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生命政治》:「故鄉的異鄉人」——對於家務移工,我們到底做了什麼、做了多少?

《閱讀生命政治》:「故鄉的異鄉人」——對於家務移工,我們到底做了什麼、做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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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生命政治涉及了各種界線(健全╱病態、公民╱非公民、安全╱威脅……)的劃分與維護,以及政府(主權)以捍衛國家或群體安全之名,對於人們身體、行動、心靈意識與生命的實際介入;當代許多重大或具爭議性的議題,都是生命政治討論的範圍。

文:黃涵榆

「故鄉的異鄉人」——家務移工:理論觀點,在地情境

伴隨著全球化資本主義不斷的擴張,各種層次的「跨界」、「游離」、「流動」或者如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里(Félix Guattari)所說的「解疆域」(deterritoria­lization)似乎是必然的產物:商品、資訊、影像、資本、人口、身體、勞力等等,都以前所未見的程度跨越了傳統的地理、文化、族群與國家界線。

在此「全球」與「在地」不斷協商交疊的過程,身分屬性與認同、生活領域、生命經驗與「世界觀」也持續受到衝擊。擁抱全球化的人大加讚賞前所未有的利益、便利、滿足與自由,批判者則控訴在地的農漁工傳統產業受到破壞、既有的區域與種族差異、資源分配不均、統治與剝削結構更被強化。

據聯合國統計,二十一世紀前十年全球約有兩億人居住在非出生國;他們絕大多數來自較為貧窮或政經局勢較不穩定的國家,他們前往美國、歐洲富裕國家、中東石油輸出國、日本與其他諸如新加坡、韓國與台灣等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從事勞動工作,成了所謂的「移工」(migrant workers)。

此一國際「遷徙」或「移居」的人口有四分之一左右集中在亞洲,當中約有三分之一為女性,從事諸如表演、幫傭與護理照顧等服務。截至二○二○年底,台灣移工人數約七十萬五千多人,來源比例由高而低依序為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其中約二十五萬三千多人擔看護與社福相關工作。

面對移工的問題,我們必須探就勞力市場供需與運作結構,我們也必須瞭解台灣引進與管理移工相關的政策,如何反映了全球化市場經濟與勞力剝削;或者諸如女性移工為什麼要來台灣工作?由移工進行家務工作或者所謂的「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對家庭結構、家庭成員關係、母職等有何影響?又或是外籍幫傭被納入什麼樣的生命政治管控?

這些毫無疑問都是經濟治理的問題,牽涉到資本、勞力與情感的配置與管理,以及空間、階級、身分屬性甚至生命經驗的劃界區分。這裡同時要追問的是,是怎樣的論述與意識形態在建構或想像「移工」、劃分「我們」與「他們」的界線。

市場經濟與勞力剝削

目前在台灣外籍幫傭與看護之月薪受《勞動基準法》基本薪資兩萬四千元(自二○二一年一月一日起)之規範,但實際薪資依雇主與受雇者透過仲介所簽訂的契約給付。如同我們對於任何一種工作的報酬的論斷,我們必須對家務勞動實質的工作內容、心理因素、整體薪資體系、市場機制、甚至歷史因素等等有更通盤的考量。

首先是跨國勞力仲介公司在勞力輸出國招募與訓練移工,都要收取高達十多萬的高額仲介費,大多數移工必須從實際工作期間的每月薪資中扣款,以支付此項費用;於是他們有很長一段工作時間都處在償還負債的狀態。剩下的薪資大部分也都匯回母國,供應家庭日用、教育等各方面開銷,自己所能支配的所剩無幾。甚至有部分雇主以現已違法的「強迫儲蓄」為名,行控制與壓榨勞工之實。

在「政府-仲介-雇主」所形成的結構中,移工完全依附在所謂的「工作契約」下,由雇主擔任監護人,禁止中途更換工作,否則必須遣送回國;這在相當程度上複製與延續了傳統的主僕關係,更鞏固了既有的剝削和壓迫結構。除此之外,家務移工大多沒有特定工作時數(特別是重症或癱瘓照顧者),週日經常不被允許休假,工作內容與職務範圍也沒有清楚的界定。

這樣的契約體現的是一種「告知性的脅迫」(informed coercion)。如同傳統的無償家務工作一樣,「工作」與「生活」間失去界線,這對職業婦女僱請家務工以解決兩者間的衝突顯得有些反諷。

從馬克思的角度來說,「剝削」(exploitation)指的是勞動者無法擁有自身勞動的果實,其勞動力的價值完全由工資系統(wage system)所決定。而各種勞動在此一系統內的「價位」並非取決於物質實作的時間與具體成果,而是由(生產的)「社會關係」決定,也有其歷史文化成因。長期以來,家務勞動在許多國家都與父權封建體系、奴隸制度與殖民經驗有著很深的淵源。

而在現代勞動價值體系裡,家務勞動也被定位在最底層,被認為充其量不過只是一種人類基本生命能力的實作,毋須透過專業認證的「簡單勞動」(simple labor)。在家務勞動的情境中,移工的「簡單勞動」的成果被雇主獨占,沒有進入交換體系衍生出剩餘價值。在這樣的社會認知下,家務工作被貶抑為欠缺生產效力,自然也不被認為對於整體社會運作有什麼貢獻。

種族化的居家勞動

承續以上而問: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國家的女性移工為什麼到台灣擔任在勞動價值體系底層的家務工作,除了因為層層剝削後的工作所得可能還是比在母國高出許多之外,和台灣乃至於全球性的哪些政治經濟與社會現實及歷史脈絡有關?

就體制面而言,台灣家庭對於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家務工需求,反應出普遍的「廉價」勞工的短缺、家庭型態轉變、社會福利與公共照料體系的不健全。然而,除了這些「客觀性」的因素之外,我們也必須瞭解到,「女性家務移工」並非一種固定的、就在那裡的(always already there)身分,而是在特定的歷史與政治發展軌跡、社會文化脈絡中被建構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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