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戎談《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不少瞬間的醒悟,是在實地考察時得到的

【專訪】張戎談《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不少瞬間的醒悟,是在實地考察時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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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能在此時重新出版《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格外具有意義。這是我們認識強權鄰國成形的途徑,而且,我們也會在書中讀到,當兩個大黨在中國互鬥、牽引其他國家勢力介入的那些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本書不只是毛澤東的故事,也是重要的史料整理。

筆訪:犁客|文字:張戎

2005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英文版出版時,是英文出版圈、也是華文出版圈的大事。

彼時中國已經開始嚐到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從經濟市場的開放,似乎能夠預見政治環境的開放,在那個時刻,重新回頭檢視中國共產黨的創始經過、以另一種與中共黨史不同的角度敘述毛澤東生平,似乎非常合適。這本書那時在香港出版了中文版,反倒是在台灣出版時遇上一些波折。

過了十多年,中國並未如同世界希望或預測的那般逐漸開放,反倒越縮越緊,對香港的承諾已被輕易摧毀,新近的某些作為,感覺彷彿時光倒流了半個世紀。

因此,台灣能在此時重新出版《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格外具有意義。這是我們認識強權鄰國成形的途徑,而且,我們也會在書中讀到,當兩個大黨在中國互鬥、牽引其他國家勢力介入的那些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本書不只是毛澤東的故事,也是重要的史料整理。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由學者張戎及其夫婿喬.哈利戴(Jon Halliday)合著。出版之際,我們透過電子郵件越洋訪問張戎,收到相當詳盡的回覆。以下,是我們的訪問。

  • 問:《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裡最令我驚訝的可能是資料蒐集的狀況,最好奇的也是這個部分,例如您是怎麼知道楊開慧藏起來的那幾封信內容為何?許多資料可能是國共兩黨都祕而不宣的機密,您在尋找之前曾經聽說過嗎?或者,您怎麼知道要找那些機密呢?

答:蒐集資料,起源於腦子裡不斷刨根問底地問問題。比如說,毛澤東擊敗蔣介石後建立了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極權制度。這是一個事實,寫下來就行,也不必再搜尋史料。但我和喬想知道:毛究竟是怎樣建立蘇式制度的?他是怎樣跟史達林聯繫商討的?等等。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做了研究,了解到,1949年,為建立中共政權做準備,毛派劉少奇到蘇聯,兩個月中,劉跟史達林見面六次。

下一個問題來了:這六次談話中,他們都說了些什麼?我們就去尋找這六次談話紀錄。最後都找到了,原始來源都是莫斯科的檔案館。這些檔案館是有關毛澤東以及各國共產黨的史料寶庫,葉爾欽總統在1990零年代敞開了它們的大門。我的先生喬通曉俄文,多次在莫斯科查檔。

從這些談話紀錄中可以看到,毛要求史達林幫助他攻打台灣,史達林的反應,以及毛尋求同「大老闆」史達林分享全球「勢力範圍」的嘗試。

楊開慧的那幾封信,是我們在參觀她的故居時得知的。我問了導遊一個再自然不過的問題:楊開慧有沒有留下日記、信件等文稿?他們答道:有,還告訴我們:1982、1990年兩度修繕故居時,在牆壁的泥磚縫裡和屋簷下,分別發現了兩包用蠟紙包好的手稿。他們並且指給我們看藏手稿的地方。我們當然就去找手稿,找的過程中發現大部分沒有發表。研究毛澤東的專家、北京的李銳伯伯,給了我他得到的七篇影印件(這一點他在有人對他的錄像採訪中講到)。他沒有的一篇,我們也通過別的渠道找到了。

  • 問:在漫長的資料蒐集過程中,最令您難忘的經驗是什麼呢?最令您意外的搜尋結果又是什麼呢?您記得最早著手尋找的資料是哪一項嗎?

答:一決定寫書,就天天看資料,已經不記得那一份是最早的了。但我記得資料蒐集的一個重要突破點:我發現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時,中國各檔案館,包括專門收藏中共歷史文件的「中央檔案館」,都編輯、出版了以現代史上各個重要事件為題的文獻史料冊。《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中文徵引文獻書目」裡,含有全國各地的檔案館編印的數百冊史料集。僅中央檔案館編輯出版的,就有「長征」的、「西安事變」等多冊史料。

僅「長征」一題,紅軍經過的所有的省,都編輯出版了《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等史料集,內容主要是國民黨軍隊內部的來往電報。正是這些來往電報,最早使我意識到紅軍過大渡河時,其實並沒有受到國民黨軍的抵抗。後來加上其他資料,以及實地訪問,我們最終得出結論,著名的「飛奪瀘定橋」子虛烏有。

不少瞬間的醒悟,是在實地考察時得到的。比如,我們去看中共撤離紅區的「長征」起點:江西雩都河渡口。毛在那裡住了兩個月,從那裡過渡橋開始長征。在雩都,我們發現,毛的住處,與渡口一箭之遙,只需過街穿過一個城牆洞就到。霍然,我們明白了毛為什麼要來雩都,儘管他在這裡無事可做。聯想到來雩都之前,在中共領導打算從另一地點——會昌——撤離時,毛也曾去會昌住下。原來,他是要守在撤離的起點,以確保他能跟隨中共中央走。

長征前,毛在中共領導中失勢,同事們因為他老跟他們搗亂而想把他留下;如果留下了,毛就會遠離中共領導核心,還可能被國民黨打死。毛不願留下,同事們後來決定帶他走。在雩都,我們看得很清楚,不帶毛走其實辦不到,毛就守在長征起點,同事們無法強迫他留下,他們拿毛沒辦法。這些細節,使我們看到一個栩栩如生的毛,看到他是怎樣跟同事們爭權。長征中,毛最後擊敗同事們,奪取了中共領導權。這一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就此有了生動形象的開端。

  • 問:您大多會透過哪些管道尋找訪談對象?這些人的社經階級跨度極廣,當中是否有人曾經拒絕過您的訪談嗎?有的話,大多用什麼理由呢?訪問時如果受訪者感覺敷衍,您會怎麼說服他們呢?

答:我的《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書,奠定了採訪基礎。1990年代,《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在世界各國陸續出版,有相當的名氣,我們得以採訪國際政要和其他希望採訪的人。《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在中國雖然被禁,但受訪人也聽說過它,不少還看過。

在中國,尋找訪談對象,我們主要是通過朋友介紹,受訪者跟我們接觸後,通常會再給我們介紹別人。

在海外,我們擬了一張單子,是見過毛、或跟毛打過交道的人,我們尋找這張單子上的人。不少也是靠朋友。當時阿爾巴尼亞駐英國大使阿吉姆.法谷(Agim Fagu)是好友,他從前是籃球明星,曾多次訪問中國——文革中阿爾巴尼亞是中國的唯一朋友,他敘述的中國經歷令我們聽得津津有味。通過他,我們認識了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Enver Hoxha)的遺孀,以及其他高層人士,他們講了跟中國打交道的內情。

比如尼克森訪華後,霍查給毛寫了封長達十九頁的憤怒的信,措詞激烈地譴責毛,毛傷心地承認,阿爾巴尼亞取代中國成了「世界革命的燈塔」。我們得知,霍查其實並非真的憤怒,他純粹是為了向中國多要錢。而毛為了堵他的嘴,給了鉅款。其實中國給霍查的已經夠多了,在中國餓死人的時期,阿爾巴尼亞人不知食物定量為何物。(我和喬也成了為數不多的涉足阿爾巴尼亞檔案館的人。)

有一個總統,沒人介紹,是我自我介紹的。那次我和喬在香港,一天早上喬在看《南華早報》,看到剛果總統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在港的消息。毛澤東早就在努力進軍非洲,蒙博托見過毛,有不尋常的關係。喬對我說:「我們該找誰來介紹見蒙博托呢?」我說:「再說吧!我剛採訪了兩個月,累得要死,我得到美髮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