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勒哲爾遺世鉅作《尼德蘭箴言》:當所有人都謳歌上帝,只有他在臨摹撒旦

布勒哲爾遺世鉅作《尼德蘭箴言》:當所有人都謳歌上帝,只有他在臨摹撒旦
《想像的樂土》(1567年)|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布勒哲爾是個克制的瘋子,瘋得恰如其分,也正是他的瘋癲,反襯出了「正常」的無聊與沉悶。他對藝術的思考時至今日依然犀利,如果布勒哲爾活到今天,大概會去畫台北捷運上那一個個低頭看著手機的行屍走肉,然後取名叫做《網路的勝利》。

根據年鑑史學派的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在《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一書的描述,安特衛普(Antwerp)是中世紀西歐的貿易重鎮,到現在還是比利時最重要的港口。

大量的商業承兌匯票如雪片般落下,質量上乘的貨品堆積如山,繁忙的商船卸貨如風,買家聚在一起討價還價,銀行門前擠滿了絡繹不絕的商販,港外舳艫連綿,啟程前往熱那亞、漢堡和威尼斯的班次非常密集,四處都是金幣銀幣的清脆聲響。

在這座紙醉金迷的城市裡,住著一個才華橫溢卻性格怪誕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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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塔》(1563年)

老布勒哲爾(Pieter Bruegel de Oude)是一個傳說式的人物。他生猛無比,像是在弦樂四重奏的現場拿起一個法國號搗亂。布勒哲爾的獨特,就像巴洛克遇到野獸派。他畫鄉村的豪飲,酒席的醉漢,一如在安靜的教堂內敲鑼打鼓的放煙火,大膽而囂張。布勒哲爾創作《尼德蘭箴言》,他用漫畫的動感來臨摹那種《金瓶梅》的慾望橫流。

布勒哲爾面臨的是一個新的時代。在物質文明的刺激下,人類的醜態百出。布勒哲爾敏感的捕捉到了這種墮落。這種墮落經過他的調味,便成為了遺世鉅作《尼德蘭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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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蘭箴言》(1559年)

布勒哲爾沒有單純的選擇拿起上帝權杖朝這些人頭上敲下去。他只是紀錄,幽默而創意的記錄著。很克制,也很聰明。

這種若有似無的道德譴責,與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非常合拍。在這本書當中,韋伯闡釋了新教的倫理觀念,以及這種觀念如何在潛移默化之下助推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天主教徒是傾向宿命論的:今生的勞苦,不過是上帝的天罰。唯一的解脫是認命,是保持一顆貧窮但虔誠的心,期待來世的救贖。但對於新教來說,工作不是懲罰,並不是耶和華對亞當和夏娃的狂怒,而是一種榮耀上帝的方式。

韋伯在書中解釋到:「佔有財富將導致懈怠,享受財富會造成遊手好閒和放任情慾,它將使人放棄對正直生活的追求。事實上,佔有財富之所以招來異議,完全就是因為它能帶來懈怠的危險。因為,聖徒的永恆安息是在彼岸世界,而在塵世生活中,人為了確保自己的恩寵狀態,就必得『完成主所指派於他的工作,直至白晝隱退』。 按照上帝意志的明確昭示,唯有勞作而非悠閒享樂方可增加上帝的榮耀。」

結果這讓新教盛行的尼德蘭人(如今的荷蘭與比利時)充滿了工作的動力。累積的資本也不會被隨意的揮霍,而是投入到再生產的過程當中,促進生產率的提升,進而提高利潤率。

因此,浸淫在不同宗教倫理之下的布勒哲爾,他與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畫家是很不一樣的。

布勒哲爾為什麼要這樣畫?

人文學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曾根據他關於人與世界新關係的哲學理解,對自己提出要求:

「要擁有足夠充分和廣闊的想像力,像擁抱都市一樣地去擁抱宇宙。」(I’imagination assez pleine et assezétendue pour embrasser I’univers comme sa ville)

老布勒哲爾正是受到了這種詩性語言的啟發,開始有意識的去反思義大利文藝復興以來對「形而上」的癡迷。

當博蒂奇尼(Botticini, 1446—1498)、卡羅托(Caroto, 1480—1555)和基蘭達奧(Ghirlandaio, 1449—1494)幾個人在開開心心的畫《三個大天使》;巴羅喬(Baroccio,1526—1612)與蒂耶波洛(Tiepolo,1696—1770)在描繪《最後的晚餐》的時候,布勒哲爾在畫他的陰曹地府,叛逆的不得了。

布勒哲爾擁抱真實,一種超驗的真實,一種拉丁美洲式的魔幻真實。

布勒哲爾其實是杜甫,他用手中的彩筆去描繪鄉村的骯髒頹廢、地獄的烈火噴湧、巴別塔的搖搖欲墜,這是他瑰麗奇險的探索。他的想像力就像宇宙一片黑暗裡叮咚落下的繽紛彈珠,他從柏拉圖《蒂邁歐》和阿奎納《神學大全》的搖頭晃腦裡掙脫出來,也從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的精神指導中嬉笑逃跑,他拒絕一切的春風十里,拒絕一切的陽光明媚,他認真的反思人類和自然的關係,在一片優美洪亮的歌頌當中,布勒哲爾則是那刺耳的咳嗽。

他的畫面華麗而狂暴,但這種詭異卻包含著他對自然的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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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塔》(1563年)

威爾・杜蘭特(William James Durant)是理解布勒哲爾的。在《文明的故事》中,布蘭特說:「反抗死亡,他(布勒哲爾)只看到一種安慰——那是他以美、恐怖、生長、衰微和再生的各種形式來接受的自然的一個完整的部分。」

布勒哲爾很早就看到物慾橫流的背後是百年蕭瑟的劫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布勒哲爾有點三島由紀夫的氣質,他的畫面通篇暴烈,是色彩鮮豔的《山海經》。他的《瘋狂的梅格》(Dull Gret)與《死亡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滿滿的蒲松齡,躍然畫布。

德沃夏克(Max Dvořák)在他《作為精神史的藝術史》一書中如是評價布勒哲爾:

「(布勒哲爾)並不太在意人類應該是什麼樣子。他關心的是人實際存在的一切過錯、激情和邪惡是何以形成的。 他十分生動地描繪出人類的弱點,不失幽默感,讓觀畫者從中汲取道德教益。」

布勒哲爾對繪畫的理解是超前而成熟的。德沃夏克繼續說:「在(布勒哲爾)這裡,大自然因衰落而憂鬱,因再生而歡欣;冬天大氣灰白,寧靜而安詳;秋天果實累累,多汁而甘甜;夏天陽光普照,燦爛而輝煌;夜晚的群山、河谷、草甸和鄉間阡陌,詩意盎然。 還有寧靜的村莊,農人的勞作、哀傷與快樂——事實上,所有一切都合而為一,是大自然的展示,是生命之流無盡地流淌。」

春風無戒律,蝶繞古佛頭。

我們都只是蟲子

布勒哲爾偉大的地方在於,他在一眾畫家歌頌人性的美好時,用最滑稽的筆法諷刺這種樂觀。又調皮,又暴力。

在拉斐爾和達文西那裡,嫣紅剔透的臉頰、溫潤如玉的肌膚、綠草如茵的遠景,充滿了神聖與和諧。而布勒哲爾則像一個喝的酩酊大醉的尼采。看他畫畫,像是做了一個鮮血淋漓的夢,又像是在一個虛無而邪惡的洞穴裡穿梭,到處都是奇異的尖叫。布勒哲爾的畫面裡很少有主角,主角是缺位的。

在傳統的中世紀繪畫中,基督教是永恆的母題;到了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手上,人的覺醒被突顯了。無論是肉體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人物肖像成為重點,畫面最後總是收束到幾個主要人物的身上,貪婪的攫取著觀眾的目光。而布勒哲爾則是笑哼一聲,很別出心裁的去玩散點透視。

一大群人,像是散沙。

在《農民的婚禮》與《收割者》當中,農民不過是自然裡的景物。布勒哲爾那「我們都只是蟲子」的模樣,現代的像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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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者》(1565年)

他晚年的最後一張作品《絞刑架上的喜鵲》(Die Elster auf dem Galgen)裡,有著清新的綠茵,秋黃的土壤,爽朗的天色,但在這麼一個《蘭亭集序》的日子裡,布勒哲爾可能覺得既然是個良辰吉日,農民曆上面肯定寫著:「宜吊死」。

1567年,奉哈布斯堡王朝的腓力二世之命,托萊多公爵(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在尼德蘭地區進行了慘絕人寰的鎮壓。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對於新教的叛亂者,絞刑架表現的非常忙碌。

但信仰新教還是舊教,有意義嗎?

布勒哲爾的幽默,在晚年達到一個匪夷所思的高峰。他用一組極其巨大的反差來提醒人類:我們的打鬧,不過就是玉蘭之於春光,丹桂之於秋色。所謂山圍故國周遭在,等到人類滅絕之後,那片蓊以成對的森林和清冽爽朗的天空依然會存在,但撕裂如花瓣的只會是人類的遺骸。

說白了,我們不過只是一群在地球上橫衝直撞大呼小叫的蟲子罷了。人類的勝利,不過都是精神病患寫的詩。在弗萊芒語(Flemish)當中,喜鵲代表著嚼舌根的喋喋不休。面對這種黨同伐異的愚蠢吵雜,人類你追我砍,隔岸吼叫,但是到最後,大家得到的不過都是一柩棺材而已。

人們在絞刑架旁邊跳舞,赴死就像是去赴一場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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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絞刑架上的喜鵲》(1568年)

科薩(Francesco del Cossa)曾經有一幅《天使報喜》,法國藝術史學者阿拉斯(Daniel Arasse)在他的《我們什麼也沒看見》一書當中洋洋萬言,旁徵博引,指出右下角的那隻蝸牛沒有眼睛,論證科薩的寓意為「我們什麼都沒看見」。

面對藝術史,我們也許都是蝸牛。布勒哲爾畫了很多畫,他也不強迫我們,但他就是一臉似笑非笑的表情,彷彿在說:「你看」。

你自己去看

看著布勒哲爾的畫,我常常會想到1985年克利莫夫(Elem Klimov)指導的電影《見證》(Иди и смотри)。中國翻譯成《自己去看》,也算是恰如其分。

如果布勒哲爾活到今天,他大概會去畫台北捷運上那一個個低頭看著手機的行屍走肉,然後取名叫做《網路的勝利》。他會去畫辦公室的忙碌,畫下班時間的擁堵,畫加班時扒宵夜的狼吞虎嚥。他畫的是現代性,16世紀的現代性。

有趣的是,不知道他會怎麼看待手機?手機如果出現在《瘋狂的梅格》裡,又會變成哪隻怪物呢?

每次想到貢布里希(Sir 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的名言:「沒有藝術,只有藝術家」,便覺得異常誠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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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的梅格》(1562年)

布勒哲爾是個克制的瘋子,瘋得恰如其分,妥妥帖帖。也正是他的瘋癲,反襯出了「正常」的無聊與沉悶。當所有人都在謳歌上帝的時候,只有他在臨摹撒旦。他對藝術的思考時至今日依然犀利。布勒哲爾死去了嗎?這個答案或許是否定的。在當代的藝術圈裡,佛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與H・R・吉格爾(Hans Rudolf Giger)依然躲在一張張絢爛詭異的作品後面,偷偷的凝視著他。

他們凝視著深淵,沒看到尼采,卻看到粉紅色的大象在噴水,真空管的彩虹在融化,五顏六色的吉他在砸冰箱門,布勒哲爾像是吸了大麻,搖搖晃晃的和他們打招呼。

布勒哲爾其實就是現代性的海洋裡,我們缺乏的那莞爾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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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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