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脫美入德」,把德國奉為新國家發展路線的「教師爺」

中國正在「脫美入德」,把德國奉為新國家發展路線的「教師爺」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共官方為何要進行天翻地覆的整改、整頓資本市場?吾人認為,從中國官方大力打擊資本遊戲的作為來看,中國的國家發展路線正進行大調整。「脫美入德」把德國當成是中國國家發展路線的「新教師爺」是可能的一種解釋。

文:林琮盛(政大國發所研究生)

8月29日,一名中國極左派人士李光滿的〈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文章受到中國主要官方媒體的轉載。有媒體稱,「中國官媒集中統一登出公眾號自媒體的文章十分罕見,顯然是新聞宣傳主管部門和網信主管部門的統一安排,由此形成了非常強勢的宣傳效應」。該動作一出,引發外界諸多揣測,習近平是否要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轍?

吾人認為,這樣的揣測並無事實根據,也無法和當年毛澤東發動文革相提並論。當年,號稱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發動文革,實則在「重新」奪回權力。但如今的習近平完全沒權力失落的問題。因此,無謂的政治揣測既無必要,也不符合當今中國現況。

然而過去幾個月以來,中共官方大動作進行全領域整改,範圍擴及文化娛樂業、補教業、房地產、線上遊戲、網路金融、電子商務等等,並大力宣傳「共同富裕」、民族工業等等,確實引發外界各種分析,也帶來市場的極大不確定性。

繼蘇聯和美國後,德國成為中國學習的新對象

我們該問的是,中共官方為何要進行天翻地覆的整改、整頓資本市場?吾人認為,從中國官方大力打擊資本遊戲的作為來看,中國的國家發展路線正進行大調整。「脫美入德」把德國當成是中國國家發展路線的「新教師爺」是可能的一種解釋。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國家發展的學習路線大致分成兩種。第一種是毛澤東時期的蘇聯路線,尤其是50年代,中國凡事以蘇聯為師,全面實行計劃經濟,透過國家資本主義,進行快速的工業化,把國有掌握一切宣傳為社會主義化。

第二種是從1979年到2008年,中國主要是以美國以英美為師,建立起一套市場經濟和相關的法律制度,並透過市場換技術與資本方式,建立起全世界上產業鏈最齊全的工業體系,躍居成「世界工廠」。過程中,中國同時學會了創新、企業家精神,建立起了對智慧財產權的認識。

然而,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後,讓中國的「美國模式」頓時陷入幻滅。次貸危機後的幾年期間,歐洲國家也逐一陷入債務危機、中東地區的社會革命浪潮四起,政權更迭不休,青年族群淪為最反政府、反社會的激進族群。

反觀中國卻仍維持成長態勢和社會穩定,並成功舉辦了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讓中國民間到官方開始質疑,美國路線是否值得中國仿效,並探索何種國家發展路線值得中國借鏡。到了2018年,美中貿易戰正式開打,更讓中國下定決心,遠離「美國路線」。

2015年,北京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践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就開始探討中國國家發展路線的調整研究。他所撰述的《中國經濟的未來之路:德國模式的中國借鑒》研究中,就是思索中國的「德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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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學習德國?

習近平當局認為,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體質已陷入了過度資本遊戲化的瓶頸,當市場資本主義的喧囂拉抬了中國GDP、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但社會貧富差距卻急遽擴大。

當習近平大力推動「脫貧」運動時卻發現,老百姓即便站上了生存線,但追不上貧富矛盾的嚴峻情勢,也激化了相對剝奪感(尤其是年輕人的)。中國年輕人的「躺平」和「內卷」文化成為習近平 「中國夢」的最大諷刺。

國際投資銀行摩根史丹利的統計發現,習近平掌權的8年期間,中國高低家庭收入差距從5倍擴增到6.2倍。換言之,習近平努力了快10年,中國人民並沒有享受「共同富裕」的果實,政商關係極為綿密的資本遊戲反而更猖獗地撕裂社會。反觀同樣是實行社會市場主義的德國,卻能在實行自由市場之際,仍持續維持效率和社會公平。

李稻葵在〈中國經濟改革可以研究借鑒德國模式〉一文提及:

德國自稱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其特徵是強調政府有限干預市場經濟,追求市場效率與社會公正之間的平衡。政府特別強調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對於那些容易帶來短期波動的部門給予嚴格的管制。

他指稱,德國對金融業的管制是非常嚴格的。其金融業的發展主要依賴若干穩健運營的大銀行,商業銀行在德國金融體制中的地位是絕對穩固的,運行也非常獨立,德國對它們的監管非常嚴格,並透過金融業嚴格控管房市、管制租金價格。房市不再是資本遊戲的喧囂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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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國家足球隊總教練,現身電動車的產線開通儀式,力挺德國電動車業

德國模式:金融體系要為實體經濟服務

對於德國模式給中國的借鏡,李稻葵下了一個結論:

地產和金融說到底是要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是為大多數民眾的福祉而存在的。金融不應該成為前蘇聯模式下的重工業自我迴圈,為了自身利潤而不斷發展。這也是美國的慘痛教訓。房地產更不能脫離實體經濟,成為財富升值的賭場。

無獨有偶,中共中央財經委辦公室經濟一局局長張曉樸也大力推崇「德國模式」。他在〈金融的謎題:德國金融體系比較研究〉中指出,中國金融應當捨棄美國化,走德國路線。理由是:中德兩國經貿體系類似,都重出口導向;其次,德國金融和實體經濟平衡,金融長期穩定。他的主張和李稻葵如出一轍:中國必須學習德國,金融體系要更為實體經濟服務。

在習近平主政下,中共官方開始出現「輕虛擬服務業、重智能製造業」的現象。如《華爾街日報》所觀察的,「習近平希望製造業挑起經濟大樑,而非網路科技巨頭」。習近平深刻認知到,高階製造業的強盛才能造就國家綜合實力的強大。因此,中國需要擁有最先進的半導體、電動汽車電池、商用飛機和電信設備,以保持中國的製造能力、避免去工業化,及實現不依賴外國供應商的自主性。

當中國政府在全領域監管,整頓消費者網路公司之際,仍繼續向製造商提供大量補貼和保護,併發出 「購買中國貨」的指令。望眼全球,德國正是全球頂尖製造業的翹楚。雖然在全球500強企業中,德國只有28家,但全球頂尖的中小企業當中,德國卻佔有48%。德國企業有99%屬於中小型企業,它們為德國提供70%的就業崗位以及90%的培訓機會。當中有很多是所謂的「隱形冠軍」。

中國為了趕超美國,不時通過收購德國隱形冠軍的手段,快速提升工業能力。2014年至2020年間,中國收購了約300家德國公司,其中有一些屬於隱形冠軍。中國為技術趕超歐美已經拉開帷幕,要在2025年前培育一萬家重點領域的「小巨人」,為關鍵領域及供應鏈上帶來突破,並減輕中美貿易戰造成的損失。這也是中國決心走「德國路線」的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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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製造業

中國借鏡德國模式,但德國對中國忌憚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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