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六四最好的紀念不是「封神榜」,而是老老實實地寫出各自的「懺悔錄」

對六四最好的紀念不是「封神榜」,而是老老實實地寫出各自的「懺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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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所有的「六四」學運領袖中,可能只有劉曉波寫下了這樣的懺悔。然而,很多六四參與者撰文對劉曉波發起惡毒的攻擊:他們認為,這不過是劉曉波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並且是在幫助官方「抹黑」學運領袖和知識精英。

不能直面失敗,就不能贏得勝利

我在中國的時候,每年的六四紀念日通常是沒有自由的,或被國保軟禁在家,或在國保的陪同下「被旅遊」,只能通過寫文章的方式紀念六四。

當我離開中國之後,在自由的美國有了紀念六四的自由,但我參加了一次此類活動之後,就不再參加了。因為,我在此類活動上聽到的,永遠是千篇一律的豪言壯語、慷慨激昂,恨不得「壯志飢餐中共肉,笑談渴飲屠夫血」,那一刻,人人都變成了英雄豪傑,彷彿共產黨已經被他們打垮,他們即將打包行李回到中國,「皇帝輪流做,今日到我家」了。

在「2021年六四32週年全球網絡視頻紀念大會」上,當年被共產黨歸入六四黑手行列的蘇曉康,說了一通不一樣的、難聽的話。他指出:「30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義,第一是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二是為討公道而釐清罪責,三是為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 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顯示自己當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責任,其做法無非是曲解歷史、掩蓋真相。」

蘇曉康指出,許多人的說詞,還是30年前的,如「八九」引發了「蘇東波」、屠殺暴露了共產黨的殘暴,後一句幾乎是「兒童話語」。而如果是當年的參與者,至少也50歲以上了吧。

30年歲月未能喚醒幾人,他們都曾是中國最優秀的學生,卻情願被私利綁架,到死都不會說一句誠實的話,跟鄧小平一樣油滑。他直接點名對其中的若干人物提出嚴厲的追問: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30年,這輩子何顏以見江東父老?

蘇曉康認為,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必須承認六四是一場失敗的民間反對運動。而六四並不必然是失敗的結局,抗爭者在此過程中犯下了種種錯誤。

六四的失敗,後果非常嚴重,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六四亡靈至今不得昭雪,長安街血跡未乾,天安門母親至今追討公義不成;

第二、中國文明曾有的千載難逢的變革機遇被斷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遠消失,中國人為此將付出的代價,幾百年後才看得清楚;

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國由一個邪惡制度主導而崛起,以全球化擊敗西方文明,對世界的影響無法估計;

第四、中國的崛起,令中華民族付出環境和道德兩大代價,幾代人都無法挽回。

這是我看到的六四的參與者中,極為罕見的反思與自我反思。當然,此前並非「沒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劉曉波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早已有了深刻的懺悔。他嚴厲地自我剖析、究責與悔罪,那內心的磨難與激烈拉扯,他毫不留情地揭露知識菁英的怯懦無能、批判學生領袖的爭權與功利,他那通透赤裸、痛苦撕裂的直白描述,刻畫出迄今最詳實、最撼人心弦的一部六四回憶錄與懺悔錄。

作家査建英寫道,在所有的「六四」學運領袖中,可能只有劉曉波寫下了這樣的懺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燈下嚴厲審視,分析自己的複雜動機:道德激情、機會主義、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渴望。」

然而,很多六四參與者不僅不願像劉曉波這樣懺悔,而且還撰文對劉曉波發起惡毒的攻擊:他們認為,這不過是劉曉波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並且是在幫助官方「抹黑」學運領袖和知識精英。

如今,蘇曉康所提出的意見,同樣不被接納。很多人給出相當負面的回應,很多人根本就掩耳盜鈴,實在讓人遺憾。不能承認和直面失敗,如何能夠贏得下一次戰鬥的勝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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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從封神榜到懺悔錄

30多年來,海外紀念六四的活動,多多少少淪為封神榜,很多根本沒有參與過六四的人物也在爭奪話語權。掌握了一定話語權的人,則不斷誇大自己在八九學運和民運中的作用和地位。然後,永遠將自己定格在那個輝煌的歷史時刻,享受那種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美妙感受。

對六四最好的紀念,不是各自寫一部封神榜,而是老老實實地寫出各自的懺悔錄,不要讓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成為廣陵散般的絕響。

六四無疑是一場慘敗。即便是蘇聯東歐的劇變,也不根本是中國抗爭者的功勞,不能自欺欺人地貪天功為己有。東歐各國的民主運動從一九五零年代開始就前赴後繼、不絕於縷。而中共的六四屠殺,並沒有讓東歐的獨裁者們望而卻步,東德和羅馬尼亞共產黨的高層都曾第一時間飛到北京來取經。他們未能複製六四屠殺的經驗,乃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軍隊和警察已經不聽使喚了。

六四的慘敗,後果確實非常嚴重。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六四是其野蠻崛起的起點,它意識到在中國,統治合法性不是靠選票和憲法,而是靠暴力和殺戮。其建構天下帝國也要用同樣的手段,所以同樣的暴政和屠殺如今施施然地發生在香港。

其次,對於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來說,對當時的表現的自我反省是必須的。當年,在相當意義上,反對者與反對的對象是精神同構的:學生與軍人唱同一首歌——《血染的風采》、《國際歌》;決策過程是非民主的,鄧小平在家中召集元老會議罷免趙紫陽並決定開槍,而廣場上少數幾個人就可以推翻高自聯關於撤出廣場的決議;學生將污染毛澤東像的湖南三勇士扭送公安局,此行為之惡劣跟共產黨如出一轍,迄今為止,整個過程沒有多少人站出來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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