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牌下的真相》:日本最讓西方遊客惱火的,莫過於東京的街道沒有名字

《門牌下的真相》:日本最讓西方遊客惱火的,莫過於東京的街道沒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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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豪威爾(David Howell)是哈佛大學的日本史教授,他透過電子郵件向我解釋,日本史上的街道從未命名過。十七世紀的都市區被分為矩形的街區「町」,在町內擁有房地產者也具有某種治理的責任。

文:迪兒德芮.麥斯葛(Deirdre Mask)

韓國與日本:誰說街道一定要有字?

「這座城市的街道沒有名字」,法國文學理論家巴特(Roland Barthes)如此論及他待在東京的時光。一九六六年春天,巴特受邀至日本演講,他的演講主題是「敘事的結構分析」,該演講其實是讓他去東京的一個藉口;巴特當時五十幾歲,在法國已經十分出名——法國或許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可以讓文學理論家享有盛名的國家。某位評論者解釋道,巴特之所以旅行至日本,「是為了暫時放鬆自己,解脫身為法國人的繁重責任」。

看到東京與巴黎的巨大差異,巴特感到很驚訝。他表示:「居住在一個自己語言不通的國家,並且勇敢地生活在遊客足跡之外的地區,乃是冒險中最危險的一部分。」 巴特又寫道:「若要我來構想一篇新魯賓遜(Robinson Crusoe)的故事,我不會讓他置身在孤島上,而是使他身處一座有著一千兩百萬人的城市,但語言、文字全部不通。我想,這應該就是狄福(Defoe)故事的現代版本。」

做一個魯賓遜,或者自我放逐於異國都市,在我聽起來頗為悲慘。但是巴特是位「符號學家」,也就是說,他尋找每件事物中的意義(如果有人怪你對於事物的解讀過多,那你也有可能是個符號學家了)。在一個像日本這樣的地方,所有事情看起來都如此不同,巴特因此得以從自己原先的理解之中解放出來。

沙茲(Adam Shatz)如此寫於《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最能取悅巴特的,莫過於一種他所不懂的語言的『沙沙聲』。終於,語言可以自意義處解放、自他稱為『黏著』的參照性中解放,並轉化為單純的聲音。」回到法國之後,巴特竟對日本有思鄉式的想念,數年後他寫了一本遊記類的書,書名為《符號帝國》(L’Empire des Signes),其中描述了他在東京街頭旅遊的經歷。

到今天,距離巴特初次至日本旅遊又經過五十多年,或許最讓西方遊客惱火的,莫過於東京的街道沒有名字(只有少數重要街道有名稱)。東京的作法不是命名街道,而是將街區加以編號,街道僅不過是街區與街區之間的空間罷了;另外,多數東京建築的編號並不是根據地理排序,而是依據建造的時間。

沒有街道名稱讓交通、尋路變得甚具挑戰性,即便對日本人自己亦是如此。為了幫助人們找到方向,東京內散布著「交番」,交番是有警官駐守的小建物,警官熟悉當地,且備有詳盡的地圖與厚厚的指南書。傳真機的使用在日本十分長壽,當其他地區已漸漸淘汰傳真機時,日本人還是因為喜歡——且必須——傳送地圖而繼續利用之。巴特寫道,他會請計程車司機開到大大的紅色電話亭,打電話給主人詢問交通指引。智慧型手機的地圖對於在日本交通一事,造就了革命性的改變。

手繪地圖是巴特在日本時的樂趣之一。他說:「看人寫字是件快樂的事,看人繪圖則更加享受。每當有人以此法告訴我地址,我看見對方將鉛筆倒過來準備用筆尾的橡皮擦,擦去多餘彎道、高架橋路口的筆跡時,我都會加以阻止。」

豪威爾(David Howell)是哈佛大學的日本史教授,他透過電子郵件向我解釋,日本史上的街道從未命名過。十七世紀的都市區被分為矩形的街區「町」,在町內擁有房地產者也具有某種治理的責任。町成為都市管理與地理的基本單位,一組町會經常共享同一個名稱;多數的區域會有一間店,新來者、外來者皆可來此問路。武士居住於比較大的土地上的牆防建物,故要找到較為容易,只要問問路、或使用流通的地圖即可。

豪威爾告知我:「人們似乎不覺得有需要將固定不變的名稱賦予土地或建物。我設想,這是因為町面積頗小,要找到事物頗為容易。」後來,土地加上了編號,而町更進一步分化成更多町,日本人似乎從沒理由對此作法加以變更。

此番歷史解釋有助於我了解,日本的系統是如何出現的,但我依然好奇的是,日本人起初為何認為町是將空間加以組織的有效辦法?薛爾敦(Barrie Shelton)是現居於日本的都市設計教授,他從一項特殊的源頭找到線索:他個人的成長經驗,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小城中的一個學童。薛爾敦在諾丁漢(Nottingham)長大,老師曾給他一張橫線紙,教他寫字母,學習目標是整齊地沿著橫線寫字母,他說有時候還會有「多出來的線,為了對齊小寫字母的上端與下端」。我在美國學寫字的時候也是這樣,現在我五歲的小孩還是這麼學的。

然而,使薛爾敦感到驚訝的,是他的妻子繪美子學習書寫的方式。繪美子來自日本,而她書寫的紙看起來和薛爾敦與我記憶中的都不同。日本人有三種不同的書寫文字,大量書寫的日文使用漢字,也就是從中文借來的字,漢字屬於表意文字,每個字都代表一個詞或概念,雖然漢字的形狀可以讓人摸索其意義,然多數情況下漢字必須予以背誦而記住,而不能「拼出音來」。

漢字不是書寫在線上,繪美子告訴薛爾敦,日本人書寫的紙張沒有線,而是有許多方格(稱為「原稿用紙」,至今日本的學校依然使用著)。每個漢字都是獨立的,且它們都可以獨立地被全然理解,這有異於英文字母,英文字母必須放在線上、拼在一起、由左向右讀,才能夠造就出語詞(英文字必須注意空間配置,例如redone 和red one是完全不同的)。閱讀英文時,如果字母全部都是大寫,也是件很累人的事;如果閱讀垂直書寫的英文字,那更是令人痛苦。但是日文可以用很多種方式閱讀,薛爾敦指出,鵝毛筆「在紙上書寫時是往同一個方向去」,而日文用筆則可隨意朝各種方向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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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時,沈默也是一種謊言」從導演李雲翔的角度來看,這些越不被關注的話題,越應該花時間去了解,從他執導紀錄片《活摘》、《求救信》到這部真人真事改編的《沉默呼聲》,都一再挑戰許多人不敢觸碰的敏感神經。

「自由就像空氣,你只會在窒息時,才會察覺到它的存在。」對於身處臺灣的我們,尤其是對1990年後出生的人來說,透過選舉投票、上街遊行、訴諸法律來維護個人權利,彷彿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其實民主、自由、人權並非一蹴可幾,而是好幾個世代努力爭取來的甜美果實。由李雲翔執導的《沈默呼聲》,便是一部試圖讓觀眾重新省思自由與人權如何得來不易的電影。

由真人真事改編,甫於2021年獲得奧斯汀影展觀眾選擇獎的《沉默呼聲》劇情敘述1999年夏天,兩對清華大學的學生情侶因為信仰法輪功,讓他們原本無憂無慮的生活在一夕之間全變了調。謊言、栽贓、囚禁、凌遲,這些血淋淋的真實修羅場,無聲無息地染紅了中國的土地。由於這段恐怖的經歷,也讓他們與美國記者丹尼爾產生了交集,是為真相帶來一道曙光,或是一切都仍是未完待續?

雙重敘事線展開各自的掙扎與共鳴

《沉默呼聲》有兩條主要的敘事線,一條是男主角王博宇的學生線,另一條則是丹尼爾的記者線。王博宇是一名清華大學電子工程專業的博士研究生,他所信仰的法輪功被中國政府視為「眼中釘」,當掌權者開始迫害法輪功的學員,無法沉默的他藉由發傳單、拉布條、氣球飄書等機智手法,為自己的信仰與真相奮鬥,但這個看似再平凡不過的訴求,卻為他與身邊的人招來一連串的苦難,讓他感到心力交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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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漂流木制作

另一部分,美國芝加哥郵報記者丹尼爾,過去曾經撰寫過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相關報導而遭到中國驅逐。當他好不容易再度踏上中國土地時,又碰到了法輪功事件,讓他開始感到動搖,直到後來目睹男主角一行人試圖揭穿謊言的行動,加上事件越來越甚囂塵上,讓他重燃記者魂,決定為受害者發聲,將這些極力被掩蓋的真實公諸於世,兩條敘事線也終於產生交集和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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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漂流木制作

無聲是種無奈,亦是種被消音的選擇

不少人可能都有在路邊看過法輪功的學員在宣揚他們所信仰的理念,但若要進一步討論法輪功的理念時,有多少人能講出貼近事實的認知?根據統計,1999年時,中國有七千萬人習練法輪功,而這樣的「勢力」被視為威脅到中國政權的穩固,所以促使中國政府採取一連串的打壓、迫害與抹黑行動,「被消音」的情況導致許多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真偽,這也是《沉默呼聲》導演李雲翔為什麼拍攝這部片的原因之一。

導演李雲翔在接受採訪時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沒有更多的人來拍這些故事?」他認為現今的影視產業,為了不想要放棄中國市場,都會先自我審查電影題材,甚至主動迎合中國政府「批准」的故事內容。但從他的角度來看,這些越不能被關注的話題,越是應該花時間去了解,所以從執導紀錄片《活摘》、《求救信》到這部真人真事改編的劇情片《沉默呼聲》,都一再挑戰許多人不敢觸碰的敏感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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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比電影更加風聲鶴唳

由於題材相當敏感,所以《沉默呼聲》劇組選擇在台灣跟加拿大兩地取景,即便拍攝場地不在中國,拍攝過程中還是面臨到不少困難,像在選角、租借場地時都遇到很多挑戰,更不用說要在台灣上院線時的阻礙連連。然而,正是這樣的困境,更讓我們看見這群新生代演員令人印象深刻的演技。尤其是當王博宇走過監獄長廊時那五味雜陳的神情,包含著對家人的思念、以及屹立不搖的堅持,光是這段畫面就值得再看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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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呼聲》
上映日期:2022.8.12
上映地點:全台戲院同步上映
購票資訊詳見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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