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三的幽靈(思想43)》:再論民間知識分子——曾金燕對話魏簡

《五一三的幽靈(思想43)》:再論民間知識分子——曾金燕對話魏簡
魏簡(Sebastian Veg)。Photo Credit: Sebastian Veg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本篇對話中,魏簡從民間知識分子的研究出發,探討了美國大選中華語知識分子支持川普的現象、新疆內蒙古西藏等民族危機中非漢族知識分子的處境、《國家安全法》生效前後香港本土知識分子的焦慮,以及女性主義批判如何「民主化」知識分子的研究方法等問題。

文:曾金燕

再論民間知識分子:對話魏簡

魏簡(Sebastian Veg)二○一九年出版了突破性著作——《在人民之間: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從二○二○年夏天到二○二一年二月,我和徐曦白陸陸續續翻譯了《在人民之間》。

作為譯者,我們十分感激魏簡同意本書的翻譯提議。我們相信這會促進華語世界對中國民間知識分子議題的探討,也會推動我們與書中的主人公們一起審視自身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下的處境、思考與社會介入,重新回答何為知識分子的問題。在翻譯的過程中,魏簡為譯者提供了寶貴的協助:不厭其煩地回答譯者的一些困惑並通讀譯稿,提供原始中文資料,並對中文版的內容做了少量更新。

在本篇對話中,魏簡從民間知識分子的研究出發,探討了美國大選中華語知識分子支持川普的現象、新疆內蒙古西藏等民族危機中非漢族知識分子的處境、《國家安全法》生效前後香港本土知識分子的焦慮,以及女性主義批判如何「民主化」知識分子的研究方法等問題。


  • 曾金燕:您在《在人民之間》一書裡討論了民間知識分子創造的另類空間、半公共空間和「對抗性公眾」(counterpublics)。您寫作此書時,已經提到其衰落的趨勢,現在這些空間大量地消失了。這種情況下,關於民間知識分子的研究(聚焦於九○年代和二十一世紀的頭十五年)對中國和世界的啟發,您是如何思考的?

魏簡:這個問題在理論層面和實證層面都非常有意思。在理論層面,關於公共空間及其內在排斥性維度的批判性反思已經有很多。許多學者提議採用「對抗性公眾」,以這種不同的視角來審視群組如何在公共空間裡形成自己的勢力。

卡爾霍恩(Craig Calhoun)指出重要的一點:嚴格意義上來說,當人們致力於透過特定的用語、在特定的平台上(物理空間、刊物或者溝通網絡)建立一種「對抗性公眾」時,就意味著他們不再試圖參與公眾的網絡來維繫主流的公共空間。這種「對抗性公眾」的意義,與「對抗性文化」的定義更接近。它也呼應斯科特(James Scott)於「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的觀點——在用標準溝通用語的掩蓋下,人們用自己獨特的方式進行溝通。

在實證層面,我們可以觀察大概從二○○八年北京奧運之後中國開始發生的變化,這種變化在二○一三年「九號文件」面世後變得更快了。毫無疑問,官方對民間知識分子以及幾乎所有類型的批判性論述都進行大力打壓。我在寫《在人民之間》的過程中,就發生了不少事,有些則是本書完成後發生的。我一直以來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一個「離岸公共空間」,現在香港卻成了中國當局最新直接打壓的一個空間。所以說,非菁英、非主流的發聲空間越來越小,這是毫無疑問的。

然而,我還不至於認為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公共空間。舉個例子,還記不記得當孫春蘭前來「視察」抗疫成果時,武漢人從公寓大樓的窗戶裡大聲呼喊?另一個例子是李文亮的微博帳號,成了一座網路紀念碑。我認為,這些例子表明人們沒有完全放棄公共表達。當然,你說得對,許多人已經退回到封閉的、也許可以被稱作「對抗性公眾」的話語社群。尤其是在技術允許政府密切監控人們在說什麼的情況下,政府似乎不反對甚至相當樂於讓一些思想相近的人私下相互交流,比如微信群聊。

但是,九○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民間」時刻,在中國知識分子史中也不是獨一無二的。二十世紀的不同階段都有過民間的聲音,在二十世紀之前可能也有過。例如一九二○年代初的新農村運動,以及當時的主要倡導者,如周作人;一九六○年代蘭州右派創辦的《星火》雜誌,就是一份典型的民間刊物;一九七○年代初知青群體中出現的地下閱讀小組也是一個例子。更廣義地說,儘管政府控制嚴密,中國社會還是在持續演進,演進的方式並不總是那麼容易衡量,也許依舊會令觀察者感到驚訝。

  • 曾金燕:近年來,在您的著作出版之際,中國的自由派和民間知識分子群體裡出現許多公開支持川普的人。他們是如何形成這種思想上、情感訴求上,或者政治上的轉向呢?進一步說,川普現象對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和反思?

魏簡:我在猶豫如何回答、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沒有做過直接研究,也許需要更具體的類型學來研究。林垚提議用「燈塔主義」的解釋,有一定道理。自從威爾遜總統最早提倡自決並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上否決中國的主張以來,美國在歷史上曾經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了啟發(與失望)。但可能還有其他因素。一些中國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對美國政治的極度認同,當然是由於中國缺乏「正常」的政治生活。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反對共產主義,他們認為民主黨支持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因此十分失望,這使他們轉投共和黨的懷抱。

儘管中國(以及香港和台灣)和美國都有川普的支持者,但流亡美國的群體在傳播川普訊息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正如我們在之前的案例所看到的,在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等國的流亡人士的小圈子裡,政治很容易被極端化,結果對社群本身經常造成非常大的傷害。一些說客直接採納少數支持他們的政治人物的黨派觀點。所以說,誰才是川普中文訊息的生產者和接收者?研究這種訊息傳播網路的問題會很有意思。

同時這也是媒體的問題。世界上許多人已經不再從多元化的訊息來源獲取新聞,而是依賴演算法推送給他們的新聞流。這在中國更是個問題,因為中國的演算法內置審查,而許多人依靠它獲取新聞。另一方面,中國的一些人由於無處不在的審查與宣傳,對「主流媒體」極度不信任,以至於他們只從與之對立的訊息渠道中獲得訊息。我們知道,《大紀元》在美國的華語社群中推動對川普的支持,起到相當可觀的作用,在中國的讀者群中可能也是如此。許多人的訊息渠道從來不會向他們展示多元化的訊息。

不過,我還是認為不應該誇大這個現象。根據一些粗略的估計,總體上華裔美國人對川普的支持率並不高於一般美國選民。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的《家鄉裡的異鄉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一書,已經在更為廣泛的美國語境中研究川普政策的直接受害者為什麼投票給川普的問題;她討論路易斯安那州因川普廢除環境保護和公共衛生政策而直接受苦的工人依舊投票給川普。

同樣地,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比如克魯茲(Ted Cruz),否決一項為離開香港尋求避難的人提供協助的法案。這也同樣適用於從中國逃出來的異議人士。最後,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有一些頭腦十分清醒的人,他們為那些願意超越社群媒體謾罵刺激的讀者提供全面細緻的分析。

  • 曾金燕:近年來,您的研究聚焦於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它和中國政治是怎樣一種關係?可否請您談一談,您研究的香港社會人群中,和民間知識分子對照,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和議題?

魏簡:正如我所說的,自從太平天國起義,王濤逃難到香港成為香港十九世紀後半期最早的最主要的華語報業企業家後,香港就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離岸公共空間,這比梁啟超起的類似作用還要早幾十年。在整個二十世紀的幾個關鍵節點上,香港成為辯論和政治異議的重要場所,包括一九三○年代逃離國民黨政權的知識分子和一九五○年代逃離共產黨政權的知識分子、一九四九年成立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學者,以及一九八九年之後,金觀濤和劉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學創辦的《二十一世紀》期刊。因此,我會說香港作為一個知識中心,具有民間元素。

在這個意義上(香港在地理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遠離北京菁英中心而被視作邊緣),一些中國菁英知識分子經常貶低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也許沒有他們渴望的菁英文化機構,這也取決於他們所指的歷史時期,但香港有兩點特殊之處:首先,香港有許許多多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以及中國之外的社群。儘管這些社群本身可能在語言上和對外部人士而言相對封閉,但很多社群內部有生機勃勃的文化生活。

第二點,香港擁有法律和經濟上基礎實現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尤其是在一九五○年代和六○年代,還有更廣義上的包括電影和音樂的娛樂資本主義。儘管公開的政治活動被壓制(哪怕有審查,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報紙也都生存了下來),香港在殖民時期的審查法也相對寬鬆。印刷資本主義容許許多被剝奪公民權利的知識分子透過寫作生存(劉以鬯就是完美的例子)。

之後,隨著查良庸(金庸)等紙媒企業家的興起,香港擁有客觀報導和寫作水平優良的優質媒體。香港的知識分子圈子確實更傾向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和國家及市場都保持距離的民間知識分子不同。但香港還有大學(且不說具有殖民色彩的香港大學,新亞書院就為一九六三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鋪就了道路)以及聲望頗高的中學,一些知識分子可以在這裡教書。許多知識分子試圖在政治和學術理想、教育追求、政治評論之間取得平衡,並且透過寫小說或電影劇本來增加收入。

一九六○年代起,香港在地緣政治舞台(在北京、台北、倫敦、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政黨政治與本土議題之間,也有建設性的緊張關係。當時的流亡知識分子並沒有立即連接上香港的本土議題。一九七○年代知識分子「本土化」,具有更為強烈的本土意識,加上日益增長的反殖民行動,與此同時探尋香港的未來,而這在八○年代又更加明顯了。

因此,在「高級政治」和「本土議題」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是非常典型的民間知識分子特質。在這裡,我特別要聯繫到陳建民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動人的告別演講,描述出他個人的知識分子足跡,就是從七○年代的本土社會運動開始的。

  • 曾金燕:我在以色列海法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時,巴拉諾維奇(Nimrod Baranovitch)引導我研究「少數民族」作家、藝術家和學者,因而我自然格外關注以漢語講述自身民族(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故事的知識分子的文化生產和思想論述,以及他們自身的命運。您的研究沒有涉及這個知識分子群體,但他們和民間知識分子有著邊緣視角、對著權力說話和行動,以及自身被邊緣化的共性。 「少數民族」知識分子面臨著更為快速的母語和民族文化消亡的命運,以及肉身上類似夾邊溝農場知識分子的遭遇。您認為在「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和中國民間知識分子之間,可以形成何種對話關係?又或說,民間知識分子研究對「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研究可以帶來何種啟發?

魏簡:謝謝你提出這個問題,因為關注中國的非漢族人群的處境變得越來越重要了。我寧願不用「少數民族」一詞,因為你所提到的人群,在被吞併或人口轉移之前,在他們的歷史疆域內,曾經是或者經常是大多數。在研究伊始,我確實考慮過這個問題。因此我嘗試納入關於民間知識分子和非漢族知識分子的一些討論,尤其是公盟(由法學博士許志永、滕彪等創辦的,致力於權利運動的非政府組織)關於二○○八年拉薩三.一八事件的報告。

當然,我其實可以更詳細地描寫王力雄、唯色、伊力哈木或扎西文色的寫作以及他們的其他工作。我沒有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作為關注讀者社群和溝通網絡的人,我的基本假設是他們的漢語寫作是更大的多語言討論的一部分,這個領域最好由至少能粗通藏語、維吾爾語或蒙語的學者們來做研究。

中國的公共空間已經有許多問題,表達了不是用漢語書寫的被邊緣化的聲音,但由於我的語言局限,我感覺不是很適合放在我的研究中加以正常化。當然,是可以研究個人以及他們作為語言上的中介或中心。但在本書中,我希望能夠聚焦網絡和讀者公眾,而非個人。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這樣的研究需要我不具備的技能。

  • 曾金燕:您的書特別強調社會性別的視角,這在知識分子研究中,也是先鋒的。可否請您具體回顧社會性別與知識分子學的關係?在中國知識分子研究中,女性主義批判如何可以「民主化」研究的主題和方法?

魏簡:在女性民間知識分子方面,我從你的書和你寫艾曉明的文章裡學到了很多。正如公共空間的範式,知識分子研究領域在歷史上充滿了性別偏見。在最近一本探討知識分子研究的文集裡,其中一章的題目就極具挑釁性:「女人可以成為知識分子嗎?」。它的目的不在於質疑女性參與了十八世紀以來定義歐洲知識分子的啟蒙運動,而在於強調在知識分子角色和地位體制化的過程中存在著性別上的不對等。

女性往往是啟蒙論述的對象(包括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社會變革倡導者,纏足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是當女性自己開始成為說話的主體時,她們的啟蒙論述卻很少主張性別視角。性別與公共——私人領域的界限之間的互動,是一個特別豐富的、可以繼續探討的研究領域。

近年來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出現一些有意思的研究,我希望未來可以持續關注。劉禾(Lydia Liu)、卡爾(Rebecca Karl)和高彥頤(Dorothy Ko)的《中國女性主義的誕生》(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一書非常具有啟發性,其中一個核心人物晚清時期的女性主義無政府主義者何殷震,她的歷史地位我們都很了解。

史謙德(David Strand)研究一九一一年革命的著作則關注另外一個很有揭示意義的事件:在一九一二年國民黨成立大會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時,國民黨的婦女選舉倡議者唐群英掌摑了宋教仁,以抗議孫中山向袁世凱妥協,在新憲法中犧牲了婦女選舉權等議題。當然,我們都知道丁玲在延安譴責性別等級。所以,我認為在思想史中,性別方向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除了知識分子之外,學者們對研究中國二十世紀歷史不同階段的女性角色也很有興趣,特別是賀蕭(Gail Hershatter)和郭于華分別做了毛澤東時代在集體農場工作的女性的口述史,賀蕭還做了上海性工作者的研究。正如你所說的,我相信女性主義的批判有助於「民主化」研究方法,即更加關注社會的非菁英部門。我肯定十分期待讀到你對這個議題的進一步研究。

魏簡(Sebastian Veg)

法國艾克斯大學文學博士,魯迅小說的法文譯者,現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思想史教授、香港大學名譽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思想史、知識分子與文學。他曾長駐香港,先後任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問學者、香港大學助理教授,2011至2015年間擔任中心研究中心主任、中心季刊China Perspectives總編輯。

編有《毛時代的大眾記憶:從批判性爭論到重估歷史》(Popular Memories of the Mao Era: From Critical Debate to Reassessing History)、《太陽花與雨傘:臺灣與香港的社會行動、表達實踐與政治文化》(Sunflowers and Umbrellas: Social Movements, Expressive Practice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aiwan and Hong Kong),著有《在虛構與現實之間:二十世紀初的文學、現代主義和民主》(Fictions du pouvoir chinois: Littérature, modernisme et démocrati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等書。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五一三的幽靈(思想43)》,聯經出版

主編:思想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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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專輯是「五一三的幽靈」,收錄了七篇文章。雖然一般認為五一三事件是一場針對華人而起的種族暴動,但其實因暴動而受害的不僅僅是華人而已,還有印度人和馬來人。由於五一三事件在馬來西亞境內仍是一個禁忌的話題,雖不是完全不能說,也不是真的被忘記,但是政治的禁忌與歷史的包袱使得五一三事件造成的創傷至今無法平復,是以「五一三」幾乎以一種幽靈的狀態出沒在作者的記述與常民的回憶之間。

這種幽靈的狀態反映的是官方記憶的僵硬與固著,但也突出了受害社群創痛之深重,不因官方的忽視而遺忘。這也顯示了文學作品與常民記憶或許才是歷史真實之所在。期待本專輯能突顯「馬華」離散的歷史與承擔,和解與共生,打造一條相互理解與和解的文學之道。本期還有魏簡教授的訪談,以及數篇獨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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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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