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島一命，死裡求生：《國際橋牌社》展現李登輝史觀，與「新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

我對各個層面的中國都充滿厭惡與決絕：無論是政權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意義上的中國，地理意義上的中國，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由此，我成了自由人。所以，我與自由人，與《國際橋牌社》中那些追尋自由的人物，充滿了精神上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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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蠻崛起的中華帝國對台灣虎視眈眈、喊打喊殺、幾乎每天都有中國軍機侵擾台灣的此刻，《國際橋牌社》不單單是回顧歷史，更是以歷史告訴此時此刻的台灣人：你不可一輩子受恐懼的奴役，恐懼是可以戰勝的。

劇中的黎清波總統面臨中共的飛彈威脅時，斬釘截鐵地說：「遇到土匪怎麼辦？打回去！你不怕死，你的朋友就會來！」是啊，如果你自己都怕死，你自己都不願挺身捍衛自己的自由，你還能有朋友嗎？你的朋友還會為你浴血奮戰嗎？就如同腐敗而怯懦的阿富汗政府，20年都不能自立自強，美國只能棄之不顧，因為美國不可能永遠保護它。

阿富汗總統甘尼（Ashraf Ghani）像當年的蔣介石一樣帶著美鈔黃金跑路，在國際社會只能得到白眼和唾棄。反之，台灣若能像以色列和立陶宛那樣堅韌不拔、止戈為武，當然能「得道多助」，又何須害怕中共色厲內荏的恐嚇呢？

台灣人需要戰勝的恐懼，一是對岸中共的「紅色恐怖」，二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雖已漸漸走入歷史，但「人人心中有一個小警總」的心理狀態在台灣並未全部消除。《國際橋牌社》中有一個讓我深深感動的細節：女主人公蘇婉甄的父親、小郵局局長蘇審瑞，當年是山東流亡學生，他在家中擺著一張在澎湖案（被稱為「外省人的二二八」）中被國民黨槍殺的張敏之校長的照片，卻一直不敢告訴女兒那段悲慘恐怖的歷史。

當女兒在電視台做二二八專題報導時，他語重心長地勸告女兒不要觸碰這個敏感題目，他是從同為山東流亡學生的作家王鼎鈞所說的那個「遍佈荊棘」的時代走過來的，一生謹言慎行，才得以「苟活於亂世」。然而，當他看到女兒完成的紀念二二八活動的報導，看到總統在二二八紀念碑前向難屬道歉時，終於戰勝了恐懼，將張敏之校長的故事向女兒娓娓道來。

隨後，在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那天，他與女兒攜手去投票站投出平生第一張選票，儘管他投給了國民黨，但這張選票仍然意義重大。

逃離中國之後這些年來，我幾乎每年都到台灣訪問，走遍了台灣每個縣市及大部分外島。台灣是華語世界唯一擁有鄭南榕所說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地方，我的所有著述都在台灣出版，我的大部分讀者都是台灣人。台灣成為我的第二故鄉和精神家園。

華語文化圈中，也只有台灣能拍出《國際橋牌社》這樣堪比美劇《紙牌屋》的佳作，中國要拍出這樣的電視劇，恐怕再等半個世紀都不可能。在文化軟實力上，台灣是大國，中國是小國。《國際橋牌社》也遠比韓國人氣電視劇《魷魚遊戲》好看，台灣沒有必要滅自己志氣、長他人威風，老是陷入「韓國能，為何台灣不能」的偽問題的陷阱之中。

不僅每個愛台灣的台灣人都應當看一看《國際橋牌社》，特別是台灣在解嚴之後出生的年輕人，應當從中看到台灣篳路藍縷的民主歷史，這比知曉岳飛和孫文的事蹟重要千百倍；作為台灣最重要的盟友的美國的決策者和民眾，也應當看看《國際橋牌社》，看了這部劇之後，深思熟慮並制定以「價值外交」為核心的對台和對中政策——今天台灣人所踐行的，不正是近250年前美國建國先賢所做是事情嗎？

正如布魯斯・賀森松所言：「大部分的台灣人民選擇原則拒絕姑息，選擇民主拒絕獨裁，選擇獨立拒絕奴役。在恫嚇下的民主進展中，台灣的奮鬥，是為了要保住已經取得的自由。世界諸國，可以把一個新國家的名字，加入複雜的國家主權和國際關係名冊之中，來證明它們的確具有道德意識。這個新名字就是：台灣共和國！」

盼望《國際橋牌社》一直拍攝下去，在時間線上向後拍，拍到跟當下的時刻並行；在時間線上向前拍，拍到1945乃至1895。台灣的故事，是波瀾壯闊的自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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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