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靖國神社——英雄、烈士與怪物之間的灰色地帶

《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靖國神社——英雄、烈士與怪物之間的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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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關注二戰紀念碑的獨特之處,說明這類紀念碑之所以特別被重視、極少面臨遭拆除的命運,就在於人們對二戰英雄、烈士、狂人,乃至對戰爭中的末日意象與戰後復甦的理解,並非各自獨立,而是相輔相成。書中分為五大部分,分別從不同角度檢視二戰紀念碑的意義。

文:齊斯.洛韋(Keith Lowe)

第十四章 日本.東京|靖國神社——「二戰的亡魂,在何處安息?」

英雄、烈士與怪物之間的界線,不是只有在斯洛維尼亞才變得模糊。包括我的國家英國在內,許多國家都不想認真審視自己過去的某些行為。這是人類天性。每當我們覺得難以清楚區分自身有罪與否,或恐怕因此感到難堪尷尬時,就會躲進是非對錯之間的灰色地帶。

那些灰色地帶的出現並非偶然。它提供社會一個極有用的功能,容許我們將錯就錯地一意孤行,全然感受不到必須認罪的壓力。事實上,它幫我們找了個臺階下,讓我們不致一下子跌落神壇。

就以英國殖民主義歷史為例來說好了。英國人內心深處知道,征服與剝削其他民族在道義上站不住腳;但他們認為,大英帝國也為殖民地帶來了若干好處,比如鐵路、板球和西式教育,這讓他們的良心得到慰藉。「或許我們做得有欠公允,」他們會這樣對自己說,「但我們並非『怪物』。」

但有些國家就無法如此輕鬆地自圓其說。一九四五年,日本和德國徹底戰敗,以至於他們根本沒機會為自己在戰爭中犯下的罪行另編一套說辭。在紐倫堡和東京審判庭 上,他們的罪行被公諸於世、指證歷歷。其中包括一些極其嚴重的反人類行為:大規模奴役、大規模強姦、大規模謀殺、種族滅絕。兩個政權都曾日復一日地把囚犯活活虐死。兩者都曾在活人身上進行醫學實驗。犯下這種罪行的人確實表現得如同怪物,這是無法掩蓋的事實。

這對一個國家會造成什麼影響?你該如何接受自己的國家作惡多端的現實?國家有了這種前科,個人還可能為本國死者哀悼嗎?在無法原諒軍事犯罪的前提下,你又怎能尊敬軍事犧牲呢?

這些全是一九四五年後日本面臨的問題,而且從此一直困擾著日本。如何追憶戰爭已成為日本社會最棘手的問題之一。有些團體已經坦然面對事實;他們完全承認日本的罪責,並試圖彌補、道歉。然而,有一個機構卻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否認。東京的靖國神社從來就不接受其他國家都認可的歷史版本。它拒絕接受戰爭法庭的有罪判定;事實上,它似乎完全拒絕區分無辜者與負罪者。它一再試圖在這話題上混淆視聽,執意重建某些國家曾被容許享有的道德灰色地帶。

不過事與願違,靖國神社的企圖難以得逞。它終究無法逃出歷史的牢籠。主持靖國神社的神職人員試圖規避國家對過去的責任,結果反而激怒了日本的所有鄰邦,這些國家現在開始把靖國神社視為怪物的庇護所,而不是用來哀悼且值得尊敬的地方。


外界、尤其是西方人,對於靖國神社有著太多誤解,因此我們有必要先在此做些澄清。首先,靖國神社並不像一些人想的那樣,只供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死的士兵靈位,而是獻給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來在戰場上陣亡的所有日本軍人。早在一九三七年以前,這裡便已供奉了數萬條亡魂,比方說在一九○四至一九○五年日俄戰爭中倒下的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陣亡日軍,以及在入侵中國、台灣或朝鮮的戰爭中死去的日本兵。

如果說裡面供奉的大多是二次大戰的亡魂,那也只是因為這場戰爭的規模大大不同。二戰過後,這裡的靈位數目增加了十七倍。今天,靖國神社裡共有超過兩百四十六萬六千個人名被當作神祇般列在登記簿上,其中百分之九十四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死者。

跟本書描述的其他地方不同,靖國神社不是一座紀念館或紀念碑;嚴格來說,它是一座祀堂,有點像教堂或寺廟。一般日本人來這裡祭奠祖輩,就跟美國人到阿靈頓公墓追念父親,或是英國人去法國的蒂耶普瓦勒紀念碑(Thiepval Memorial)告慰自己祖父一樣。然而,死者並非葬於此處。更確切地說,這裡只供奉死者的靈魂:名字與其他細節被抄寫在紙卷上,然後存放在神社主神壇後方一個儲藏室裡。訪客來此表達敬意時,會站在祀堂前,先行深鞠躬禮,拍手兩次以呼喚神祇,然後祈禱。

在路過的遊客眼裡看來,一定很難理解為什麼這地方紛爭不斷。這裡氣氛宜人,絲毫沒有一點作秀或衝突的成分,你只感受得到安寧、優雅與和諧。當遊客從東面進入神社界址,會走上一條長長的、兩旁長滿成年樹木的石鋪步道。在這裡,會看到精雕細琢的石獅,以及刻有銘文的巨石。一根柱子上站立著日本陸軍創始人大村益次郎的雕像,有點神似倫敦的納爾遜紀念柱。數十棵櫻花樹從正門開始一路列隊至神社前,在每年四月會像著火般盛放。神社另一邊有條陰涼走道,蜿蜒在一系列紀念碑與一座莊嚴的池塘花園間,鏡面般的池面偶爾因一條巨大錦鯉游過而浮現粼粼波光。

表面看來,靖國神社並沒什麼招人厭惡的地方。每個國家都得哀悼自己的戰爭死難者,日本也不例外。日本人民理應能夠進來追憶那些為偉大事業而死去的同胞,哪怕這偉大事業最終被證明是誤入歧途。犧牲者必須得到承認,在這座令人心焦的城市裡,恐怕沒有別的地方比這處平靜的避風港更適合處理這件事。

如果這是靖國神社傳遞的唯一訊息,自然不會造成爭議。然而,遺憾的是,有些訊息隱藏在松樹和櫻花樹間,使人們很難看清。

以散布在神社界址內的許多紀念碑來說好了。很少有人會對戰爭遺孀、動物、巡邏艇官兵,甚至神風特攻隊飛行員的紀念碑有意見。然而,神社後面還藏了一座日本憲兵隊的紀念碑,那是一個令人髮指的殘暴組織——日本憲兵隊不僅暴行遍及曾被日本征服的國家,他們也在日本國內恐嚇平民。大量無可爭辯的文獻列舉了這一令人懼怕的組織曾犯下的種種侵害人權的行徑。

日本憲兵隊負責管理監獄及戰俘營,迫使數十萬平民與戰俘勞動至死或活活餓死;它負責經營軍隊妓院,逼迫成千上萬的婦女過著性奴的日子。它也負責鏟除並恐嚇任何表現出反戰情緒的日本百姓。在西方,性質跟它最近似的組織,莫過於納粹黨衛軍或前蘇聯的秘密警察。那麼,日本憲兵隊究竟為何在靖國神社享受如此尊榮的待遇?

更令人側目的,是另一座露天紀念碑,就位於神社旁不遠處——那是一九四六年,東京戰犯審判庭上其中一名法官拉達賓諾德.帕爾博士(Radhabinod Pal)的紀念碑。在東京審判庭上,十一位法官當中只有帕爾一人堅認所有的日本被告應該被判無罪。當時,他對所謂勝利者的正義,提出一些重大且合乎法律的論點;同時,對於同盟國就自身也犯過的罪行,來嚴厲審判日本領導人一事,他也頗有意見。

儘管如此,除他以外的所有法官在各種程度上都同意,日本領導人應該對這場戰爭負責。此外,日本政府在一九五一年簽署《舊金山條約》時,也已接受戰犯法庭的判決。因此,日本無視絕大多數判決,堅持為帕爾豎立紀念碑,不僅歪曲了歷史,而且還發出一種強烈的政治訊息:日本沒做錯任何事,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這也是靖國神社社方面執意宣稱的觀點。

神社界址內的一座博物館(其入口處距離神社僅三十到四十公尺遠),則更進一步地混淆是非。我本著開放心胸,在這間博物館逗留了幾小時,但我在離開時,卻感到非常噁心。這博物館把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國的責任,全部甩到中國人頭上。它怪罪美國人造成了日本偷襲珍珠港。它指稱日本侵犯東南亞,並非打算完全自私自利地殖民這些地方,唯一的原因係出於把亞洲人民從歐洲統治者手中解放出來的無私願望。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嘗試勸說歐洲人正視他們過去所做過的可怕行為,包括某些以殖民主義為名犯下的罪行,但在這間博物館裡,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否認程度還真是讓我大大開了眼界。這裡完全見不到日本對這場戰爭或許負有部分責任的任何表態。

比起扭曲歷史,這間博物館更惡劣的行為或許就是避重就輕、刻意疏漏。博物館大廳放了一具當年曾經行駛在惡名昭彰的緬甸鐵路上的火車頭。我個人曾和當年修建這條鐵路的一些戰俘聊過,他們那時差點餓死:在構築這條鐵路的過程中,大概死了十萬人左右。戰後,有超過一百名日本軍官因在進行這項工程時暴虐無道而被起訴,其中三十二人被判處死刑。但關於這些事實,博物館全部都沒提到。對這間博物館而言,火車頭就只是火車頭,象徵現代化,由日本車輛製造株式會社榮譽出品。

這只是眾多遺漏中的一個而已。博物館睜眼說的瞎話還包括南京大屠殺(委婉稱之為「南京事件」),它被描述成單純的軍事行動,只殺了若干穿上平民服裝的中國士兵,並沒殺害百姓。此外,關於慰安婦的事情也隻字未提。日軍未曾對中國平民進行活體實驗,或是對異議分子施以酷刑;也未曾讓印尼人遭受饑荒;更不曾在馬尼拉屠殺婦女與兒童。然而,這些事件在全世界都是眾所周知,而且經過了反覆再三的證明——舉證者除了外國歷史學者,還有日本歷史學者。但是,這些事件在博物館裡完全消失了。


所有的這一切,全部都有問題,但它們還不是靖國神社爭議如此之大的主因。沒人出面解釋為什麼二○一一年一名中國男子試圖縱火焚燒神社大門。沒人出面解釋為什麼二○一三年一名韓國男子把一瓶油漆稀釋劑扔進大堂,或者為什麼二○一五年又有人在此引爆炸彈。這些攻擊並不是針對博物館或紀念碑,而是直指更根本的核心:靖國神社本身,以及入祀於此的亡魂。

靖國神社之所以被日本鄰國憎恨,是因為它不是一個單純供奉服從命令、執行任務陣亡的普通日本士兵的機構——自一九五○年代末以來,靖國神社一直都是一個公開且露骨地供奉被定罪戰犯亡魂的機構。

這個問題要從一九五九年說起。直到當時為止,被定罪的戰犯仍不被允許入祀。話雖如此,某些戰犯家屬卻始終為了入祀資格而四處奔走遊說,最後他們成功爭取到日本厚生省支持。厚生省於一九五六年開始把乙級和丙級戰犯的名字交付給靖國神社;三年後,這批亡魂開始入祀合奉。

從一九五九年四月到一九六七年十月,大約有九百八十四名乙、丙級戰犯入祀。這些戰犯都曾親自參與執行在亞洲各地對囚犯和無辜平民的大規模殺戮、剝削與酷刑。入祀程序悄悄地進行,一方面為了避免引起公眾強烈反對,另一方面也為了規避來自宗教和政府相關單位的責難——因為如此行徑已公然違反日本新憲法。而且,看樣子神社方面甚至沒有徵求入祀者家人的許可,因為有些人對他們親屬做過的事情深感羞愧,認為自己的親人不配獲得這般榮耀。

一九六九年,厚生省與靖國神社達成一項協議,打算讓十四名日本甲級戰犯入祀。這些人雖未親自犯下暴行,卻是高層官員,也就是那些策劃並發動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打從一開始,讓這些人入祀就是意識形態驅使下的計畫。厚生省幾名官員及靖國神社的幾位神職人員,他們之前都是軍人,而且從來就不接受東京大審判的判決。靖國神社宮司(即神社的最高負責人)筑波藤麿接到名單後審慎考慮了好幾年;但在他死後,繼任者松平永吉卻快馬加鞭地進行下去。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七日的一宗秘密儀式上,他讓這十四名甲級戰犯入祀合奉。

所有的步驟都被省略了。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日本反對和奉的人遠遠多於支持的人。這絲毫不奇怪,畢竟這些入祀者違背了一切道德準則,給日本帶來了恥辱。靖國神社之所以對這件事諱莫如深,是想避免引發公眾對此事的撻伐。

日本天皇似乎也不贊成這次入祀。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五年,日本昭和天皇曾八次參拜靖國神社,但自從甲級戰犯入祀合奉後,他就再也沒去參拜過了。在他死後,他的兒子明仁天皇也一樣,從來沒有參拜過靖國神社。

然而,日本首相們卻表現得不是那麼顧全大體。一九八五年八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前往靖國神社致敬,作為終戰四十週年紀念活動一部分。他的參拜,意味著官方對靖國神社及其所做一切表示一定程度的認可,卻也首次引發中國人的批判風暴。

二○○一年,競選自民黨主席的小泉純一郎曾在競選政見中承諾,不論引起外界如何批評,他每年都會參拜靖國神社。他聲稱將以私人身分參訪,但他的競選承諾卻擺明事實並非如此。他的參拜再一次點燃中國與韓國的怒火。二○一三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參拜了靖國神社,儘管他知道這麼做只會對國際關係造成進一步傷害。

如今,人們已很難找出方法來加以補救這種局面。有些人建議將日本戰犯的亡魂「除祀」或轉移到另一個地方,但靖國神社的神職人員堅稱,出於神學理由,這辦不到。然而,他們忘記提及的是,這麼做也將違背靖國神社方面自一九五○年代以來所奉行的政治信條。對神職人員而言,將負罪者與無辜者混為一談沒什麼不妥,就如同容許秘密警察紀念碑和一個充滿誤導與否認的博物館存在於界址內一樣。他們覺得無所謂。這一切同樣都是為了混淆視聽,以逃避日本需對二次大戰負責一事。

靖國神社的支持者指出,英國和美國的相關機構也經常在道德上模棱兩可,並逃避類似罪責,特別是對於轟炸行動及在東南亞的殖民事蹟。他們也把矛頭指向中國;相較於自身的人權爭議,中國更樂於強烈譴責日本的戰爭罪行。他們的論點似是而非——這些人會想,為什麼要用和其他國家不同的標準看待日本?

但他們忽視了一種本質上的差異。西方國家至少一直朝著正確方向前進,否認罪責的聲音大致上已日漸式微。經年累月,他們願意放下幾許尊嚴,進而承擔更多責任。靖國神社卻完全背道而馳,非但沒有稍微軟化否認的態度,立場反而越來越強硬。

一路走來,不僅戰爭中慘遭日軍殺害者的家屬痛苦不堪,就算日本人民也備受其擾。要不是靖國神社方面的敗德行為,日本家庭便可安心前來此地,不必去想戰犯的罪行。他們本來可在此向祖先表達敬意,不會遇到極端民族主義者揮舞標語或用大聲公對他們大呼小叫,也不必擔心可能發生縱火事件或炸彈攻擊。

來到這裡的普通日本百姓已不得不扛起歷史的重擔。如今,由於這種醜惡的權力遊戲,人們每一次的參拜行為都成了政治舉措,荼毒了過去,也威脅著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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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我們是定義歷史的人,還是歷史的囚徒?》,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齊斯.洛韋(Keith Lowe)
譯者: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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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座二戰紀念碑教我們的事》中,齊斯.洛韋檢視各國在二戰期間的經歷與人民對戰爭的態度,勾勒出人們與紀念碑及其象徵之間的關係。他指出,人們透過豎立紀念碑,以紀念過去之名,實則是在重建對過往傷痛的主導權、刻劃善惡之間的界線,甚至描繪對新時代的期許與想望。書中細細探討:

  • 戰爭都結束七十年了,為什麼俄國如今還熱衷於建造新的戰勝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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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身分認同的基礎,當人們用花崗岩和青銅建造紀念碑時,就是在把價值觀與國族情感全部投射在紀念碑上。然而,儘管世界從來不停止變化,人類蓋的紀念碑卻永遠囚禁於某個時間點。這導致紀念碑雖然訴說了幾十年、甚至數百年前的回憶,卻不見得總是能代表人們當下所珍視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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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