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基本工資（最低工資）長期停滯不前，以至於政府需要將其提高兩到三倍才能滿足生活成本，或趕上包括27個歐盟國家在內的其他發達經濟體。

台灣勞動部曾表示，將於2021年10月初召開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會提出比2021年0.84%更大的工資成長。新聞報導指出，基本工資至少可能增加5%，從2021年每月24,000元增加至25,200元。

但台灣工會呼籲將基本工資提高到至少新台幣26,000元，他們說這樣才能彌補2021年那次僅有新台幣200元的微不足道調漲。 在本月早些時候的一次集會上，他們也提醒蔡英文總統她曾作出的承諾——在她的任期內將基本工資提高到新台幣3萬元。

然而，工會的提議仍然達不到勞工的需要。即使政府同意，26,000新台幣也只能勉強滿足台灣的基本生活開支。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非常需要在未來幾年內，實施逐步提高基本工資的計劃。

在之前的文章，我將台灣與韓國進行了比較，以解釋台灣基本工資停滯如何導致經濟不平衡。在韓國，基本工資與出口並駕齊驅，甚至領先於企業利潤和房價飆升，但在台灣卻恰恰相反。基本工資落後於出口、利潤和房價，導致經濟不平衡——所有行業的工資都變得太低，無法趕上天價的房價。

在本文中，我將台灣與歐盟27個國家進行比較，說明台灣的工資如何落後於歐洲國家。

下圖顯示，自1995年（可獲取最早資料時）以來，這些國家的總工資（或勞動報酬）一直高於其總利潤（或總營業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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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工資總額曾經是超過利潤總額的，但這在2002年發生了變化，自此企業利潤成長到超過工資的程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台灣的基本工資在1997年至2007年持平（主要是在陳水扁和馬英九任總統期間），導致工資落後於利潤，即使企業利潤仍繼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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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歐盟27國的工資佔GDP的比重，也一直高於利潤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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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台灣，情況並非如此。自2002年以來，利潤份額反而超過了工資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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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歐盟27國在2020年的工資份額為48.81%，甚至高於1995年的48.41%。因此，歐盟27國的經濟回報正在以更公平的方式回歸勞工的工資，但台灣的情況正好相反，企業讓利潤至上，而讓勞工的工資萎靡不振。

此外，在這些歐盟國家，工資通常與利潤同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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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自1995年以來，利潤成長反而超過工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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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不平衡。在1995年之前，台灣的工資成長實際上與利潤成長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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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並回顧到1981年的資料時，比較可獲得資料的歐盟國家包括（丹麥、法國、芬蘭和挪威），也可以再次看到，過去30年中，這些國家的工資份額徘徊在50%至5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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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工資份額曾一度高於利潤份額，但在過去20年裡，比例反而下降到只有4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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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歐盟國家的勞工在企業獲得利潤時，得到了更公平的回饋，台灣企業則是為自己留下了更多的利潤。

如果台灣工資以歐盟國家的速度成長或與利潤持平，會是什麼樣子？

如前面所示，歐盟27國今天的工資份額高於1995年的水平。如果台灣2019年的工資份額至少與1995年持平（50.15%），而不是更低，那麼台灣的工資總額會增加了1兆1731億新台幣（42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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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台灣私人企業從業人數為812.9萬人。如果將這1兆1,731億新台幣返還給這些勞工，平均每位勞工每月將額外獲得7,981新台幣（約289美元）。這將使2019年的最低工資由新台幣23,100元提高三分之一，達到新台幣31,081元。

如果工資總額按照台灣企業的利潤率成長，總工資將再增加新台幣1億3,891億元（500億美元）。這將使每個勞工每月額外賺取新台幣26,639元，並使基本工資增加一倍以上，達到新台幣49,739元。換句話說，在現今的制度，台灣勞工每個月少了應得工資的一半。

這樣做，其實如同「薪資遭竊」，勞工本應享有的工資，卻被企業剝奪。然而，多年來政府在提高基本工資方面無所作為，台灣的企業似乎獲得了豁免證，不斷的壓低該付給員工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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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如果台灣的基本工資在過去20至30年間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或以利潤的速度成長，那麼基本工資可能是今天的兩倍，或與韓國2022年基本工資1,914,440韓元持平（新台幣49,4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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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各行各業，哪些利潤份額高於工資份額？

根據統計，台灣一半以上的勞工，皆受僱於利潤份額高於工資份額的行業。這表示他們的薪酬過低，並且有很大的加薪空間。

在金融及保險業和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行業中，工資份額往往高於利潤份額，這些部門的勞工也享有更高的工資——2020 年平均分別為63,726新台幣和53,359新台幣。在公共行政、醫療、教育業和藝術等在台灣一般不被視為盈利行業的勞工，工資份額也更高——但相較起來高報酬的產業，他們的工資卻較低，而且薪資漲幅與台灣工資的總體趨勢扣連。

在剩下佔了超過一半的利潤份額高於工資份額行業中，批發零售業與資通訊業行業的份額的差距正在縮小。雖然資通訊業的平均工資相對較高——2020年為60,807新台幣，但批發及零售業僅為41,678新台幣。目前，批發和零售業的工資份額僅為44.46%，而利潤份額為53.15%，能清楚看出相關從業者的工資仍有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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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中，大多數其他行業的工資份額停滯不前，像是礦業、製造業、運輸及倉儲業。這些行業的平均工資（與台灣的生活成本相比）也相對較低，分別為新台幣39,557、44,491和42,740新台幣。他們對應的工資份額只有48.05%、41.90%和31.42%，這也意味著，這些產業的利潤還有很大的下降空間，讓勞工的工資得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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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動產業、農林漁牧業、電力瓦斯、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工資份額和利潤份額之間的差距最大。

工資份額，從不動產業的5.49%到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的29.96%不等。同樣，這些行業的平均工資相對較低——不動產業僅為新台幣42,740元，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僅為新台幣36,669元。（下圖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的份額在某些年份出現負成長，為便於比較而從圖表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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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資份額和利潤份額之間的差距，提高基本工資的必要性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下圖顯示，正常工資較高的行業也更有可能獲得較高的非經常性薪資。但這種提高工資的自由放任方法，意味著收入不平等只會繼續進一步加劇，因為底層缺乏工資保護，導致低收入勞工若要改善工資，僅能獲得微弱甚至不存在的支持。

事實上，由於這一年疫情期間低收入勞工被迫減薪或休無薪假，台灣的收入不平等已經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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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必須提高最低工資，以確保經濟收益平均分配，並讓所有工人的收入階梯一起向上移動。

台灣走錯了路好久——是時候該靠「加薪」來「增加利潤」了

事實上，台灣的工資嚴重低迷，與台灣的生活成本不同步。正如本文所述，台灣基本工資和工資普遍低迷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台灣企業過度積累利潤。對比於歐盟27國企業願意將本國的經濟收益返還給勞工，台灣企業主要反而是為自己保留利潤。

但注意，台灣今年第一季度GDP成長驚人，為9.27%，第二季度為7.43%，第三季度為8.34%。預計今年全年成長5.88%，為2010年以來最高。

台灣8月份上市公司營收成長11.97%至新台幣3.145億元。台灣7月工業產也連續18個月成長，今年二季度製造業銷售額創歷史新高，成長23.9%至新台幣79億元，而台灣三大科學園區和科技產業園區的營業額則成長至今年上半年分別創下1.7萬億元新台幣和2161億元新台幣的歷史新高，漲幅在11.48%至38%之間。

許多這些工業部門賺取的利潤份額高於他們支付的工資份額。批發及零售業也是如此，銷售額也創下歷史新高。銷售額的成長更是基本工資（以及整體工資）大幅成長，以公平補償台灣勞工的好理由。

此外，正因為過去幾十年利潤的過度積累，即使受到疫情影響，台灣大多數企業也有足夠利潤來度過基本工資上漲。此外，9月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台灣台灣前50大企業的平均利潤將在未來一年內成長16.2%，是十年來的最高水平。

事實上，如果再用下面的一張圖表來比較，台灣自1984年以來基本工資成長不到四倍，而台灣的外匯存底卻成長了驚人的3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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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類似問題的美國，也因為情況越漸極端，以至於其美國聯準會決定討論如何縮小其「經濟不平衡（uneven economy）」的貧富差距。

彭博社的Lisa Abramowicz解釋說，在今年早些時候發布的一項題為〈富有階層的儲蓄過剩〉的研究中，普林斯頓大學的Atif Mian和哈佛大學的Ludwig Straub指出，這種財富分配的不平衡，是由於富有階層將更多的財富儲存在公債中。

匯豐控股的Steven Major指出，較富裕的家庭更有可能投資於債券而不是增加支出，而這些債券已成為導致經濟不平等加劇的長期結構性驅動因素。

Abramowicz認為，這導致低收入家庭負債累累，而富有階層將更多的錢用於購買公債等基金，讓促進創新和繁榮的資金變得更少。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台灣，正如我在上一篇關於台灣經濟如何變得不平衡的文章中所寫的那樣——工資低迷導致利潤過度積累，用於投機炒房和過度投資房地產，導致台灣經濟變得不平衡。台灣的創新潛力和製造業附加值，已經跟不上其他先進國家；住房被過度投機，以至於許多台灣人都買不起。

如前所述，台灣的抵押擔保債務佔GDP比重，已成為亞洲和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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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外匯存底在中央銀行發行債券的支持下明顯增加，也說明了這一點。儘管台灣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工資遠低於其他高收入發達國家，但台灣的外匯存底仍然位居世界第五，甚至在8月底創下歷史新高，達到5435.8億美元。

就連台灣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也承認「台灣經濟是不平衡發展」，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依靠五倍券來幫助拉動內需。

五倍券只有新台幣5,000元，是在疫情期間刺激消費的短期一次性措施，完全不是為了提高工資。這些五倍券不會扭轉台灣不平衡的局面，牛頭不對馬嘴。

五倍券不是解決勞工工資停滯的結構性解決方案，也沒有解決問題的根源，台灣政府不該再對這個問題，繼續的無動於衷。

台灣經濟的重組早就應該進行了。在利潤份額過度成長以取代工資份額的背景下，要求勞工為企業的超額利潤和日益不足的工資做出犧牲已不再有意義。今天的台灣，已經被其低成本運營（即工資和水電費低迷）所消耗，需要大幅上調基本工資，以恢復經濟的一定平衡，重振台灣的創新能力。

與其為了增加利潤而壓低工資和成本，不如通過增加工資和創新，提高台灣產品的附加值和競爭力，從而使台灣能夠擴展到更高價值的領域並獲得更高的利潤。然而，台灣的政策制定者和企業一直缺少這樣的心態，也讓台灣的創新潛力停滯在幾十年之前。

現在是制定新政策，以幫助台灣重新站穩腳跟和創新能力的時候了。第一步，就是停止使用低成本方法來減緩台灣的潛力。

是時候提高基本工資了。

如果台灣的政策制定者和企業想要繼續增加利潤，現在是時候對他們的思維方式進行徹底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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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