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三的幽靈（思想43）》：再論民間知識分子——曾金燕對話魏簡

文：曾金燕

再論民間知識分子：對話魏簡

魏簡（Sebastian Veg）二○一九年出版了突破性著作——《在人民之間：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從二○二○年夏天到二○二一年二月，我和徐曦白陸陸續續翻譯了《在人民之間》。

作為譯者，我們十分感激魏簡同意本書的翻譯提議。我們相信這會促進華語世界對中國民間知識分子議題的探討，也會推動我們與書中的主人公們一起審視自身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下的處境、思考與社會介入，重新回答何為知識分子的問題。在翻譯的過程中，魏簡為譯者提供了寶貴的協助：不厭其煩地回答譯者的一些困惑並通讀譯稿，提供原始中文資料，並對中文版的內容做了少量更新。

在本篇對話中，魏簡從民間知識分子的研究出發，探討了美國大選中華語知識分子支持川普的現象、新疆內蒙古西藏等民族危機中非漢族知識分子的處境、《國家安全法》生效前後香港本土知識分子的焦慮，以及女性主義批判如何「民主化」知識分子的研究方法等問題。

• 曾金燕：您在《在人民之間》一書裡討論了民間知識分子創造的另類空間、半公共空間和「對抗性公眾」（counterpublics）。您寫作此書時，已經提到其衰落的趨勢，現在這些空間大量地消失了。這種情況下，關於民間知識分子的研究（聚焦於九○年代和二十一世紀的頭十五年）對中國和世界的啟發，您是如何思考的？

魏簡：這個問題在理論層面和實證層面都非常有意思。在理論層面，關於公共空間及其內在排斥性維度的批判性反思已經有很多。許多學者提議採用「對抗性公眾」，以這種不同的視角來審視群組如何在公共空間裡形成自己的勢力。

卡爾霍恩（Craig Calhoun）指出重要的一點：嚴格意義上來說，當人們致力於透過特定的用語、在特定的平台上（物理空間、刊物或者溝通網絡）建立一種「對抗性公眾」時，就意味著他們不再試圖參與公眾的網絡來維繫主流的公共空間。這種「對抗性公眾」的意義，與「對抗性文化」的定義更接近。它也呼應斯科特（James Scott）於「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的觀點——在用標準溝通用語的掩蓋下，人們用自己獨特的方式進行溝通。

在實證層面，我們可以觀察大概從二○○八年北京奧運之後中國開始發生的變化，這種變化在二○一三年「九號文件」面世後變得更快了。毫無疑問，官方對民間知識分子以及幾乎所有類型的批判性論述都進行大力打壓。我在寫《在人民之間》的過程中，就發生了不少事，有些則是本書完成後發生的。我一直以來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一個「離岸公共空間」，現在香港卻成了中國當局最新直接打壓的一個空間。所以說，非菁英、非主流的發聲空間越來越小，這是毫無疑問的。

然而，我還不至於認為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公共空間。舉個例子，還記不記得當孫春蘭前來「視察」抗疫成果時，武漢人從公寓大樓的窗戶裡大聲呼喊？另一個例子是李文亮的微博帳號，成了一座網路紀念碑。我認為，這些例子表明人們沒有完全放棄公共表達。當然，你說得對，許多人已經退回到封閉的、也許可以被稱作「對抗性公眾」的話語社群。尤其是在技術允許政府密切監控人們在說什麼的情況下，政府似乎不反對甚至相當樂於讓一些思想相近的人私下相互交流，比如微信群聊。

但是，九○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民間」時刻，在中國知識分子史中也不是獨一無二的。二十世紀的不同階段都有過民間的聲音，在二十世紀之前可能也有過。例如一九二○年代初的新農村運動，以及當時的主要倡導者，如周作人；一九六○年代蘭州右派創辦的《星火》雜誌，就是一份典型的民間刊物；一九七○年代初知青群體中出現的地下閱讀小組也是一個例子。更廣義地說，儘管政府控制嚴密，中國社會還是在持續演進，演進的方式並不總是那麼容易衡量，也許依舊會令觀察者感到驚訝。

• 曾金燕：近年來，在您的著作出版之際，中國的自由派和民間知識分子群體裡出現許多公開支持川普的人。他們是如何形成這種思想上、情感訴求上，或者政治上的轉向呢？進一步說，川普現象對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和反思？

魏簡：我在猶豫如何回答、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沒有做過直接研究，也許需要更具體的類型學來研究。林垚提議用「燈塔主義」的解釋，有一定道理。自從威爾遜總統最早提倡自決並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上否決中國的主張以來，美國在歷史上曾經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了啟發（與失望）。但可能還有其他因素。一些中國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對美國政治的極度認同，當然是由於中國缺乏「正常」的政治生活。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反對共產主義，他們認為民主黨支持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因此十分失望，這使他們轉投共和黨的懷抱。

儘管中國（以及香港和台灣）和美國都有川普的支持者，但流亡美國的群體在傳播川普訊息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正如我們在之前的案例所看到的，在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等國的流亡人士的小圈子裡，政治很容易被極端化，結果對社群本身經常造成非常大的傷害。一些說客直接採納少數支持他們的政治人物的黨派觀點。所以說，誰才是川普中文訊息的生產者和接收者？研究這種訊息傳播網路的問題會很有意思。

同時這也是媒體的問題。世界上許多人已經不再從多元化的訊息來源獲取新聞，而是依賴演算法推送給他們的新聞流。這在中國更是個問題，因為中國的演算法內置審查，而許多人依靠它獲取新聞。另一方面，中國的一些人由於無處不在的審查與宣傳，對「主流媒體」極度不信任，以至於他們只從與之對立的訊息渠道中獲得訊息。我們知道，《大紀元》在美國的華語社群中推動對川普的支持，起到相當可觀的作用，在中國的讀者群中可能也是如此。許多人的訊息渠道從來不會向他們展示多元化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