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工商團體又開始製造「混亂論述」阻擋基本工資調漲,別讓他們得逞

台灣工商團體又開始製造「混亂論述」阻擋基本工資調漲,別讓他們得逞
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許舒博 |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儘管台灣預計將出現十年來最好、世界頂尖的經濟增長,但台灣的商界領袖現在千方百計出面阻止基本工資上調,以恐嚇手段散播混亂來阻止台灣勞工獲得公平的工資。這些商界領袖,為何能提出如此毫無根據的誤解?

台灣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將於10月8日登場開會,討論明年基本工資應增加的幅度,然而,台灣的商界領袖一直試圖通過製造恐慌和傳播錯誤訊息,來阻礙基本工資的成長。

在本文中,我將使用數據,來消除這些商業領袖傳播的錯誤訊息。

事實一:過去30年台灣基本工資大幅調漲時,失業率其實是降低的

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許舒博,在過去幾週一直恐嚇說提高基本工資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上週他甚至威脅說「失業率增加,勞動部負責」。

然而,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解釋的,在人均GDP與台灣相近的幾個國家,他們在過去幾年每年將基本工資提高多達10%至17%,但他們目前的失業率仍繼續下降,有的降至甚至低於台灣的水平。

a
作者製作提供

事實上,在蔡英文總統任內,不僅2016年的基本工資成長是2000年以來最大的,失業率也下降到近20年來的最低點。(要觀察趨勢,可參看7年滾動平均值)

a
作者製作提供

不僅如此,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台灣的基本工資漲幅高達8%至18%,而在這段成長最快的時期,失業率降至過去30年左右的最低水平,低至1.45%。事實上,台灣最低的失業率,正是發生在基本工資成長最快的年份。

a
作者製作提供

很顯然,證據表明過去幾十年,在基本工資成長最快的年份,台灣的失業率也處於最低水平——這與許舒博的說法相互矛盾。現實就是,如今台灣人手緊缺,企業裁員的可能性不大,許舒博企圖將不想提升工資的責任推給勞動部的做法,實在令人震驚。

數據表明,許舒博試圖提出的論點利基存在問題,更像是在散佈恐懼。作為商界領袖,許舒博不可能不知道基本工資和失業率之間的這個資料。其實,如果許舒博這麼在意失業率,那麼按照他的邏輯,基本工資應該更大幅度提高,甚至有可能助於降低失業率!

事實二:成功控制疫情之後,台灣的失業率已經在下降

許舒博的另一項恐嚇,是說「疫情下,服務業老闆沒有迫切請人需求,基本工資調高會讓老闆更不想請人。」然而許舒博沒有說的是,自台灣成功控制疫情,失業率實際已經在下降。換句話說,企業又開始招聘了。

不僅如此,今年4月台灣失業率降至3.64%,已是至近20年來的相對低點。雖然之後失業率在5月和6月分別升至4.11%和4.8%,但隨著台灣疫情好轉,失業率在7月和8月又再度回落至4.53%和4.24%。

a
作者製作提供

此外,即使在今年6月4.8%的高點,台灣失業率仍是全球最低之一

a
作者製作提供

即使在失業率下降的情況下,對於被要求放無薪假的服務業勞工,政府仍應該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來保護他們。

然而,這不代表政府不該提高該的基本工資,或以較慢的水平提高基本工資。事實上,低收入階層的工資已經不足以應付台灣的生活成本,拖延該行業的工資成長,長期而言將進一步傷害這些勞工。

台灣的失業給付失業前薪資的百分比,其實屬於相對較高的補助水平。然而,台灣失業給付覆蓋率,卻是開發國家中最低的之一。

台灣需要修改法律,使勞工可更容易獲得失業救濟金。

與其利用失業率作為製造恐慌的手段,作為基本工資不成長的理由,政府更應該製定一套全面的舉措,加強對就業和失業勞工的保護。許舒博阻撓基本工資上漲的企圖,不僅是自私,更體現了他的短視思維。

事實三:台灣企業已累積足夠的利潤,來支持更高的基本工資成長

許舒博一直在抱怨「製造業和服務業可以承受的力道有差。」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理事長李育家也聲稱,由於經濟成長率疲弱,「要中小企業大幅調漲基本工資很有壓力。」

但他們沒有提到的是,台灣企業在過去二十至三十年間積累了過多的利潤。

正如我上個月所寫,與韓國相比,1997年以來韓國基本工資成長幅度多過於企業利潤,但台灣基本工資成長,卻落後於利潤成長。

a
作者製作提供

在上週寫的另一篇文章,我也解釋了自1995年以來,歐盟的工資總額也與利潤總額保持同步,而台灣的工資卻落後於利潤成長。

a
作者製作提供

許舒博和李育家聲稱,由於疫情的關係,企業無法支付更高的工資。但是他們應該想想,如果企業在過去二十到三十年一直在從勞工身上過度獲利,那麼企業今年肯定會有足夠的利潤,來讓勞工工資提升到與台灣的生活成本相稱的水平。

如我所寫,如果台灣基本工資按企業的利潤率成長,今年台灣基本工資應該要是4萬至5萬新台幣。

a
作者製作提供

按照許舒博和李育家的邏輯,基本工資應該跟企業利潤水平同步成長,那麼現在基本工資,就應該提高到新台幣四萬到五萬,好退還企業在過去二十年裡從勞工那裡偷走的工資。

事實四:私人企業勞工的基本工資,至少該提高到公務員的水平:新台幣三萬元

勞工團體呼籲明年台灣基本工資提高6%至新台幣26,000元——與今年預期超過6%的經濟成長相符。

然而,另一位商界領袖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認為私人企業勞工的基本工資不應提高6%,因為公務員的工資預計只會增加3%。

林伯豐利用雇主來支持他的論點,說:「如果公務員可以先加薪6%,企業跟進調漲基本工資6%沒有問題,然公務員加薪只有3%,卻要企業大幅調漲基本工資,並無道理。」

然而,林伯豐不僅試圖採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他還在這裡提出了一個虛偽的論點——他希望通過用百分比來談論工資成長,來混淆人們視聽。

現實情況是,公務員的最低工資已經達到了30,235元,而私人企業勞工的最低工資只有24,000元。如果林伯豐這麼看重勞動者的平等,那確實應該把私營企業的基本工資提高26%到新台幣30,235元,與公務員持平。

無奈之下,林伯豐後來決定從中搗亂,說「請政府先為公務員調薪6%,如果政府為公務員多加薪3%,企業也可為員工加薪6%。」

但這很棒啊!企業和勞工終於可以達成一致!如果公務員的基本工資提高6%,他們最低的工資將增加到新台幣32,049元。 的確,我們應該將所有勞工的最低工資提高到這個水平,無論是公務員還是私人企業的勞工都一樣。展望未來,我們將能確保公務員和私人企業勞工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基本工資成長。這聽起來確實是個好主意!

a
作者製作提供

正如林伯豐所說(即使他在諷刺),這樣「大家高興一下!」,政府應該立即採納這個建議,把公務員的最低薪資提升到32,049元!

事實五:不提高基本工資,會傷害所有收入水平的勞工

商界領袖使用的另一種分而治之策略是渲染仇外心理,以期蒙蔽勞工的眼睛。例如,商總主席賴正鎰聲稱,提高基本工資只會使收入較低的外籍移工受益,呼籲政府不要「慷他人之慨」。

一方面,賴正鎰的這番言論是高度歧視性的,他應該為此道歉。同時,這也透露出賴正鎰他對僱用的外籍移工的心態和待遇,另外,我們是否應該僅因為賴正鎰歧視外籍移工,而被迫讓台灣勞工不能有更高的工資?

而且,也正是因為低收入水平的勞工——包括台灣人和外籍移工——工資如此之低,導致台灣工資被壓低,從而讓其他勞工失去更多工資成長的機會。

正如我上週在一篇文章中所解釋的那樣,台灣的中位數和平均工資趨勢,實際上與基本工資成長非常接近。

a
作者製作提供

根據過去的數據,當基本工資停滯不前時,所有勞工的工資都會跟著停滯不前,台灣各級勞工的工資,也會離應有的越來越難滿足生活成本。

此外,正如我也解釋過的,如果台灣的基本工資要與人均GDP相近的其他發達國家生活成本相提並論,那麼台灣的基本工資需要在西班牙和韓國的水平之間,或者大約4萬新台幣。

a
作者製作提供

然而,目前台灣勞工收入低於新台幣三萬元的約有30%,收入低於四萬的約有一半。在台灣勞工工資持續低迷的情況下,賴正鎰用來避免工資成長的歧視性言論,是卑鄙的。

台灣需要一個提高基本工資的計劃,來趕上現在的生活成本

儘管台灣預計將出現十年來最好、世界頂尖的經濟成長,但台灣的商界領袖現在千方百計出面阻止基本工資上調,以恐嚇手段散播混亂來阻止台灣勞工獲得公平的工資。

正如前一篇文章中提到,台灣——不僅是出口——在製造業、台灣三大科學園區和科技產業園區的營業額和利潤,皆創下歷史新高。因此,企業主為自己保留這些利潤而造成勞工收入不足,是妄為且過分的。

這些商界領袖,為何能提出如此毫無根據的誤解?這實在是極不負責任的自私行為。他們不配作爲為領導者。

在過去二十至三十年,台灣工資的低迷狀況已經十分緊急,提高基本工資,讓勞工的收穫可以趕上台灣的生活成本,已是重中之重。有鑑於台灣正在經歷近年來最好的經濟表現期間,現在正是提高基本工資的最佳時機。

正如我所寫的,台灣實際上並不「便宜」。台灣的日用品價格和房價實際上是世界頂尖。事實上,若要對比房價的漲幅,台灣的基本工資甚至應該高達新台幣9萬至9.5萬新台幣,才能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提並論。

a
作者製作提供

因此,辯論主題根本就不該是「基本工資應不應該提高到新台幣4萬元」,它就是應該,政府需要在未來幾年提出分階段的策略,同時為弱勢產業提供補貼,幫助企業渡過這段時期,扭轉台灣長期持續的工資低迷。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以新加坡和其他人均GDP與台灣相似的發達國家為立,介紹了這種分階段戰略的各種可行方式。現在是台灣政府仿效的時候了。

a
作者製作提供

至少有一位商業領袖還保有人性。商研院董事長許添財認為,「不拉高,邊際勞工永遠不會提高薪資」。他補充說——正如這篇文章的立場——「政府之所以選擇提高工資、再補助紓困產業,原因就是為了讓勞工生活水平與就業能維持在一定程度,不受物價上漲影響,為不得不做之事。」

在工資補貼方面,台灣政府試圖仿效的新加坡政府就是一個例子。在「加薪補貼計劃(Wage Credit Scheme,WCS)」中,基金針對受衝擊的產業,為2013年至2015年的工資成長提供40%補貼,2016年到2019年,該補貼先降至20%,然後降至15%,直到今天,而這樣的逐步調整,讓企業適應更高的工資成長。

2007年,新加坡也引入了就業補助計劃(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Scheme),每年為低收入勞工增加高達4,000新元(約82,000台幣)的工資。去年在疫情期間,新加坡政府還引入了僱傭補貼計劃(Jobs Support Scheme),向受疫情影響的服務行業提供10%至60%的工資補貼,並透過規章,避免強迫勞工放無薪假的企業獲得補貼。

台灣今年稅收收入實際上創下歷史新高,這不僅是因為出口提升,關稅、證交稅、遺產稅、菸酒稅、牌照稅、契稅、營業稅都創歷史新高。增加的稅收,應該用於為低收入的國內產業勞工提供工資補貼的財政來源,確保台灣經濟的收益分佈均勻。

台灣政府需要更大膽地提高基本工資,現在就需要實施計劃。是時候停止被台灣企業挾持,為勞工做正確的事,才是真正的符合台灣民主價值觀。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