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韓國拍得出《魷魚遊戲》(或《失速列車》《屍戰朝鮮》),而台灣卻不行?

為什麼韓國拍得出《魷魚遊戲》(或《失速列車》《屍戰朝鮮》),而台灣卻不行?
Photo Credit: Netflix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想必看過此短短九集戲劇的讀者,多有所感,有人從社會現實的角度來看待此片,抑或從人心欲望層面來剖析此劇情,更有人從遊戲的特徵分享觀後感。然而,若我們集中於《魷魚遊戲》此片來看,我認為臺灣拍攝不出此片的理由,主要有三。

最近台灣興起一陣哏圖、P圖風,網路上紛紛流傳起一張,我們小時候吃的椪糖(類似台灣麥芽糖),改成諸如清明上河圖、星X克咖啡招牌等複雜圖樣,而旁邊有著一支撬開椪糖的小針;抑或是在我們熟悉的捷運站照片上,看到禁止「打牌」或「打巴掌」等標示;乃至詢問他人是否想要財富自由,這時是要參加「投資理財」或「創業」,抑或選擇加入○△□的「遊戲」呢?

好笑的是,連同近日我在視訊上課時,學生們看到Google Meeting右下方○△□設定處,也問起我是不是要在課堂上玩起「遊戲」?著實可愛。

原來,這些都是近日席捲全球的Netflix影集《魷魚遊戲》(오징어 게임)所帶起的風潮。

《魷魚遊戲》情節並不複雜,描述韓國社會窮困潦倒的人們,可能因經營生意失敗、身扛高利貸,甚或脫北者來到韓國所帶有的絕望感等,位屬社會最底層的456人,經由神秘人士引薦,參加共計六場童年遊戲(一二三木頭人、挖椪糖圖樣、拔河、彈珠、二選一空中玻璃橋,與魷魚遊戲)的生死鬥,每「犧牲」一人就有一億韓元(折合新台幣285萬元)賞金,最終由倖存的一人,得到總額456億韓元(折合新台幣約13億元),且可以回到社會「重新做人」。

想必看過此短短九集戲劇的讀者,多有所感,有人從社會現實的角度來看待此片,抑或從人心欲望層面來剖析此劇情,更有人從遊戲的特徵分享觀後感。

但私想一定有人會問,「為什麼韓國拍得出____(請各位於空格中,自行填入《失速列車》,或《屍戰朝鮮》等膾炙人口片名),而台灣卻不行?」等「反思文」。但這個問題有這麼重要嗎?抑或真正的問題核心,發生在哪呢?

首先,若我們集中於《魷魚遊戲》此片來看,我認為台灣拍攝不出此片的理由,主要有三。

韓國男星朴海秀、李政宰「魷魚遊戲」飆戲
Photo Credit: Netflix

第一,從社會文化脈絡來看,台灣並沒有類似韓國社會有著如此深刻且殘忍的「貧富差距」。諸如我們可知韓國社會內,輕生人數不容小覷,乃至韓國影視題材內必見的鏡頭,多為「輕生」畫面。然而,台灣的「小確幸」抑或「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相較樂觀天性下,難以像生活壓力大的韓國人,多選擇極端手段面對人生困境,故要台灣把活生生的為錢相殺或同儕相殘等殘酷題材,搬上大螢幕,還有待風氣之考驗。

第二,台灣編劇能力有待加強。有許多專業影迷,認為《魷魚遊戲》題材實非韓國專作,這樣的題材在早之前就已問世,提出日本的《大逃殺》、《要聽神明的話》或《今際之國的闖關者》,美國的《飢餓遊戲》、《移動迷宮》等數片作為對比。

但就我看來,這樣的為錢相殘求生的影視作品,已經自成「類型」,全由影迷買不買單來判別高下,然而台灣呢?是否有其相關類型的影集呢?

而這就讓我想到,迄今我印象深刻的是,前幾年看過的台片《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乃至《當男人戀愛時》等片,深刻發現到儘管台灣演員(如劉以豪、陳意涵、邱澤等人)演技卓出,也不缺人才,但台劇的功力,真的有待加強。

上述這兩片,近90%的片段都有著為數不少的原著韓片身影,而我們若僅是把片中「硬體」的韓國演員,換成台灣演員,韓語對白換成國台語,而忽略「軟體」好的劇本產生,這真的是我們未來國片要走的趨勢嗎?真能有助於國片成長嗎?故我認為台灣劇本功力還有待加強。

第三,台灣政府對於文化產業的關注不夠。於韓國網路上,盛傳前總統金大中在一次國際會議,聽到現代汽車要賣出150萬輛汽車,才可以跟電影《侏羅紀公園》全球總產值相比後,就決定韓國未來「文化立國」的政策。而韓國也早從90年代開始,政府與社會就真切體會到,國家的文化產業於未來,有著無限的潛力與「錢力」。

文化產業是要「燒錢」的,且需要長期經營的,絕非是如同能以「低價標」,或「炒短線」,即可打下一個國家的文化基礎。

而我想上述這些是《魷魚遊戲》給出的一些對於台灣文化產業的迴響,當然可以談的部分還是很多,然而因為篇幅所限,有待我們後續詳解。

最後,也許當我們下次「又」再欽慕,不僅是韓國抑或某國能再拍出什麼好片,在欣賞完這些佳片後,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回想台灣,在這些題材能有著怎麼樣改良進步與發揮空間。

當然,與其問為何台灣不能拍出某片時,我們仍必須對於近年來,國內也有不少膾炙人口的戲劇給予肯定。諸如我所喜愛,描繪台灣社會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做工的人》,抑或近日廣受好評的《俗女養成記I、II》或《斯卡羅》等,族繁不及備載。而這些題材都是深切地符應台灣社會,伴隨著我們脈動且擅長的類型。

如同我所喜愛的一位德國著名的電影理論家、文化評論者齊格弗里德・科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所言:「電影是當今社會的鏡子」,戲劇也是這般,我們從許多影視,可以看到當地的民風與擅長題材,倒也不必斫方為圓強為人事。

故與其我們每月每季流於口水戰,抑或永無止境地質疑自身「為何台灣拍不出某片」心態下,也許此刻參考上述我所提出的三點所思所想,能有助於未來國片的成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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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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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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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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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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