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戎談《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不少瞬間的醒悟,是在實地考察時得到的

【專訪】張戎談《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不少瞬間的醒悟,是在實地考察時得到的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能在此時重新出版《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格外具有意義。這是我們認識強權鄰國成形的途徑,而且,我們也會在書中讀到,當兩個大黨在中國互鬥、牽引其他國家勢力介入的那些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本書不只是毛澤東的故事,也是重要的史料整理。

筆訪:犁客|文字:張戎

2005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英文版出版時,是英文出版圈、也是華文出版圈的大事。

彼時中國已經開始嚐到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從經濟市場的開放,似乎能夠預見政治環境的開放,在那個時刻,重新回頭檢視中國共產黨的創始經過、以另一種與中共黨史不同的角度敘述毛澤東生平,似乎非常合適。這本書那時在香港出版了中文版,反倒是在台灣出版時遇上一些波折。

過了十多年,中國並未如同世界希望或預測的那般逐漸開放,反倒越縮越緊,對香港的承諾已被輕易摧毀,新近的某些作為,感覺彷彿時光倒流了半個世紀。

因此,台灣能在此時重新出版《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格外具有意義。這是我們認識強權鄰國成形的途徑,而且,我們也會在書中讀到,當兩個大黨在中國互鬥、牽引其他國家勢力介入的那些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本書不只是毛澤東的故事,也是重要的史料整理。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由學者張戎及其夫婿喬.哈利戴(Jon Halliday)合著。出版之際,我們透過電子郵件越洋訪問張戎,收到相當詳盡的回覆。以下,是我們的訪問。

  • 問:《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裡最令我驚訝的可能是資料蒐集的狀況,最好奇的也是這個部分,例如您是怎麼知道楊開慧藏起來的那幾封信內容為何?許多資料可能是國共兩黨都祕而不宣的機密,您在尋找之前曾經聽說過嗎?或者,您怎麼知道要找那些機密呢?

答:蒐集資料,起源於腦子裡不斷刨根問底地問問題。比如說,毛澤東擊敗蔣介石後建立了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極權制度。這是一個事實,寫下來就行,也不必再搜尋史料。但我和喬想知道:毛究竟是怎樣建立蘇式制度的?他是怎樣跟史達林聯繫商討的?等等。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做了研究,了解到,1949年,為建立中共政權做準備,毛派劉少奇到蘇聯,兩個月中,劉跟史達林見面六次。

下一個問題來了:這六次談話中,他們都說了些什麼?我們就去尋找這六次談話紀錄。最後都找到了,原始來源都是莫斯科的檔案館。這些檔案館是有關毛澤東以及各國共產黨的史料寶庫,葉爾欽總統在1990零年代敞開了它們的大門。我的先生喬通曉俄文,多次在莫斯科查檔。

從這些談話紀錄中可以看到,毛要求史達林幫助他攻打台灣,史達林的反應,以及毛尋求同「大老闆」史達林分享全球「勢力範圍」的嘗試。

楊開慧的那幾封信,是我們在參觀她的故居時得知的。我問了導遊一個再自然不過的問題:楊開慧有沒有留下日記、信件等文稿?他們答道:有,還告訴我們:1982、1990年兩度修繕故居時,在牆壁的泥磚縫裡和屋簷下,分別發現了兩包用蠟紙包好的手稿。他們並且指給我們看藏手稿的地方。我們當然就去找手稿,找的過程中發現大部分沒有發表。研究毛澤東的專家、北京的李銳伯伯,給了我他得到的七篇影印件(這一點他在有人對他的錄像採訪中講到)。他沒有的一篇,我們也通過別的渠道找到了。

  • 問:在漫長的資料蒐集過程中,最令您難忘的經驗是什麼呢?最令您意外的搜尋結果又是什麼呢?您記得最早著手尋找的資料是哪一項嗎?

答:一決定寫書,就天天看資料,已經不記得那一份是最早的了。但我記得資料蒐集的一個重要突破點:我發現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時,中國各檔案館,包括專門收藏中共歷史文件的「中央檔案館」,都編輯、出版了以現代史上各個重要事件為題的文獻史料冊。《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中文徵引文獻書目」裡,含有全國各地的檔案館編印的數百冊史料集。僅中央檔案館編輯出版的,就有「長征」的、「西安事變」等多冊史料。

僅「長征」一題,紅軍經過的所有的省,都編輯出版了《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等史料集,內容主要是國民黨軍隊內部的來往電報。正是這些來往電報,最早使我意識到紅軍過大渡河時,其實並沒有受到國民黨軍的抵抗。後來加上其他資料,以及實地訪問,我們最終得出結論,著名的「飛奪瀘定橋」子虛烏有。

不少瞬間的醒悟,是在實地考察時得到的。比如,我們去看中共撤離紅區的「長征」起點:江西雩都河渡口。毛在那裡住了兩個月,從那裡過渡橋開始長征。在雩都,我們發現,毛的住處,與渡口一箭之遙,只需過街穿過一個城牆洞就到。霍然,我們明白了毛為什麼要來雩都,儘管他在這裡無事可做。聯想到來雩都之前,在中共領導打算從另一地點——會昌——撤離時,毛也曾去會昌住下。原來,他是要守在撤離的起點,以確保他能跟隨中共中央走。

長征前,毛在中共領導中失勢,同事們因為他老跟他們搗亂而想把他留下;如果留下了,毛就會遠離中共領導核心,還可能被國民黨打死。毛不願留下,同事們後來決定帶他走。在雩都,我們看得很清楚,不帶毛走其實辦不到,毛就守在長征起點,同事們無法強迫他留下,他們拿毛沒辦法。這些細節,使我們看到一個栩栩如生的毛,看到他是怎樣跟同事們爭權。長征中,毛最後擊敗同事們,奪取了中共領導權。這一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就此有了生動形象的開端。

  • 問:您大多會透過哪些管道尋找訪談對象?這些人的社經階級跨度極廣,當中是否有人曾經拒絕過您的訪談嗎?有的話,大多用什麼理由呢?訪問時如果受訪者感覺敷衍,您會怎麼說服他們呢?

答:我的《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書,奠定了採訪基礎。1990年代,《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在世界各國陸續出版,有相當的名氣,我們得以採訪國際政要和其他希望採訪的人。《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在中國雖然被禁,但受訪人也聽說過它,不少還看過。

在中國,尋找訪談對象,我們主要是通過朋友介紹,受訪者跟我們接觸後,通常會再給我們介紹別人。

在海外,我們擬了一張單子,是見過毛、或跟毛打過交道的人,我們尋找這張單子上的人。不少也是靠朋友。當時阿爾巴尼亞駐英國大使阿吉姆.法谷(Agim Fagu)是好友,他從前是籃球明星,曾多次訪問中國——文革中阿爾巴尼亞是中國的唯一朋友,他敘述的中國經歷令我們聽得津津有味。通過他,我們認識了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Enver Hoxha)的遺孀,以及其他高層人士,他們講了跟中國打交道的內情。

比如尼克森訪華後,霍查給毛寫了封長達十九頁的憤怒的信,措詞激烈地譴責毛,毛傷心地承認,阿爾巴尼亞取代中國成了「世界革命的燈塔」。我們得知,霍查其實並非真的憤怒,他純粹是為了向中國多要錢。而毛為了堵他的嘴,給了鉅款。其實中國給霍查的已經夠多了,在中國餓死人的時期,阿爾巴尼亞人不知食物定量為何物。(我和喬也成了為數不多的涉足阿爾巴尼亞檔案館的人。)

有一個總統,沒人介紹,是我自我介紹的。那次我和喬在香港,一天早上喬在看《南華早報》,看到剛果總統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在港的消息。毛澤東早就在努力進軍非洲,蒙博托見過毛,有不尋常的關係。喬對我說:「我們該找誰來介紹見蒙博托呢?」我說:「再說吧!我剛採訪了兩個月,累得要死,我得到美髮廳去。」

我剛在酒店美髮廳坐下不久,就從鏡子裡看見,個頭高大的蒙博托走進來了,坐在離我不遠的地方。我請理髮師把店裡的電話給我拿過來。在那個沒有手機的年代,座機由長長的線拖到我的桌上。我打電話給樓上房間裡的喬,叫他馬上把我們的一本小相冊拿下來,相冊裡是我們採訪部分國際政要的合影。喬一到美髮廳,看見一群非洲人站在門外,就明白了。進門把相冊遞給我後匆匆離開,回到房間興奮得在床上翻了個跟斗。

我在理髮師領著去洗頭時,停在蒙博托跟前,只見他脖子上圍上毛巾,額頭上一圈棉花條,頭上是吹風的大圓桶,不知是染髮還是做頭髮護理。我請他接受採訪,把相冊翻給他看。裡面的人他大都認識,只指著一名女子說:「這是誰啊?」那是菲律賓第一夫人伊美黛.馬可仕(Imelda Marcos)。(對她的訪問非常有趣,我在另一個答問中描述了,這裡不再重複。)

蒙博托答應受訪,叫他的隨身大夫給我打電話約時間。第二天早上電話來了,大夫說:「今天白天不方便,總統要修手指甲、腳指甲!」我們約到晚上七點,在他的總統套間。訪問完後,我們一塊喝剛果啤酒聊了一會天,我問蒙博托,酒店修指甲的美容師技術怎麼樣?他說不錯,並伸出手來給我看。那雙手據西方記者說,曾在晚宴上掐死過準備暗殺他的人。政敵那時是毛支持的。

蒙博托告訴我們,毛見到他時半開玩笑地說:「真是你嗎?蒙博托?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錢來推翻你啊,甚至要把你幹掉。可你還是活著。」蒙博托的敘述有會見紀錄佐證:毛提起他曾資助的蒙博托的政敵,說:「我們給他們錢和武器,就是他們不會打,打不贏啊,那我有啥辦法啊!」毛跟蒙博托和解了。毛大筆一揮,送給他一筆鉅款,還給他派了名按摩師,帶一名翻譯,每兩年換一次。

謝絕受訪的人不多,他們的名字也不會出現在書中名單上。謝絕的人絕大部分是大陸人,原因可想而知。如果受訪者在訪問時敷衍,我們絕不會去「說服」他們。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談得心甘情願,不願讓任何人為難。

  • 問:您在訪問與資料蒐集的過程中,有沒有出現過「答案與原先預期完全不符」的狀況?有的話,您接下來會怎麼做?

答:伊美黛.馬可仕夫人跟我們談了五個多小時,滔滔不絕。說得興起時,她說,毛笑著稱她為「老鄉」「湖南人」,對她完全信任。毛咳嗽起來,她從手提袋裡掏出一顆潤喉片遞給毛,毛接過來立刻就放進嘴裡。毛的這一舉動不符合他一向對安全的異常重視。如果屬實,我們一定會修正原來的結論。我們就去向毛身邊的工作人員核實。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絕不可能。我們分析認為,這些身邊人的話更可靠。

  • 問:從《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可以知道中共很早就開始自我宣傳(甚至利用了西方記者),《紅色滲透》一書也提到中共的「大外宣」可一路追溯到延安時期。從您蒐集的資料來看,您認為當時的媒體工作者(例如斯諾)是單純受騙?還是另有原因才做出那些報導?

答:中共從蘇聯那裡,拿過來了宣傳與控制這兩個利器,發展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斯諾等人受騙,是毫不奇怪的。當然,1930、1940年代,這些人對蔣介石政權失望反感,心理上也傾向於對中共抱好感。斯諾本人的具體情況,我沒有專門研究過,不能猜測。但我和喬訪問了同他一起見過毛的斯諾夫人路易絲(Lois)。我的印象是,她是個正直的人。她也曾為天安門事件的受難者大聲疾呼。

斯諾1972年去世後,她把斯諾的骨灰專程拿到北京去埋葬。被官方大肆宣傳的葬禮剛剛完畢,路易絲發現殷勤周到的主人馬上變了樣子。周恩來、江青設宴招待她,她坐在兩人之間。飯桌上自始至終,兩人隔著她對話,就好像她不存在一樣。周恩來不再像她一貫看到的那樣彬彬有禮。路易絲感到,從前的一切友好表示,都是為了斯諾的使用價值,斯諾死了,她沒用了,理也不用理了。

  • 問:您提過花了不少時間將史料整理得好讀易懂,您認為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最麻煩的是什麼?最有趣的是什麼?

答:史料太浩繁,訪問太多太有趣,新發現太多太有意義,要壓縮成一本書,非常不容易。推敲字句,是最大的樂趣。

  • 問:您的書寫領域常觸及到中國現代史中的爭議人物,而且您會找到截然不同的切入角度,重述這些人物的形象。在書寫之前,您是怎麼選定自己要寫哪些人物的?有沒有哪些人物是您想寫、但還沒開始寫的?

答:選擇傳主,取決於我的興趣。寫《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的時候,我對毛這個人發生了興趣,希望探索他的真相。寫《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和《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兩書,又讓我產生了了解真實慈禧的願望。在《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中描述折磨姥姥終身的纏足時,我驚奇地發現這個可怕的陋習,是慈禧最早頒發諭旨廢除的!這跟她頑固守舊又殘忍邪惡的名聲,是那樣不同。後來研究毛時,農家孩子毛澤東在清末民初享受的自由和機會,又讓我震驚而且感嘆不已。

毛和慈禧寫完後,我本來想寫這兩位之間的那個決定中國歷史進程的人:孫中山。寫到一定時候,我對孫的興趣減弱了,對他的妻子和其他宋氏姊妹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於是選擇這本書以宋氏三姊妹為主。但孫中山仍是傳主之一,蔣介石也是,他們倆還不時佔據舞台中心——這是因為他們是決策者,而我希望書中的人物的經歷,會同國家、歷史交織在一起。

現在,我對一兩個人物有興趣,但還沒強烈到想寫他們。我還在研究思考之中。

  • 問:是什麼讓您對書寫非虛構的現代歷史人物產生興趣?您喜歡哪些作家或作品呢?

答:我在英國約克大學所做的博士學位,是語言學。但我喜歡文學,包括非虛構文學。這類文學中早有巨匠,寫《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愛德華.吉朋就是之一。我最喜歡的非虛構文學作品,是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自傳《說吧,記憶》(Speak, Memory)。他的書帶給我莫大的閱讀樂趣。這次因病毒被關在家裡,我又讀了一遍他的著作。

  • 問:您曾經從事過許多不同工作,您的閱讀習慣是從小養成的,還是後來進入學院之後才逐漸培養的?有沒有哪本書或哪位作家讓您決定「我也要寫書」呢?

答:閱讀是我的從小的愛好,這跟父親的培養有關。書就像他的生命,他把所有餘錢都用來買書,書房裡的書從地板堆到天花板。小時候進他的書房看書就像恭敬地進入聖殿,要先洗手才能翻書,怎樣翻有許多考究,比如要輕輕地提起朝外的書頁一角,而不能在靠近裝訂的地方翻,以防書頁不小心撕破。

1966年我十四歲時,文革開始,所有的書都成了「毒草」,全國上下掀起燒書狂潮。我在《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書裡敘述了我父親的藏書被燒的經過,父親不可遏止的的極度痛苦,以致最後精神失常,我親眼目睹,刻骨銘心。

當時「紅衛兵」到處抄家、燒書,毒打家裡有藏書的人。人們怕抄家挨打,大多數人就把自己的書燒掉了,或者賣給廢紙店了。中國大多數人的家裡便沒有了書。我曾在一個親戚家住過幾個月,那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可是除了《毛澤東選集》和毛語錄,只有兩本書:一本是毛允許的蘇聯共產黨簡史,另一本是《新華字典》。無書可讀的煎熬,促使我把那本《新華字典》背了下來。

文革中,我卻也有幸讀了大量中外名著的中文版。那是因為我有個十三歲的弟弟,發現了一個買賣書的黑市,從那裡收集到的。讀這些書,我如饑似渴。

至於寫書,那是我童年的夢。但這個夢只是模糊的憧憬,待在潛意識裡。在我成長的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的作家大都遭到政治迫害,書和筆是危險的東西。我在1968年十六歲生日那天寫在紙上的第一首詩,就是在「造反派紅衛兵」闖進家裡抄家時,撕碎了沖下馬桶的。

可是寫作的願望依然存在。隨後無論是當農民,還是做電工,一支無形的筆,總會在腦子裡划來划去。

促使我拿起真正的筆的,不是書或作家,而是我的母親。1988年,我到英國十年之後,她來倫敦跟我住了六個月。那期間,她生平第一次講起了她和姥姥的身世,以及與父親的愛情生活。母親有說不完的話,離開英國時,留下六十個小時的錄音帶。她好像知道我從小懷著個不言的夢,在幫助我去實現它。我就是這樣動筆寫了《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

  • 問:從《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可知,毛澤東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一時霸主,除了極端自利的性格之外,國際關係及身旁自願或非自願協助者也有很大關係。依您觀察,現在的中國領導人有可能如此發展嗎?

答:對現在的領導人,我沒有做過研究,不知道他們可不可能把中國拉回到毛時代去。改革開放已經多年,很多人對毛的統治,特別是大饑荒、文革又還記憶猶新,要複製毛時代大概很難辦到。但是中國在朝毛時代那條路上走!這就已經非常可怕了。

本文經Readmoo閱讀最前線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