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其人及其時代》:在哲學上,漢娜鄂蘭如何一直「忠於」她的老師海德格呢?

《海德格:其人及其時代》:在哲學上,漢娜鄂蘭如何一直「忠於」她的老師海德格呢?
Photo Credit: AP Photo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以哲學家的生平作為主軸,加入不同史實與二手資料補充,進而帶出哲學家的思想發展與流變。不管是深入研究海德格哲學,或者是要一窺哲學家跌宕起伏的思想和生活,這部作品絕對值得細細品味。

文:呂迪格・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想像自己是「更好的那個」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守護天使。她想要幫助他,保持他的生產力,布呂歇認同她的想法:「『何謂思考?』是對於神的偉大提問。那麼,幫助他提問吧。」

但是鄂蘭不僅幫助他提問,她還在哲學上幫助他回答。

根據艾丁格的說法,在一九六○年的哲學巨作《人的條件》德文版問世時,她寄了一本給海德格,並且隨信寫道,「如果我年輕時沒有跟著你學習……」就不會有這個作品。「它直接誕生於馬堡最初的那段日子,這一切幾乎在各方面都要歸功於你。」

艾丁格在沒有寄出的另一張紙片上發現漢娜寫道:「《人的條件》/本書的獻詞空了下了。/我該如何題獻給你,/我的知己,/我忠於/且不忠於的,/兩者都在愛中。」

在哲學上,漢娜如何一直「忠於」她的老師呢?

漢娜追隨海德格,而和哲學思想傳統革命性地決裂,她堅持認為,人和世界的關係基本上不是認識的、理論性的,而是操煩的、行動性的,而這種行動同時是個開啟的事件,一個真理事件。對海德格和漢娜來說,海德格所謂林間空地的敞開是此有的內在目的。但是和漢娜不同的是,海德格把這種敞開性(Offenheit)和公共領域(Öffentlichkeit)區分開來。

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主張說:「公共領域使一切黯淡,並使得遮蔽的東西冒充為熟知且可及的東西。」(SuZ, 127)在公共領域中,此有往往會被「常人」統治:「每個人都是他者,沒有人是他自己。」(SuZ, 128)眾所周知,海德格這種以「屬己性」對抗這種公共領域。

如同海德格,鄂蘭也沿襲了這種敞開性的想法,但是她想要看到這個潛在的想法在公共領域裡實現。她並不指望它是基於個體和它自身的關係轉變,也就是說,不是海德格式的屬己性,而是基於多元性的意識,也就是認為我們的在世存有意味著,可以和「許多人」共同分享並且塑造一個世界。人們唯有認真對待多元性的經驗,才會有敞開性。一個誤以為自己是真實的思想而詆毀「眾人」,並且不接受多元性的挑戰,然而這種多元性是人的境況不可或缺的部分。

這種思想不以複數談論人,而是以單數,對漢娜而言,這是哲學對於政治的背叛。如同海德格,漢娜也在古希臘尋找她的所指(Gemeinte)的原初場景。海德格找到的是他的柏拉圖的洞穴寓言,鄂蘭找到的是修昔底德(Thukydides)傳下來的希臘民主觀念:

「在(他們)不斷重新開始的對話中,希臘人發現到,我們會以無限多的不同的立場去觀察我們共有的世界,而對應到有各種不同的觀點……希臘人學會了理解——並不是把彼此理解為個別的人,而是以他者的立場觀察同樣的世界,並且以不同且往往對立的觀點去看同樣的東西。修昔底德在他的演說裡解釋了相互鬥爭的黨派的立場和利益,這場演說是活生生的證據,說明這些爭端具有極高的客觀性。」

我們可以說,漢娜為柏拉圖洞穴中被束縛的人的洞穴空談(海德格)平反。對她來說,根本沒有柏拉圖式的完美真理之光或是海德格式的從存有者到更加存有的提升。只有對共同世界的多種觀點和可以處理這種多樣性的不同能力。影射海德格對於公共領域中的閒談(Gerede)的期期以為不可,鄂蘭在一九五九年於萊辛(Lessing)的演說中說:「如果人們不反覆地討論世界」,那麼世界就會是非人性的(unmenschlich)。

為世界賦予海德格也想要的那個敞開性的,不是屬己性,而是「與他人共同行動的精湛技藝」。

在真理的問題上,漢娜從海德格那裡學習了不少,而且更上層樓。她延續海德格把真理作為無蔽(Unverborgenheit)的想法,海德格認為真理事件主要在人和物自身的關係進行,而她則是在人與人之間發現真理發生。只有在人類共同生活的悲劇和喜劇裡,無蔽的真理概念對她而言才可信。真理的原初場景是在社會的競技場上演。鄂蘭說:「在行動和說話時,人們揭示自己是誰,主動展現其本質的個人特性,彷彿踏上世界的舞台。」

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具有舞台的特性,因此顯現的整個世界也可以成為他們的舞台。只是因為他們能登台並表現自己,所以他們覺得自己與自然的關係也沒有不同,也想「展示」自己。甚至柏拉圖的朝向純粹理型的提升,也和顯現以及登台的集體遊戲密不可分,因為這些理念應該在哲學家的內在舞台被觀看。

鄂蘭所說的「世界」,意味著這個舞台式、社會的、敞開的空間。世界在人與人之間敞開,不該把它理解為一切事物、人及事件的總和,而是人們相遇、萬物對他們顯現的處所;最終,人們創造某種大於個人活動總和的結果。在告訴海德格說她要寄贈一本《人的條件》的信中,漢娜也提到了這種「居間」:「如果我們之間發生的是正當的——我指的是『居間』,既非你也非我——那麼我會問你,我可不可以把這本書題獻給你。」

無論如何,漢娜感覺到,在這個關係當中,只有她對於海德格的全心奉獻,或者是他的自我主張,才是可能存在的。在這樣的關係中,他們之間的世界必須被燒毀。沒有自由相遇的空間,太多未做、未說以及未注意的東西。

鄂蘭在她的《人的條件》裡探討的問題是,這個「世界」如何保護這個「居間」(Dazwischen),以及世界如何在個人生活以及歷史的尺度下被摧毀。她區別了「勞動」、「生產」和「行動」。在這裡,她也沿襲了海德格,把在世存有設定為不同活動的各種階段,人們在不同階段多少會走向自由,從而創造敞開的預設。

依照鄂蘭的理解,「勞動」僅用於生物性的生計所需。在這裡,人建立了他和自然的物質交換。勞動和休息,勞動和消費按照一定節奏在交替,嚴格來說,它們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並且就像出生和死亡一樣,包含在物種的生命週期當中。人在勞動中消費自然,並且在勞動中消耗他的生命。它不會產生持久的結果,勞動並不是真正的「建構世界」。

「生產」則不同。在這裡,產生手工或是藝術的的產品,都超出了單純的生活實用的範圍:它是不能直接被消費的對象。設備、建築、家具和藝術品等世代相傳的東西。一個物品持存得越久,它所要成就的活動就越具有「世界性」。生產過程是線性的,指向一個外在目標。因為被建立、設置、製造的東西,都要求它在世界有一席之地,然後,它們屬於人們為了在他們生活的半路上尋求支持、居所和關係創造的固定架構。這裡推動的不僅是生計,更有需要,在出生與死亡之間,為非永恆的此有創造持續的元素、超越時間的元素。這種需要也在此處推動著。

「行動」比「生產」更持續地把人從自然生長循環裡突顯出來。行動(Handeln)的希臘文是「praxis」,如同亞里斯多德定義的,行動是人類自由的自我表現和表達,而不同於「生產」,它的希臘文是「poiesis」。在行動中,人們展現自己、展示他們是誰,以及他們想做什麼和想成為什麼。行動是發生在人們之間不直接服務於勞動或生產的一切。行動構成了世界的劇場,因此在舞台、也就是世界上行動著的有:愛、嫉妒、政治、戰爭、對話、教育和友情的戲劇。

唯有因為人是自由的,他們才能行動。各種交織的行動的多樣性,產生人類現實的混亂,因此,人類歷史並不遵循任何可預測的邏輯。歷史不是被「生產」的,也不是「勞動過程」:它根本不是一個過程,而是透過行動的人互相衝突的多元性而產生的不連續事件。人類製造了機器,並用它們工作,但是不管是個人還是集體的歷史,都不是一部機器,

儘管不乏把歷史轉變為機器的嘗試。海德格和他的存有歷史屈服於這種誘惑,要在時代的紛亂背後找到屬己的邏輯,鄂蘭在她的遺作《精神的生命》(Vom Leben des Geistes)的第二卷裡談到這個猜測。她把海德格列在「專業思想家」的那群人,他們不滿足於自由以及他們「必然的偶然性」,他們不想「為可疑的、自發性的善付出偶然性的代價」。

從「自然過程的觀點」和「似乎清楚規定著世界進程的自動過程」,行動看起來「像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或一個奇蹟」。行動意味著,開創(Initiative)。開端(Initium)——開始(der Anfang)。

從大屠殺裡倖存的漢娜,在《人的條件》裡開展出了一種有開創能力的哲學的宏偉輪廓。這個哲學流露著她對於海德格的愛。當海德格走到她在馬堡的閣樓,他就藉著寫下了朝向死亡的先行而得到他的屬己性哲學。從死亡中逃脫的漢娜,像戀人一樣,以朝向開端的先行、有開創能力的哲學,補充回答了他。「拯救世界,也就是人類事務的領域,使其免於正常狀態的、『自然的』毀滅的神蹟,歸根究底,其實就是生命誕生的事實,就存有學而言,行動的能力正是植根於此。換言之,那是嶄新的人和嶄新的起點的誕生,是他們與生俱來的行動能力。」

這是對海德格的死亡哲學令人印象深刻的回答,這種「出生的哲學」也知道憂懼的情韻,但是它更知道降生於世的喜悅。鄂蘭從有開創能力的哲學裡發展了她的民主概念。民主保障了每個人在相互共在當中有機會確立自己的開端;民主是個學習和不一致共同生活的艱鉅任務。因為如果我們想在一個共同的世界相遇,或甚至取得一致,便會經驗到我們每個人都是來自不同的起點,並會停在各自的終點。

民主是藉由大家願意不斷重新討論共同生活的問題而承認了這種經驗。但是無論是個人或是集體的新開端,唯有具備兩個條件才可能:承諾和寬恕。我們透過行動開啟了我們無法負責的過程;我們設置於世界的,總是無法撤回而且不可預測的東西。「從不可逆性的困境——人沒辦法改變他所做的事,雖然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在做什麼——解脫出來的方法,就是寬恕的能力。」

漢娜承諾自己,要堅持守著海德格。但是她之所以可以這麼做,只因為她有能力原諒他。

但是他一再為她帶來困擾。

一九五五年,鄂蘭返回德國時,她沒有去拜訪他。她在給布呂歇的信裡寫道:「我沒過去,似乎是海德格和我之間的默契。」鄂蘭應邀出席剛在德國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新書發表會。這時候她已經是個大明星了,她知道,如果她不能在百忙當中全心全意地關注海德格,他很快就會注意到。鄂蘭的德國行其實是個凱旋遊行。一位自豪的猶太女性回來了,她回顧本世紀的極權主義誘惑,尖銳地批判當時的德國官員。

「自願潛入一個超人的、毀滅力量的過程中,似乎瓦解了社會中預定功能的所有連結,並且從毫無意義的平庸裡擺脫糾纏。極權主義對於這些人的吸引力一直在於……一種看起來矛盾的聚合物,『滌除』一切深思,一種完全獸性的行動,相信一種人類知性無法理解的壓倒性力量,相信一種完全殘暴的必然性。」

這種說法必然重重打擊了海德格。他可能只是翻看了這本書,那段關於「暴民和菁英之間的聯盟」的引述,在公共領域裡引起軒然大波,當然海德格也不能漏掉那些段落。自從尼采演講課以來,他也同意那本書裡的基本思想——種種極權主義體系的相似性和可比較性。儘管如此,他必然尷尬地想起,戰爭剛結束時,他如何為國家社會主義辯解,認為他們試圖拯救西方免於共產主義的危險。漢娜這次沒有去找海德格,可能是因為她預期海德格會因為這本書而惱羞成怒。

一九六一年夏天,鄂蘭以記者身分參加了艾希曼(Eichmann)審判,她的報導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其中描述猶太組織也涉入其中,這一年鄂蘭再度來到德國。與此同時,她的哲學代表作《人的條件》也在那裡出版。她中途也在弗萊堡停留。「我寫信給海德格說,我哪時會在哪裡,他可以找到我。但是他沒有回應,後來我也沒有留意,因為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在城裡。」

依據艾丁格的說法,她受邀參加弗萊堡法學教授凱瑟(Kaiser)的聚會,她提到想要見到學生時期就認識的奧伊根.芬克(Eugen Fink)。但是他「粗暴地」拒絕了邀請。她知道是海德格在暗地裡搞鬼,他唆使芬克因為她而拒絕邀請。

三個月後,她寫信給雅斯培說:「海德格,對,這是個很氣人的故事……我的解釋……是,在去年冬天我第一次寄給他一本我的書……我知道我的名字在公共領域出現、我寫書之類的,讓他難以忍受。我這一生好像都都在欺騙他,一直都是,假裝這些都不存在,假裝我連數到三都不會,除了對他自己的事情的解釋;因為當我表現出我可以數到三或甚至是數到四,他就很高興。現在這種欺騙對我來說突然變得無聊,我受到嚴厲的批評。有一瞬間我很生氣,但是現在我完全不氣了。我認為那是我活該,不管是欺騙或突然中止了這個遊戲。」

過了五年,海德格再度寫信給鄂蘭,祝賀她六十歲生日。根據艾丁格的說法,隨信附了一張托特瑙山的風景明信片,以及一首以秋天為題的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海德格:其人及其時代》,商周出版

作者:呂迪格・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
譯者:連品婷

  • momo網路書店
  • Pubu電子書城結帳時輸入TNL83,可享全站83折優惠(部分商品除外,如實體、成人及指定優惠商品,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臺灣首本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傳記

「這部關於海德格的作品,既沒有忿忿不平,也沒有小學生一般地低聲下氣,而只是自遠處而觀之:關於種種臆測,他存而不論,他批評但不貶損,他諷刺但不嘲笑,只是雙手一攤說:就是這個樣子。」
——《時代周報》(Die Zeit

生命、哲學、二十世紀——薩弗蘭斯基以他聞名全球的海德格著作為二十世紀作傳。這部作品也是一幅花團錦簇的哲學年代的肖像畫,對於思考、生命和政治糾葛的關係的深刻反省。

作者筆下的海德格是來自鄉村的樸實孩子,才華橫溢,直率好戰,不留情面,自視甚高又容易受傷,哲學地下國王而又孩子氣,既有魅力又熱情洋溢,野心勃勃想當哲學的救世主,卻又孤獨地走向萬里無寸草處。

薩弗蘭斯基對於哲學家和他的時代的思想史如數家珍,既深入淺出地鋪陳海德格的哲學發展梗概,又充滿洞見地剖析自世紀之交到一九六○年代初期詭譎多變的思潮,儼然是二十世紀哲學的全景圖:尼采、狄爾泰、柏格森、李克特、布倫塔諾、胡賽爾、韋伯、佛洛伊德、湯瑪斯‧曼、穆齊爾、卡爾‧巴特、曼海姆,那是那個時代的思想背景;卡西勒、謝勒、布爾特曼、雅斯培、鄂蘭、沙特、馬色爾、阿多諾,更是上演著相互輝映、機鋒處處的思想激盪。

本書以哲學家的生平作為主軸,加入不同史實與二手資料補充,進而帶出哲學家的思想發展與流變。不管是深入研究海德格哲學,或者是要一窺哲學家跌宕起伏的思想和生活,這部作品絕對值得細細品味。

海德格立體書封
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