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島一命,死裡求生:《國際橋牌社》展現李登輝史觀,與「新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

同島一命,死裡求生:《國際橋牌社》展現李登輝史觀,與「新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野蠻崛起的中華帝國對台灣虎視眈眈、喊打喊殺、幾乎每天都有中國軍機侵擾台灣的此刻,《國際橋牌社》不單單是回顧歷史,更是以歷史告訴此時此刻的台灣人:你不可一輩子受恐懼的奴役,恐懼是可以戰勝的。

美國資深政治評論家布魯斯・賀森松(Bruce Herschensohn)在《台灣:恫嚇下的民主進展》一書的獻詞中說,他要將這本書「獻給建立自己神聖民主制度的台灣人,他們一心一意想做自由獨立的國民,他們有無上的勇氣,拒絕生活在沒有自由人權的國家。」

我把這句話借用過來,向一度找不到串流平台播放的電視劇《國際橋牌社》致上同樣的敬意,因為這部電視劇所表現的,就是台灣人走向民主自由的故事,就是台灣人建立自己國族認同的故事(這部電視劇的英文名字是「島國」),就是從「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到「身為台灣人的榮耀」的故事。

這個主題已然讓有些人感到心驚膽戰、如芒在背。在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早已實現的台灣,有電視台的高層斬釘截鐵地說,不願購買播放《國際橋牌社》,是因為它呈現的是「李登輝史觀」。在他看來,「李登輝史觀」似乎是一個負面概念。但在我看來,「李登輝史觀」卻是一種「因真理,得自由」的崇高價值。

李登輝曾經說過,台灣要有「認同」的反省,這是文化的建立,也是新的政治前途的確立,所以他提出「新台灣人」的概念。他形容說,台灣因為長期被人統治,管成了習慣,人們生活在現實中,而不追求永恆。他用以色列人出埃及為比喻,有人寧願回去當奴隸,可以有肉湯喝,不需要承受苦難。所以,他呼籲說,台灣人一定要有進入迦南地建立國家的決心,「人如果不能從心開始改變起,就像只換了新衣服,裡面全是舊皮囊,那是沒有用的。」

當我觀看電視連續劇《國際橋牌社》的時候,我熟悉的台灣民主運動史全都在眼前活靈活現起來,幾乎每一個劇中人,都可以找到他所對應的歷史中真實存在的人物。更有意思的是,劇組請來若干台灣政治、媒體、文化等領域的名人到劇中客串一系列次要角色,我在觀劇時,不斷與認識和熟悉的很多台灣朋友迎面相遇。

當然,我也看到多名跟我的價值立場迥異的、我非常不喜歡的、訪問台灣時竭力避免見到的人物。我有潔癖,看到這些人物,讓我觀劇時的愉悅感稍稍受挫。但我轉念一想,這些我所定義的「壞人」,居然也有「雅量」來客串這部價值觀跟他們截然相反的電視劇,似乎說明他們沒有那麼「壞」,至少沒有對岸中國的暴君和奴才們壞——中國人是沒有這種幽默感的。

而在台灣,對立陣營中的人物都樂意到同一部電視劇中跑龍套,至少表明台灣民主已相當成熟,台灣人有充分的自信呈現晚近30年民主化的歷史,儘管呈現這段還不夠遠、甚至繼續在發酵的歷史必然會引發激烈爭議,宛如在刀鋒上的行走。

《國際橋牌社》第一季、第二季呈現了李登輝時代初期體制內的權力鬥爭、體制外的衝撞呼應、中共的文攻武嚇、美國和日本的旁敲側擊,台灣的民主轉型如同一塊七巧板,缺少任何一塊都無法完整拼出。而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正如李登輝所言,同時又是「新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這雙重使命,任何一種都難於上青天,兩種加起來更是困難不止倍增。

《國際橋牌社》第二季中,除了表現台灣本島政局的「亂石穿空,驚濤駭浪」之外,更以一群馬祖高登島最前線守軍的戰備生活為副線,一正一副,相得益彰。「同島一命,死裡求生」,不單單是高登官兵的誓言,更是所有「新台灣人」的自由意志。

中國存有吞併台灣的野心,戰爭的陰影在台灣海峽揮之不去,這是台灣無法迴避的宿命,中共並不比納粹德國良善,台灣應當記取二戰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在戰爭與屈辱面前,你選擇了屈辱!可是,屈辱過後,你仍得面對戰爭!」

高登島守軍中,有一位來自台東原住民的砲兵士官,名叫王約翰,他對新兵看似嚴厲苛刻,其實卻是刀子嘴豆腐心。這個皮膚黝黑、肌肉發達、宛如鋼鐵俠的老兵,也有脆弱傷心的時刻。在對岸隨時有可能發起進攻、一觸即發的戰備間隙,王約翰在深夜吟唱本族的古老歌謠,淚流滿面地說:「我爺爺那一代人,為日本人打仗;我爸爸那一代人,為國民黨打仗;我們這一代人,為誰而戰?」

是的,為誰而戰?這是一個難度不亞於丹麥王子哈姆雷特「活著,還是死去」的問題。最後,劇中人都找到了答案:原本吊兒郎當、敷衍塞責而被上級痛斥的營長尤伯衡,明白了他是為妻子腹中的胎兒而戰;作為造王者家族長子的陳慶堂,原本在灰色世界游刃有餘,卻毅然到中國刺探軍事情報,不惜捨生取義……正是在回答「為何而戰」和「為誰而戰」的問題時,台灣人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認同,他們是為自由而戰,為自己而戰,為家人而戰。

身份認同的確立,也是在自由境界上的飛躍。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認為,人從倫理到宗教的過渡,需要個人作出「信心的跳躍」(leap of faith),即人要帶著激情由一個生存階段,躍進另一個生存階段。

身份認同也是如此:拋棄中國人的身份,邁向台灣人的身份,是另一種「信心的飛躍」。就我個人而言,當我如同摩西和族人出埃及一般出中國之後,也完成了新的身份認同的轉換與確立,我的每一種身份認同都與中國斷絕:我在宗教信仰上是基督徒,在法律意義上是美國公民,在種族意義上是蒙古人,在飲食習慣上是巴蜀人。

我對各個層面的中國都充滿厭惡與決絕:無論是政權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意義上的中國,地理意義上的中國,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由此,我成了自由人。所以,我與自由人,與《國際橋牌社》中那些追尋自由的人物,充滿了精神上的共鳴。

國際橋牌社第2季馬祖拍攝 演員分享拍攝花絮
Photo Credit: 中央社

在野蠻崛起的中華帝國對台灣虎視眈眈、喊打喊殺、幾乎每天都有中國軍機侵擾台灣的此刻,《國際橋牌社》不單單是回顧歷史,更是以歷史告訴此時此刻的台灣人:你不可一輩子受恐懼的奴役,恐懼是可以戰勝的。

劇中的黎清波總統面臨中共的飛彈威脅時,斬釘截鐵地說:「遇到土匪怎麼辦?打回去!你不怕死,你的朋友就會來!」是啊,如果你自己都怕死,你自己都不願挺身捍衛自己的自由,你還能有朋友嗎?你的朋友還會為你浴血奮戰嗎?就如同腐敗而怯懦的阿富汗政府,20年都不能自立自強,美國只能棄之不顧,因為美國不可能永遠保護它。

阿富汗總統甘尼(Ashraf Ghani)像當年的蔣介石一樣帶著美鈔黃金跑路,在國際社會只能得到白眼和唾棄。反之,台灣若能像以色列和立陶宛那樣堅韌不拔、止戈為武,當然能「得道多助」,又何須害怕中共色厲內荏的恐嚇呢?

台灣人需要戰勝的恐懼,一是對岸中共的「紅色恐怖」,二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雖已漸漸走入歷史,但「人人心中有一個小警總」的心理狀態在台灣並未全部消除。《國際橋牌社》中有一個讓我深深感動的細節:女主人公蘇婉甄的父親、小郵局局長蘇審瑞,當年是山東流亡學生,他在家中擺著一張在澎湖案(被稱為「外省人的二二八」)中被國民黨槍殺的張敏之校長的照片,卻一直不敢告訴女兒那段悲慘恐怖的歷史。

當女兒在電視台做二二八專題報導時,他語重心長地勸告女兒不要觸碰這個敏感題目,他是從同為山東流亡學生的作家王鼎鈞所說的那個「遍佈荊棘」的時代走過來的,一生謹言慎行,才得以「苟活於亂世」。然而,當他看到女兒完成的紀念二二八活動的報導,看到總統在二二八紀念碑前向難屬道歉時,終於戰勝了恐懼,將張敏之校長的故事向女兒娓娓道來。

隨後,在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那天,他與女兒攜手去投票站投出平生第一張選票,儘管他投給了國民黨,但這張選票仍然意義重大。

逃離中國之後這些年來,我幾乎每年都到台灣訪問,走遍了台灣每個縣市及大部分外島。台灣是華語世界唯一擁有鄭南榕所說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地方,我的所有著述都在台灣出版,我的大部分讀者都是台灣人。台灣成為我的第二故鄉和精神家園。

華語文化圈中,也只有台灣能拍出《國際橋牌社》這樣堪比美劇《紙牌屋》的佳作,中國要拍出這樣的電視劇,恐怕再等半個世紀都不可能。在文化軟實力上,台灣是大國,中國是小國。《國際橋牌社》也遠比韓國人氣電視劇《魷魚遊戲》好看,台灣沒有必要滅自己志氣、長他人威風,老是陷入「韓國能,為何台灣不能」的偽問題的陷阱之中。

不僅每個愛台灣的台灣人都應當看一看《國際橋牌社》,特別是台灣在解嚴之後出生的年輕人,應當從中看到台灣篳路藍縷的民主歷史,這比知曉岳飛和孫文的事蹟重要千百倍;作為台灣最重要的盟友的美國的決策者和民眾,也應當看看《國際橋牌社》,看了這部劇之後,深思熟慮並制定以「價值外交」為核心的對台和對中政策——今天台灣人所踐行的,不正是近250年前美國建國先賢所做是事情嗎?

正如布魯斯・賀森松所言:「大部分的台灣人民選擇原則拒絕姑息,選擇民主拒絕獨裁,選擇獨立拒絕奴役。在恫嚇下的民主進展中,台灣的奮鬥,是為了要保住已經取得的自由。世界諸國,可以把一個新國家的名字,加入複雜的國家主權和國際關係名冊之中,來證明它們的確具有道德意識。這個新名字就是:台灣共和國!」

盼望《國際橋牌社》一直拍攝下去,在時間線上向後拍,拍到跟當下的時刻並行;在時間線上向前拍,拍到1945乃至1895。台灣的故事,是波瀾壯闊的自由的故事。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關鍵藝文週報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