本主義、經濟權力及政治權力間不當交換引發等問題。由於先前阿里巴巴集團,已涉及關聯企業上市案被臨時叫停,違反《反壟斷法》,攪亂教育秩序及主管牽涉性侵案引發企業文化質疑,阿里巴巴成為被黨國高層所關注企業,欠缺企業經營高度自主性。

無獨有偶,2021年8月阿里巴巴傳出主管性侵女員工,該名女性員工控訴主管涉嫌在其與客戶酒後被灌醉的情況下性侵,引發官媒《人民日報》旗下媒體帶頭圍剿其企業文化,批評「不要妄想像韓國財閥一樣操控一切,這裡是中國。」

中國官媒似乎有意無意塑造,在中國絕不容許企業家如同韓國財閥一樣,具有左右政局及社會之影響力。尤其是不當政商關係造成嚴重腐敗問題,往往侵蝕黨國體制統治及治理。

本來政商關係就是一項高度複雜而敏感的議題,既往諸多商人如黃光裕、褚時健、周正毅、牟其中等,皆因觸碰黨國體制之政治紅線,甚至因涉嫌經濟犯罪而成為「階下囚」。基本上,這種權力與資本、政治及經濟利益的不當結盟關係,影響正常經濟運作之機制。

建構親清型政商關係,不容許企業挑戰政府權威

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曾對政治與企業間關係,以非常形象話語「一直談戀愛,就是不結婚」加以概括。而中國地產企業龍頭大連萬達集團創始人王健林也認為,政商關係最適當距離狀態即是「親近政府、遠離政治」。言下之意是要支持政府政策,莫介入政治實質運作,避免政治流派間權力競逐波及企業實體經營運作。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曾說「與任何政府官員沒有任何私交關係,沒有密切的工作夥伴」;新希望創始人劉永好提出「我們有底線意識。做商人應該合法合規,不要做不該做的事。」

上述中國四位大企業家對政商互動關係的概括,也顯示出企業家的經濟自主性,是在對政治運作保持「不涉入」前提下,始能獲致。一旦企業家試圖挑戰政府政策及領導人權威,往往是「得不償失」。

2016年習近平提出所謂建構新型「親清」型政商關係,也是試圖排除企業家對黨國統治及政府治理之挑戰,尋找長期支持黨國政策及值得信任企業家。早在2013年馬雲即表達說過:「中國的企業家確實沒有好的下場。」這顯示企業家不可能挑戰黨國體制及其政策,然八年後此句話竟「一語成讖」應驗先前之預言。

2017年4月23日,身為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主席馬雲,在2017中國綠公司年會上指出,必須堅持新型政商關係,「既要清清白白,也要親親熱熱」,硬要將政商拉開距離,對社會並沒有好處;也要堅持「不行賄、不欠薪、不逃稅、不侵權。」

新型的政商關係、政企關係,應該是最大限度發揮出企業家精神,最大限度地發揮企業的創造型、能動性,政府要為企業發展給社會經濟做貢獻打造良好的環境;而反腐敗利於創建一個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

同時,馬雲提出政商關係在「扶貧」與「脫貧」作用及角色,宣無論是是扶貧或脱貧,企業家皆可大顯身手,在扶貧上政府責任為主、企業為輔;但在脫貧企業責任更大。尤其倡議「不行賄」,馬雲在2015年10月25日甫就任浙商總會會長,在第三屆世界浙商大會上發出「浙商永遠不行賄」的倡言,獲中紀委機關報《中國紀律檢察報》頭版刊發正面評論及肯定。

顯然,馬雲作為作為企業家採取「政治正確」路線,對黨國政策採取支持態度,無論是扶貧或脫貧政策、支持習近平的「反腐敗」運動。

中國政府鼓勵各地形成良性的營商環境競爭,2020年12月30日,「國家高端智庫」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中國城市政商關系排行榜2020」,對全國29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的政商關係進行評估。結果指出政商關係健康總指數前10名的城市是:深圳、北京、廣州、上海、濟南、東莞、珠海、青島、無錫、廈門。

其中2018-2019年東莞連續兩年蟬聯第一,深圳從2018-2019年第二名變成2020年第一名。前10名沒有一個西部城市,前20名只有一個西部城市,北方城市則為三個,此說明南方營商環境顯然優於北部,也更優於西部。

這樣明顯的東西、南北區域發展巨大落差,導致習近平所倡議「共同富裕」更難實現。

黨國控制企業,非企業影響黨國

2017年4月25日馬雲至聯合國日内瓦總部,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交流中,論及政商關係時提出「與政府相愛,但不要結婚」,並以阿里巴巴與政府的關係為例劃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政府給予發展空間:聚焦在消費者及小企業,計畫項目主要是來自市場而非政府;第二階段是創造政府理解阿里巴巴的機會:平均每個工作日100名官員來訪。第三階段向政府提出建議:給企業家發展留空間以建設未來商業的基礎設施。

然而,當馬雲聲望在如日中天時,2020年11月在外灘金融峰會上卻大肆批評監管機關,抨擊相關規定將讓科技創新倒退,顯然其發言激怒監管高層,成為中斷螞蟻上市、整改螞蟻集團的導火線。顯見,企業家公開批評黨國政策,存在非常大之經營風險。

基本上,黨國統治下政商互動關係,仍是政治主宰企業。

2021年7月,中國最大網路叫車平台滴滴被政府以違法蒐集個資罪名,市值蒸發200億美元;美團、拼多多等購物平台,因低價搶市被罰;高中以下教育市場規模約人民幣8000億元,被禁止再有公司上市融資,而新東方、好未來等已上市補教企業,股價全砍半。

2019年8月騰訊因政府出台《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提出控制新增網絡遊戲上網運營數量,騰訊股票應聲下跌4.53%。2015年初中國工商總局發文點名批評阿里系網購平台,導致短短四天阿里巴巴市值縮水370億美元。

而支付寶作為覆蓋中國社會5億民眾的巨型第三方支付平台,此龐大金融數據成為黨國治理金融安全與風險之監管挑戰。因為日本軟銀和美國雅虎是阿里巴巴的大股東,中國政府擔心國家金融信息安全問題。馬雲則宣稱「為了維護國家金融信息安全」,2011年時將支付寶從阿里集團剝離出來。

2019年1月7日,馬雲繼宣布9月不再擔任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後,再次出清手中所有淘寶股權,儘管宣稱「交棒給更年輕」,然而中國政府正介入阿里集團運作,其退出恐怕是「身不由已」或是為「明哲保身」所做之選擇。

2021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再出手打螞蟻,要將支付寶金流控制在政府手中,馬雲的金融帝國即將面臨拆解,甚至中國網上傳聞,馬雲將阿里10%股權無償捐給浙江省政府財政廳,被懷疑是為求保人身安全。螞蟻金服則在1月21日官網公告,指捐贈10%的股權無償劃轉給浙江省財政廳為一項「假消息」。

若是連結2020年11月阿里巴巴關聯企業螞蟻科技集團上市案,被臨時叫停,可謂是企業經營自主權降低;及2021年4月阿里巴巴集團因反壟斷調查,裁罰人民幣182.28億元(約合新台幣790.8億元);同時,5月創辦人馬雲等人創設的「湖畔大學」改名為「湖畔創研中心」,教育部宣稱企業培訓機構使用「大學」名稱「擾亂了教育秩序」。9月與馬雲交好著名藝人趙薇被公布為「劣跡藝人」,凡此,在在顯示中國政商關係盤根錯節,政府與企業關係存在不對稱的權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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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政府以共同富裕為名,行社會財富分配之實敲山

中共黨國以「共同富裕」為名大刀向內砍,處置若干不當政商關係及「不肖藝人」,如此兼具社會公平正義及財富重新分配策略,也使企業基於善盡社會責任及塑造公益形象經營目標,在「寒蟬效應」下積極踴躍從事公益慈善事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已經形成嚴重的貧富差距,無論是東部西部差距、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皆形成懸殊性發展,涉及所得分配吉尼係數越來越高,中國金字塔頂的富人、巨企約佔總人口比例僅1%,其財富卻佔總體財富14%。長期以往,國家治理若不在政策上加以限縮,此將危及社會穩定及發展。

基本上,中國政商關係仍是「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單一依賴關係」,「強政府、弱企業」關係形成一種「扈從性依賴」。

2021年8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政策,欲透過「三次分配」,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此項這政策提出不久,騰訊就領先各大企業響應,於8月18日宣布投入人民幣500億元(約2135億元新台幣),更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畫」。

隨後在2021年9月2日阿里巴巴宣布啟動「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動」,預計將投入1000億元(約4270億元新台幣)助力共同富裕,並設置專門的常設機構「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工作小组」,由集團首席執行官張勇親自擔任組長。拼多多也宣布投入人民幣100億元,啟動「百億農研專項」。

截至8月底,至少有73家公司,包含平安保險、美團,以及中國銀行都提到「共同富裕」。中國政府宣稱「三次分配」是立基於自願基礎上非強制的,透過國家稅收政策給予適當激勵,通過慈善捐贈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結構的補充作用。

「共同富裕」政策,鼓勵勤勞致富、創新致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強調:「不搞殺富濟貧」。

然而,根據9月8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評發表「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指出,南北經濟發展差距已「擴大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第一、二、三產業皆以南方地區發展快於北方,尤其2012到2020年期間北方第二產業的名義值「沒有成長」。

出口方面,南北差距則越來越大,目前80%以上在南方,北方只占20%。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南北差距已從20年前的1.56倍擴大到2.65倍。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從20年前的大致相當,擴大為目前30%,這些皆增加「共同富裕」在地區上實施面臨的障礙。

以性侵害事件敲山震虎,整頓企業經營文化

黨國透過媒體嚴厲批判不當企業經營文化及價值,傷害社會公共道德。屋漏偏逢連夜雨,阿里巴巴企業爆發主管性侵女職員案件,黨國官媒《人民日報》經營新媒體更是嚴厲批判,論點包括:

  1. 既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裡,更要「把資本關進籠子裡」,阿里巴巴企業對於惡性事件及當事人維權處理不力,未善盡保護員工責任。
  2. 「更不要妄想像韓國財閥一樣操控一切」,企業強勢形象及員工成為科技新貴,集中大量熱錢資本,導致一些互聯網企業及從業者過度膨脹自己影響力。
  3. 強調企業文化價值的重要,直指「越是擴張發展的企業,隱含的風險度越高」,應整頓職場上各類畸形公司治理文化、商業市場運作潛規則,畸形落後的酒桌文化破壞企業社會形象,嚴重衝擊公眾的價值觀和道德觀。

儘管阿里巴巴女性職員被主管侵害一案,看似企業單一個案,然而由於企業本身創辦人馬雲身份、企業剛涉及反壟斷法,導致此性侵案例惡化原本已企業形象相當受損的阿里巴巴。

事實上,在中國警方8日通報正調查此性侵案時,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兼執行長(CEO)張勇,9日凌晨即非常明快公布此事的階段性內部調查結果和處理決定。同時,零售事業群總裁與人事主管引咎辭職,也對首席人力資源官記過處分。

顯然,此件性侵案已非是單純個案而已,而是上升至公司治理、商場運作潛規則及企業價值、文化層次,甚至藉此壓制大企業的對政策之挑戰,避免其一再介入政策批判,從而影響黨國政策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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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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