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山海致敬:台灣人建立與山海的關係,為什麼需要原住民族觀點?

向山海致敬:台灣人建立與山海的關係,為什麼需要原住民族觀點?
在卓溪鄉登山協會引領下走八通關全段,團體照攝於大水窟|Photo Credit: 本文作者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當前透過戶外活動的推廣,扭轉我們與山海疏離的關係,積極納入原住民族的觀點,能為建立山海關係增添豐富的可能性,更是重整原漢關係的好契機。

文:張瀠之(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

台灣近半世紀的戒嚴歷史(1949-1987),及解嚴後持續禁止大眾禁止進入高山及水域的作為,直接影響擁有70%高山和四周為海的台灣人,對山海關係的疏離。2019年行政院宣布重大戶外政策轉向,「向山致敬、向海致敬」,簡化入山流程、開放除國安及生態保育需求外的81條林道,並編列七年四百億來改善登山的基礎建設。去(2020)年,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無法出國旅行轉向對國內景點的探索,這一年,台灣戶外活動人口劇增,山難增加兩倍,並對環境和生態造成危機。

在環境生態和人身安全考量之外,透過戶外活動認識台灣,並滿足都會人親近大自然放鬆身心的需求,建立台灣人與山和水域的關係,成為當前迫切的課題。在這個社會發展脈絡下,我認為原住民族觀點,包括歷史傳統和在地知識的當代運用,能幫助我們建立更符合當代環境觀念和形塑台灣獨特論述的重要資源(前提是原住民族具有意願,並在互惠平等的分享機制下)。

納入原住民族觀點不僅具有正當性,且原住民族與山海關係富含啟發性的價值,正是當前拓展環境教育所需的,相反地,因為價值觀差異而排除原住民族觀點,其實限縮了台灣人建立適合我們與山海關係的想像。

主流觀點中,山海關係裡的原住民?

2020年,熱門登山路線嘉明湖步道因應山海開放政策中,廣設基地台提升手機收訊的需求,由布農族高山嚮導Biung獨自背負近百公斤的發電機至向陽名樹附近。任務完成後,新聞以「布農鋼鐵人」為題報導,無論是主流社會大眾或原住民族社群普遍讚嘆揹工神人的壯舉,不過,也有人看到這個現象中的危機。

近年常在《聯合新聞網》鳴人堂發表關於登山環境觀察和政策建言的城市山人(董威言),以〈百公斤的難題:台灣不需更多神人揹工,而是山域運補直升機〉為題指出,鼓勵揹工背負過重的現象暴露了台灣登山觀念和設施的不足,系統性的形成剝削健康的勞力付出。我非常贊同這個現象所指出的結構性問題,但我納悶的是,在讚嘆布農青年的體能之餘,是不是也能看見支撐Biung能力背後富含在山裡生活的傳統文化和知識,譬如布農族的頭帶負重的使用和編織知識,並對戶外活動推展有所啟發?

城市山人除了指出登山政策和改善台灣戶外活動環境和設施,也積極推廣登山的觀念。2021年8月出版《登一座人文的山》,副標為:「貫穿古今中外、文明與荒野,獻給所有戶外人的自然人文通識課」,封面下方有一排字「順西方與漢文化的源流而下,匯集於台灣,一趟人類文明與自然環境關係的時空之旅」,道出這本書的企圖和定位。

這本書分為三部,第一部「西方的山與荒野」,將《聖經》、梭羅、美國國家公園之父John Muir等文字連結大社會發展脈絡,探究西方文明與自然的對立觀念,也概述登山活動從探險、征服、挑戰到近期商業化的轉變,描述登山與地理探險、殖民擴張和工業社會階級化的關聯。第二部「漢文化的人與自然」,則從《論語》、《詩經》、《山海經》等古籍中分析漢人追求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精神,並串聯山岳與修行和政治邊疆等想像。第三部「台灣的山與人」,則分析自清以來的政治社會經濟條件所形塑的人與山林關係,從清朝漢人西部開拓開始劃界封山、日本人視山林為帝國資源、國民政府戒嚴的荒野禁地,也連結台灣高山環境的體質,探究至今台灣登山文化,並對當前衝擊的政策制度提出深度且真切的剖析。

書中不少篇幅明確指出強權文化(包括西方和漢人殖民者和移民)為了滿足政治或經濟需求,將原住民族驅趕自原本的家,也對過去當權者將原住民族視為次等人的歧視文字有所描述。但談到當代原住民族與山林的交集,書中討論只落在登山產業,特別是協作和原住民族工作者與管理單位處於「地下關係」。這固然是目前急迫需要正視和解決的問題,作者對部落現況和與公部門制度缺乏銜接平台的觀察深入,更是肯定他鼓勵遊客進入部落應放開漢人中心思維和對原住民貪婪的認知,從原住民對家的思考來看,而部落則需要強化內控力量,互信才能創造共好的共管機制。

不過,在我看來,雖然這本書意識到漢文化對原住民的認知粗暴,但對原住民與山林關係的爬梳卻嚴重缺席。作者對於當代原住民族的處境,似乎失去了對「過去」族群權力不平等的結構性思考,以至於侷限了原住民族在山海關係中的角色。

閱讀這本書,感受到作者對山的熱情,獲得許多有助於理解目前困境增進思考的詞彙和觀念,確實提供了目前迫切建立制度重要的辯證。然而,本書關於原住民族觀點的呈現,反而讓我明白大眾對Biung的反應。我好奇,書中提及眾多的經典名著作者,因為實際走訪山林的而獲得難得的視野,但諸如梭羅等人並沒有實際走過台灣的山林,難道台灣的山海沒有自己故事嗎?

當然,答案是肯定的,而作者也確實在書中很多篇幅中提及原住民族生活的歷史,然而,因為是歷史、是遙遠的過去,與當代原住民族的處境是斷裂的,因此,書中當代原住民與山的關係交集在登山產業,而無法看見協作和嚮導在山中生活的正當性和價值。我認為,不能把這當成作者個人的問題,反映出的是整個世代的教育促成特定的歷史和族群觀點,在意識形態上蒙蔽了對原住民族觀點的看見和理解,這在美加紐澳等國的主流社會都面臨類似的現象。

原住民族觀點是什麼?

我們現在說的百岳和高山健行路線,多數在清朝時期都在蕃界之外,不在帝國版圖之內,甚至嘉明湖所在的台東縣海端鄉,到1918年的日治蕃地圖都是空白的。部分東部布農族的祖先,最晚要到非常近期的1940年代,才被集團移住至平地花東縱谷。也就是說,這些地方一直是原住民族的生活領域,即使長達半世紀的戒嚴歷史,當代的原住民族跟山海保有密切關係。即使政權轉換、社會經濟變遷、生存方式改變和當代科技運用,生活方式跟祖先不完全一樣,不過對家的聯繫、尊敬和永續的邏輯依然持續。

布農族作家沙力浪的《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揹工與巡山員的故事》(目前已有捷克語版),收錄自己從20年前,第一次跟著前輩走進山林回到祖居地Mai-asang,後來擔任嘉明湖山屋管理員,到2017年參與花蓮縣文化局計畫跨部門從重建佳心石板屋開始,一系列走回祖居地的計畫參與,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布農族人與山的故事。這個流域生活的祖先原本住在現今南投,在17 世紀因為漢人移民自西岸登陸壓縮生活空間,便往東遷翻過中央山脈過著狩獵輪耕生活。

20世紀初,日本政府為了取得山林資源不斷限縮他們的生活範圍和方式,甚至要求繳納賴以為生的槍枝,布農族忍無可忍只能抵抗入侵的日軍。從1915年大分事件、喀西帕南事件,爾後三百多名布農族以塔荷馬為基地抗日18年,經歷幾十場戰役,日本人到1940年代才完成集團移住。這段未被納入正典的歷史,即使如今走在1921年完成的八通關古道,端詳從東埔到玉里125公里路三十幾個駐在所遺址,一般人也只能看見日人觀點,難以看見當時布農族在中央山脈東部的生活能力之強盛。當時,日本用通電刺網控制封鎖、將日俄戰爭偷來的俄製大砲,輾轉運到花蓮,再推上山的嚇阻布農族,今日仍在霧鹿和華巴諾。

這段困難複雜的歷史,並不是我這個異邦人(在此指非布農、非日本人)能清楚呈現的,簡短描述的用意在於讓讀者理解,布農族跟山林的關係。也看見,他們何以離開在祖居地自給自足的生活,來到陌生的平地過用勞力換取金錢,說別人的語言,因為膚色和口音而頻繁地受到歧視和看不起,而不是只看見原住民喝酒吃檳榔,體育很強。

走在八通關的沙力浪,看著那些紀念戰役中日本犧牲者的日本碑文寫到;「石碑告訴我們很多事,也隱藏了很多事」。隱藏的不只是犧牲的抗日布農英雄,更是他們在中央山脈生活的事實和正當性。

然而這是百年前的歷史嗎?很遺憾的不是,主流價值觀的隱藏在21世紀的今天依然。布農族從土地的主人,變成勞役者,沙力浪的故事深刻地指出,百年被驅離家園的族人,從日本人開始為政府土地調查、學術研究、現在登山團體擔任嚮導、國家公園巡山員、揹工、山屋管理員、救援等,他們的經驗、知識和技能成就了多少國家安全、基礎建設、學術成就和個人的夢想行動,但他們出現在大眾眼中,卻是背負了不合理重量的神人。然而,即使是辛苦和危險,不少族人還是渴望回去,因為這是少數讓他們在自己土地上工作的機會。

與登山活動有密契關聯的沙力浪是這樣描述他與山的關係,然而原住民族與山海的關係隨著不同族群部落和世代有不同的樣貌。很多原住民作家,包括知名達悟族的夏曼藍波安老師和甫獲得2021 台灣文學獎「金曲獎」太魯閣族的Apyang Imiq(程廷),在書中描述的部落生活,出現大量與山與海與溪流、樹木海洋生物互動的描述,讀者皆可領悟他們在傳統生活領域中,與自然綿密的關係,從知識,倫理、時間觀、生態知識、幽默、與人類面對自然該有的謙遜,以及作為主人對家的情感和責任。

當原住民說我們是土地的主人時,他的意思不是這是我家私人土地要收過路費,而是:我的祖先和後代在這裡生活,我們非常清楚怎麼跟這裡的土地、河流和動植物相處,也負有維護環境的責任,因此,請外來訪客對我們的生活有基本的尊重。在2016年開啟轉型正義的當今,國家用「傳統領域」來標定這樣的觀念和界線,然而,卻因為官僚主義和既有政治結構的侷限,造成大眾對土地主人有所誤會。我認為,現行官方傳統領域的論述,某種程度上侷限了我們對原住民族知識的想像,反而阻隔山林是原住民的家並在其中生活的事實,以及建立關係的可能性。

澳洲原住民族稱呼「土地」為country,中文可能翻譯成國家、鄉村或族鄉,都無法精準涵蓋country所指涉的是人與土地、人和非人跨時空的整體關聯性,而原住民族自稱是country的傳統主人(traditional owner),也是今日的看守者(ongoing cus-todian)。2008年,澳洲首相對失竊的一代公開道歉,自此,國會會期的正式場合到學術藝文活動開場,常見使用Acknowledgement of Country 來開場,肯認原住民族country的關係。2021年,澳洲郵政地址系統中,多了傳統地名的欄位,讓大家增加國家行政區域思考之外,與土地的連結,是拓展人與土地的關係的一種方式 。

透過戶外活動,台灣要建立什麼樣的人山關係?原住民族觀點帶來什麼?

目前從登山論述中,關於原住民族的討論不外乎「過去」歷史和「當代」產業。然而,當代原住民在登山的關聯只有這些嗎?我覺得如果把原住民跟台灣山海關係的討論侷限在產業,箝制了台灣人對山的理解和想像,也限縮了環境教育發展的格局。

需要思考的是,我們要建立什麼樣的山海關係?城市山人也指出,西方探索、征服挑戰等登山活動有地理大發現和工業化的社會脈絡,反映出其中的政治社會脈絡及階級性質。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在登山制度和山海關係上尋求外國的經驗,但實際上近幾年國外登山和環境意識有解殖和正當化原住民族觀點的趨勢。

舉例來說,美國擁有有70萬會員的環保組織Sierra Club去年公開承認其組織過去的殖民意識形態,其創辦人,也是美國國家公園之父John Muir,對於原住民族的歧視和不公義行為,包括自傳裡對原住民將泥巴抹在身上成功的驅蚊,描寫成骯髒落後,到將原住民驅逐於原本生活場域,成立國家公園供墾殖人口觀光娛樂之需。Sierra Club公開反省之虞,也提出五百萬經費雇用原住民、黑人等族群。這些工作的保障不僅是限於底層勞動階級,更包括重組董事會和行政結構,因為有了他們的加入,生活經驗和世界觀等更加完整了環境的故事和連結 。

以紐西蘭毛利文化為底蘊的戶外活動一直都是吸引旅客的國際亮點,這與毛利人自1970年代各種草根復興運動,推動土地、文化和語言復振至今讓毛利世界觀主流化有絕對的關聯。今天在紐西蘭用毛利語問候介紹,已是社會上常見的現象,再者,毛利人在自我介紹時,除了說明自己的出生地和家族,也會提及自己的山跟海。近年來,正常化和正當化毛利人的世界觀,成為紐西蘭社會的共識。毛利人與山海的關係,被政府肯認,除了將地名復原毛利語外,毛利人與河的關係「I am the river, and the river is me」,讓Whanganui River在2017年成為世界上第一條人格化的河,開創人類與環境關係的新方向 。

反觀台灣,我觀察目前登山討論會涉及原住民時,多是關於利益衝突,無論是商業競爭或是傳統領域的辯論,讓人惋惜。將原住民族在山海中的活動看成破壞生態的謀利,這是將剝削和壓迫的結構對原住民族造成的破壞的二度傷害。因為,幾百年來在同一區域生活的世世代代,不會把資源耗盡,發展出來的農業輪耕和捕獵禁忌就是永續性思考。這是當今很多科學研究包括加拿大白人學者Fikret Berkes等提出,原住民族的自然資源管理,有別於古典的生態保育將人和自然二元對立排除,是更符合當代複雜網絡和永續觀念的。

原住民族跟土地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呢?首先,我們不能用私有土地和國家制度的邏輯來想像原住民族與土地的關係。目前,在台灣政府提倡轉型正義社會工程之下,傳統領域的概念,其實也是國家試圖肯認原住民族的關係,但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來說,跟土地、萬物和祖先的關係,是超出現代思維能夠辨識和想像的。關於原住民族與土地的關係,已經有很多人說明,包括政大民族系官大偉老師指出,相對於山人所說,人文與自然對立,對原住民族來說,人文就是自然 。另外,傳統領域不能用現代排他性的權利來理解,北醫醫文所林益仁老師則指出傳統領域的共有資源,實踐精神是共好、分享和包容等價值 。

登山固然有專門的知識跟技術,但對一般台灣人來說,嚮往登山是走出城市走入山林認識台灣的驅使。熱門路線和百岳文化對於追求景點造成的人滿為患,勢必不是任何人樂見的。但怎麼創造新的路線和與自然共處的方式,認識不同的土地上不同的故事和知識,值得大家去建立和了解。

登山缺乏原住民族觀點反映出的原漢關係,以及可能形成的問題

作為1980年代在台北生長的外省、閩南和客家人後代,我可以理解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和社會福利政策的疑惑,甚至不滿。但我也看見,台灣正在翻轉。走過台灣經濟奇蹟翻身的世代認為:我也窮過苦過可憐過,如今的翻身和成就,是我多年努力認真打拼的結果。然而,經過國家定位和史觀調整的台灣人,擁有更多的思考空間和工具去理解殖民和同化政策的結構性問題,以及延續至今對原住民造成的負面影響。

從小,漢人中心的殖民政治意識形態和漢人中心的同化政策,教育不斷告訴我們原住民文化是落後的,使用國語,甚至英文才能迎上潮流具有競爭力。造成大環境對原住民族理解甚少,少數透過電影小說對原住民的認識,也存在許多刻板印象。因此,當大家看到Biung背負百公斤上山,肯定了我們對原住民四肢發達的印象,卻缺乏敏感度去看見形塑他在山上移動生活的知識體系,和剝削他勞動的社會經濟結構。

因此,當我們思考人文與自然的關係時自然不會想到原住民,因為第一,我們認為文字是文化的根源,因此,口述歷史被當昨神話而缺乏文本正當性。再來,我們可能認為登山活動不是原住民的生活。這是正確的,原住民族跟山的關係是生活,但我們也知道戶外活動的階級和工業化脈絡,也知道登山觀念是不斷順應社會需求而改變,當我們不再渴望征服自然,排隊在山頂拍照證明揀山頭的時候,我們會開始思考,能從與自然互動中建立什麼關係,而原住民族對山海的知識和經驗能夠啟發我們。

缺乏理解的原漢關係,促成霧台鄉哈尤溪和嘉明湖戒茂斯最近的爭議。然而,承認原住民族土地,近而尊重原住民族意願的做法,在世界各地越來越被接受和鼓勵。最有名的,是澳洲大陸沙漠中心的那顆紅色大石頭Uluru,在2019年永久封山,除了生態和環境安全因素,或許因為澳洲社會已在生活中納入原住民族是土地主人的思想與實踐,因此能承認部落投票的正當性,承認傳統看守者神聖性。即使大筆的利益消失和衝突,願意理解封山的正當性和對永續發展的澳洲社會的價值 。

台灣人建立與山海的關係,為什麼需要原住民族觀點?

台灣人建立與山海的關係,為什麼需要原住民族觀點?第一,這些區域,本來就是原住民族的家,看見並理解這個事實,本身具有正當性。第二,原住民族在這些地方擁有的實用環境知識豐富,如果他們願意,且在有互惠共享機制的前提下,對台灣建構環境關係是適合且有價值的資源。當然,現行制度層面要納入原住民族觀點還有很多的協商工作,但在意識形態上能看見原住民族觀點的正當性和價值,是每個願意親近山海的人,都可以著手進行的。

透過跟卓溪登山協會的布農族人走八通關、跟奇美阿美族人在秀姑巒溪上文化泛舟、跟港口阿美族Idang團隊透過獨木舟和浮潛認識石梯坪,我了解這些地方是他們生活的場域,因此,他們知道怎麼移動最安全省力、什麼季節吃什麼最舒服,他們更清楚怎麼做是維持生態。這些山林和水域長期都有人在其中生活,因為他們的分享,我才知道環境的變化、不用手機可以觀察氣象海象的變化,靠什麼判斷方向不會迷路、原本預定路線坍塌怎麼判斷、重裝走在山上怎麼走能保持體力、受傷可以取什麼草藥。

除了登山技巧和生存知識,他們帶給我的,更是深刻理解當代水泥叢林生活的狹隘,自然的多變與能量,讓我對山海抱持尊敬感激和虛心學習的心態。台灣當前透過戶外活動的推廣,扭轉我們與山海疏離的關係,積極納入原住民族的觀點,能為建立山海關係增添豐富的可能性,更是重整原漢關係的好契機。 看不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價值和帶給我們啟發的潛能,無視或否定原住民族的知識,是台灣人的損失。你,會想跟山海建立什麼樣的關係呢?

※承蒙卓溪鄉登山協會和多個曾接待我認識部落生活領域的族人團隊,啟發我對山海關係不同想像,謹此致謝。本文為個人觀點,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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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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