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打匈奴、一個打領主:為何英美「民主代議制」在中國幾乎不可能發生?

一個打匈奴、一個打領主:為何英美「民主代議制」在中國幾乎不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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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回歸英國立憲之時,約翰王大力徵稅後打了敗仗,被迫以《大憲章》限制國王的權力,這最後演變為英國民主代議制的雛形——國王想打仗,議院得同意。然而中國歷史上面對的是遊牧民族的侵略,蒙古鐵蹄都打到家門口了,議員們不可能還在辯論要授予皇帝多大權力調兵遣將。

英國的民主怎麼來的?讓我們回到大憲章的簽署現場。英國代議制民主的開始,來自貴族領主對限制國王徵稅能力的嘗試。

把時間倒流回西元1203年,無地王約翰顯然很落寞,他成功的把祖輩留下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爛。法蘭西的腓力二世高歌猛進,金雀花王朝在法蘭西大地上的領土分崩離析,安茹(Anjou)、阿基坦(Aquitaine)、諾曼第(Normandy)岌岌可危,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獅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的棺材板都快壓不住了。

如果亨利二世和查理一世死而復生,他們一定會拿劍追殺約翰王。

自從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打贏黑斯廷斯戰役(Battle of Hastings),奪取英格蘭統治權後,金雀花王朝就成為了一個橫跨英法兩地的龐然大物。這一下子讓歷史變得很尷尬,歷屆的金雀花王朝君主不但同時是英格蘭國王,又是法國的大領主。爵位一路傳到約翰王手裡,在與卡佩王朝的作戰當中,他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將手中的封地丟個精光,對金雀花王朝來講簡直是奇恥大辱。

為了找回面子,約翰需要重整旗鼓,再次拉出大軍,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收拾舊山河,殺回布列塔尼半島,烽火揚州路。

但是,打仗需要花錢

在歐洲中世紀史學家丹・瓊斯(Dan Jones)的書《金雀花王朝》裡,他這麼描寫約翰當年的窘況:「1206年之後,這些達官貴人,以及約翰本人的最高目標非常簡單明確:他們需要募集金錢。 為了維持僱傭軍和籠絡歐洲大陸的盟友們去反對腓力二世,約翰需要大量金錢。 這項任務對他來講,比對他的任何一位先祖都更為困難。」

丹・瓊斯接著說:「1207年,約翰正式開始努力徵斂這些資金。 他對全國的所有動產徵收了十三分之一的重稅,相當於每1馬克要繳1先令的稅。 這為王室的金庫徵集了數額驚人的款項:57425鎊,即兩年多的財政收入。」

和黃四郎把鵝城的稅收到90年以後比起來,約翰王的殘暴有過之而無不及。

約翰王規定繼承伯爵頭銜需要向國王繳納100鎊的「義務稅費」,有時候約翰心情好,價格會開到七倍以上。在臨近開戰之前,這筆費用已經高的嚇人。威廉・菲茨艾倫(William FitzAlan)繼承男爵頭銜時被坑了1萬馬克,倒楣的杰弗里・德・曼德维爾(Geoffrey de Mandeville)結婚時被國王勒索了2萬馬克,英國的寡婦如果不想要被強制改嫁,也要「進貢」給約翰王5000馬克表示維持獨身的誠意。

另外,國王喜歡舉辦「巡迴法庭」,到處參與法律判決,接著收取手續費。根據記載,有次約翰王一次向委託人收取了1000鎊與15匹馬的報酬,妥妥的一個明星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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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獵鹿的約翰王

對約翰王來說,這還遠遠不夠。他盯著猶太人的錢包,興奮的兩眼放光。1209至1210年的聖誕節期間,約翰王笑瞇瞇的找到猶太人,向他們攤派了6.6萬馬克的「特別稅」,同時,他向全國貴族宣布,大戰在即,心疼孩子的家屬可以向國王繳納一筆「免服役稅」,稅率高達每個騎士3馬克,這已經是歷史最高點。

藉由這種竭澤而漁的方式,到1212年時,約翰王可支配收入已經達到20萬鎊。在《孟子見樑襄王》裡,那句「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形容的就是約翰王這樣的人。

根據學者統計,經過購買力平價後,1270年的1鎊金幣價值2017年的729.38英鎊,這已經是一筆十足鉅款了。當年打仗不比現代,一架F-22造價可以高達1.38億美元,13世紀的20萬鎊現金已經可以讓約翰王組織起十分有威懾力的大軍。

國王信心滿滿的出發了,但其實打仗是需要一點天份的,可惜約翰王把自己一生的技能點數都點在財政上,像是橫刀立馬,魏武揮鞭這種事情,他真的不是很在行。法蘭西騎士們再次把約翰王的大軍圍毆痛揍了一頓。1214年的布汶戰役(Battle of Bouvines)約翰王慘敗,被迫簽下五年停戰協議,賠款6萬馬克。布汶戰役讓英格蘭欠下了巨額的負債,崩潰的英國貴族們於是決定政變。

打仗耗費鉅資,國王橫徵暴斂,讓這些本土「角頭」花錢贊助國王反攻大陸,他們當然不同意。在英國本土貴族的心中,法國的土地再怎麼樣都是金雀花王朝的私產,和他們無關。拿自己的錢財去為了國王在海外的個人財產拼命,怎麼樣都說不通。

因此他們把國王扣起來,讓約翰王簽《大憲章》。

《大憲章》限制了國王的權力,嚴格意義上來說,是限制了國王到處拉「免費贊助」的能力。以後國王要在海外用兵也不是不行,但是作為交換,貴族要得到一定的報酬。

這最後演變為英國民主代議制的雛形。國王想打仗,議院得同意。

英國民主的誕生,其實出於歷史的偶然

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

艾德・韋斯特(Ed West)在《1215:約翰王、貴族戰爭與大憲章》中說到:「美國憲法的起草受到《大憲章》的極大影響,著名的第五修正案便來自《大憲章》第39條:

無論何人,除非根據大陪審團的報告或起訴書,不得被判死罪或其他重罪……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為而兩次遭受生命或身體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

同樣,第六修正案,即「被告有權由犯罪行為發生地的州和地區的公正陪審團,予以迅速和公開的審判」,就基於《大憲章》的第40條。

至於寫出《自由的基因》的丹尼爾・漢南(Daniel Hannan)則解釋:「他們(清教徒)來到新世界,敏銳地意識到自身的權利也如英國人一樣與生俱來。 在起草殖民地憲章(最為有名的,比如《馬薩諸塞自由憲章》)的過程中,他們有意識地使用《大憲章》的語句。1638年,馬里蘭獲得許可,承認《大憲章》是本省法律的一部分。」

如今英美喜歡把民主掛在嘴邊,但無論是美國的新移民,還是英國本地的貴族,他們都不需要面對強大的草原敵人。說到底,這只是專屬於盎格魯撒克遜的幸運。

換句話說,這是歷史的偶然,並不是一體適用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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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王簽署《大憲章》

中國最後一次出現出現這種貴族掌兵,與皇帝分庭抗禮的狀態,已經要回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裡就曾介紹,當年由於戰爭的緣故,大量的流民拋棄田產,轉投世家大族門下尋求庇護,形成了「部曲」,也就是貴族的私人武裝。

司馬家要打仗,必須好聲好氣的找世家大族的領導人商量,因為皇帝用兵,必須仰賴於部曲的支援。

這也是為什麼宋高宗趙構明明已經很窮了,但拼死拼活都要親自由朝廷撥款,供給岳飛軍隊糧餉的原因。從古至今,財政權都是極權的重要保障。約翰王的悲劇就是他沒有能力在英格蘭建立高效的官僚體系,更沒有辦法依靠官僚集團和郡縣制,來完善稅收保障,使得他必須仰賴英國本土貴族的支持。

所謂吃人嘴短,拿人手軟,財政權的極限,就是王權的極限。

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假設一下,如果約翰王打贏,一同出兵的貴族軍事集團得到大量的戰利品,大概也就沒人願意造反,也就更沒《大憲章》什麼事了。

中國的專制,大多建立在「敵人是匈奴」這個前提下

中國和當時的英國不同,中國面對的是遊牧民族的侵略,這和國王拿錢去為了自己的領地打仗不一樣,這是民族存亡的嚴肅事件。踏錯一步,滿盤皆輸。

這造成的結果,就是利益集團空前的團結,人們空前的充滿「奴性」。正因為中國的專制建立在亡國滅種的危險上,所以逼的政府必須演化出一套超級高效的官僚體系和稅收系統,而這正是專制政治的本錢。幾個大軍閥把皇帝抓起來簽大憲章這種事情不可能在中國發生,因為大家有共同敵人。

如果美國人和英國人每天都要面對「五千貂錦喪胡塵」和「可憐無定河邊骨」,動不動就鐵馬金戈入夢來,誰能夠受得了限制王權的折騰。

要是蒙古鐵蹄都打到家門口了,議員們還在辯論要授予皇帝多大的權力調兵遣將,等得出一個結論,崖山之戰都打完了。

按照科幻小說《三體》作者劉慈欣的說法:「當人類真正流落太空時,集權只需要五分鐘。」在危險的環境裡,生存權比言論自由重要多了。

和中國相同,俄羅斯的歷史遺緒也造成某種程度上的制度慣性。

日本學者土肥恒之在《諾曼諾夫王朝的大地》一書中解釋了俄羅斯為什麼缺乏自由民主的基因:

俄羅斯的城市在『韃靼人的桎梏』時期,即蒙古人入侵之時,受到了極大的破壞。而從桎梏中解放之後所建的城市,又大多從要塞發展而來。

也就是說,這些城市的第一要義是軍事行政之城。城市的安全得到確保之後,商人們的往來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的軍事性,但這些城市裡是不會萌生自治與自由的。

飽暖思淫慾。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的時候,沒有人會剪刀石頭布,投票決定部隊要往哪裡走。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關山飛雪,烽火連城。戰爭是很花錢的。

《史記・平準書》記載,漢初的朝廷要養活百官所費大約在幾十萬石糧食左右,一石糧食的價格大約三十錢,就算以一百萬石糧食去計算,維持漢朝官僚集團正常運作的成本也不過就三千萬錢。而漢武帝時期,大將軍衛青兩次出擊,大敗匈奴,斬敵萬餘,北進百里,政府光拿出來賞賜將士的費用就高達二十餘萬金。

二十餘萬金,也就是二十余億錢。和養官的三千萬比起來,這個金額高的可怕。(郭建隆,《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2018)

為了要榨出更多的軍費,古代中國政府的手就得伸得特別長。桓寬的《鹽鐵論》記錄了漢代政府對於鹽鐵官營的辯論,除了壟斷貿易,漢武帝還鬻官賣爵,發行新貨幣,偷偷搞貨幣貶值,四處張羅戰爭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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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的張騫出使西域圖

覆巢之下無完卵,這個道理皇親國戚和市井小民都懂,因此在自身權益遭受損失時,他們的彈性會比英國的本土貴族還要大。所謂雷霆雨露,莫非天恩。要是中國面對的地緣環境是英國的地緣環境,結局很可能不一樣。

但無論是秦朝,還是隋末,如果統治者在沒有強大外力入侵的情況下貿然魚肉百姓,政權依然可能會被暴力推翻。

這似乎成為了統治階層與既得利益階層之間的默契:被統治階級出賣自由,換取保護,小橋流水,四季嫣然。

有趣的是,清朝末年面對強大的外敵,當中國自身單純的集權邏輯被打破,也就是依靠強大且成熟的官僚系統再也無法保護被統治階級的財產時,中華民國才成為可能。

《清帝退位詔書》裡說:「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兆民的好惡主要就是自身的人身安全與財產安全。至於是民主代議,還是專制獨裁,這不太重要;是知書達禮的君子代議,還是隔壁菜市場的王大媽代議,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必須議出一個對我有利的條件。打起仗來,過多的辯論反而是成本。英國在二戰時的軍事管制,可一點也不比法西斯寬鬆。

因此設身處地的思考,一如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裡的總結陳詞:「實際上,理智所認為惡者,若按自然整體的秩序和規律而言,並不是惡,其為惡是僅就我們的理智的規律而言。」集權到底是不是一種錯誤,這是一個迷失了焦點的問題。

集權是中性的,民主也是中性的。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與壞。在對的時間出現的制度,就是合理的制度。

我們是魚,混沌是我們的海洋。

這是我們唯一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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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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