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如何定價》:「福特平托案」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是首次清楚看到人命如何貨幣化

《人命如何定價》:「福特平托案」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是首次清楚看到人命如何貨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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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福特使用的人命價碼,讓大眾更加關注人命的經濟價值。大眾知道及關注人命如何貨幣化及人命價碼如何被使用後,這個主題因此受到更多的審查與研究。

文:霍華德.史蒂文.弗里德曼(Howard Steven Friedman)

犧牲誰來追求獲利

一九六○年代末期,福特汽車決定在美國推出平價汽車「平托」(Pinto)。為了趕著上市,他們壓縮了設計到配銷的時間,匆忙上市導致紕漏百出。福特的碰撞測試顯示,平托不符合當時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Administration,NHTSA)為了減少交通事故所引發的起火意外而提出的安全標準。那些標準預計在一九七二年實施,隔年的安全標準還會再提高。碰撞測試也顯示,只要稍微修改平托的設計(例如在油箱中添加一個塑膠氣囊),就可以使汽車符合NHTSA的安全標準。

福特做了一份成本效益分析報告,提交給NHTSA。這份名為「福特平托備忘錄」(Ford Pinto Memo)的分析,目的是為了勸阻監管機構通過新的安全標準。這份分析把「修改平托以提高安全性」以及「不修改平托就上市,並納入增加的死傷成本」這兩個選項加以貨幣化。

業者(本例中是指福特)做成本效益分析時,會為人命設定一個價碼,以評估可能導致傷亡的商業決策。公司是在商業成本與挽救生命之間權衡,以追求獲利最大化。而勞力市場則是企業衡量生命價值的另一個觀點,因為員工的生命與金錢之間有明確的取捨關係。勞力市場的情境非常多元,一個極端是把勞工當成奴隸,另一個極端是把勞工視為有自由意志的員工。在各種情境下,每個員工的時間都有一個價碼,那個價碼可能很不公平。

以成本效益分析做商業決策

監管機構與營利公司都會做成本效益分析,但它們的分析方式顯然不同。監管機構是做社會的成本效益分析,那必須考慮社會的總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公司則是做私人的成本效益分析,重點是公司的淨利。一家公司的成本僅限於損益表上的成本,亦即所謂的私人成本,所以一家公司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從公司的角度出發。由社會承擔、而非公司承擔的成本,稱為外部成本。公司做成本效益分析時,會忽略外部成本。

公司的決策過程中本來就有成本效益分析,分析者的任務是從不同的策略中,挑一個幫公司創造最大獲利的策略。假設你是一家汽車製造公司的高階主管。你手上的資料顯示,公司的某款汽車有設計缺陷,一般的交通碰撞很容易導致那款汽車起火燃燒。身為決策者,你需要在兩種選擇中二選一:召回那款汽車以修改缺陷,或者忽視那個問題,即使你明明知道那個問題可能導致一些傷亡。召回汽車會造成短期的負面影響,因為消費者不敢買你的汽車,那會損害公司的短期獲利。忽視設計缺陷則可能導致無辜者喪命,以及未來的訴訟風險和公司品牌受創。

認為營利公司主要是為了社會利益而存在,未免過於天真。這些公司提供商品或服務時,通常也提高了顧客的生活品質,但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賺錢。這樣說並不是在詆毀營利公司,而是提醒大家企業的優先要務是什麼。由於企業的首要之務是獲利,期望公司做有關人命的決定時忽視獲利考量是不切實際的。這並不是說公司都是盲目追求獲利的無情組織。公司有時是根據其高階主管的倫理或道德標準來做商業決策,而不是純粹為了獲利。但一家做決策都不考慮獲利的公司,可能很快就會關門大吉。

雖然有些人可能希望汽車公司為了消除各種對駕駛、乘客、行人的潛在風險而投資,但這種理想主義既天真又不切實際。但雖然營利公司以獲利為優先的道理顯而易見,公司做成本效益分析的細節一經披露,往往會引發大眾及民事法庭陪審員的激烈反彈。對汽車公司來說,那些大幅增加事故、傷害或死亡風險的大問題是最關鍵的。但風險的增幅究竟要多大,才會促使公司採取召回汽車等行動?

如果汽車公司對所有可能出現的缺陷或問題都發布召回令,它很難繼續營運下去。汽車公司做出明智決定的一種方法是做成本效益分析,比較至少兩種情況下的淨現值:在本例中是指「召回結構上有缺陷的汽車」,或「忽略問題,等以後再解決訴訟及支付罰款」。當然,汽車公司知道消費者為安全裝置付費的意願,也可以掌握其他市調的資訊,這些資訊都可以拿來做成本效益分析。

比較這兩種選擇的步驟,與環保署審查廢氣排放法規的淨現值時所採取的步驟很類似,只有一個關鍵區別:汽車公司做成本效益分析時,關注的是自身的營收與成本——那反映了汽車公司比較狹隘的使命:為業主創造財務報酬。公司做成本效益分析時,有兩個重要的步驟:量化不同時間點的影響,把那些影響加以貨幣化。為了量化影響,汽車公司需要估計汽車的結構缺陷所造成的事故與傷亡的預期數量。

例如,該公司可能估計,這個缺陷可能每年導致十人受傷,五人死亡。接著,為了把量化的影響加以貨幣化,公司需要輸入每起受傷與死亡的成本。這些成本反映公司在民事案件中被判有罪時必須支付的賠償金。此外,公司也會把負面宣傳導致的銷售損失及聲譽受損的估值納入考量。

公司可以雇用研究人員來耙梳類似的案件,以找出在汽車公司導致不當致死的訴訟案中,人命價碼的合理估計值。但很多和解協議是保密的,所以只能瞥見一小部分的例子。研究人員有理由擔心,這麼少的樣本估價可能有偏見。公司也可以舉行模擬審判,藉此了解預期的判決金額。模擬審判通常是在裝潢類似法庭的房間裡進行,有律師為雙方辯護,統計學家負責分析影響模擬陪審團判決的因素。模擬審判通常有助於找出影響陪審團決定的因素,但其財務判決可能無法代表現實審判中的判決金額。

成本效益分析牽涉到危及健康或生命的問題時,公司需要算出生命的價碼。除了失去健康與生命的成本以外,公司還需要權衡與品牌形象有關的因素,以及召回或忽視安全問題對未來銷售的潛在負面影響,還有潛在的罰款。在做出決策之前,應該先做敏感性分析。這種敏感性分析類似監管機構做的分析,探索關鍵假設的多種可能值(例如大眾的風險、人命的價碼),並算出不同假設的淨現值。

人命的價碼(本例中是指汽車公司對每個受害者的預期賠償金)越高,汽車公司越有可能立即召回汽車,以保護生命及避免未來訴訟的成本。人命的價碼越低,公司越有可能忽視結構性缺陷,等著看它需要支付多少訴訟和解費及罰款。這是另一種「人命價值越低,受到保護越少」的情況。

上述的汽車案例並非空論。汽車製造商經常需要決定要不要增加對安全裝置的投資,或要不要多花錢以解決技術問題。更廣泛地說,只要你生產的產品有風險,任何公司都得面臨這樣的問題。福特汽車公司生產平托汽車的經驗是商業道德的經典案例,也充分說明了公司如何把人命價碼納入決策流程。

修改平托以提高安全性,將導致設計與生產成本增加,也會導致產品延遲上市,那會讓外國公司有更多的時間搶占國內的市占率。而重新設計的平托將會符合即將導入的安全標準,避免更多人面臨風險。不改變設計就上市,短期內可幫公司省錢,但增加公司未來可能付出的代價。

那些因為汽車缺陷而受害的人(受傷者與死者家屬)可能控告公司並要求賠償。監管機構可能對未充分披露及解決安全問題的公司開罰。福特品牌可能因負面消息而受創,那會影響其他福特汽車的銷售。此外,NHTSA的新法規通過後,公司無論如何都需要修改汽車以符合新的安全標準。總之,福特需要做一個商業決定:要不要承擔立即召回汽車並修理的成本,還是要延遲召回,等未來再支付和解金與其他費用?

福特計算的關鍵輸入資料包括修改的成本、延遲上市對銷售的影響、事故與傷亡的風險增加,以及人命的價值。關於人命的價值,公司有指導原則,而不是參考模擬審判與先前的和解金。當時,多數的聯邦機構為每條人命設定的價碼是三十五萬美元,但NHTSA為每條人命設定的價碼是二十萬美元,對燒傷受害者的賠償價碼是六萬七千美元【註】

福特使用較低的人命價值,可以減少修復設計缺陷的預期效益。福特假設修理每輛車的費用是十一美元。其他公司(包括固特異)後來主張修理費其實可以減半。選擇較高的單位維修成本,使修復設計缺陷的假定成本較高。這也難怪福特算出維修的總成本遠大於拯救生命的經濟效益,因此就財務上來說,不修理是明智的選擇。

一九七四年,汽車安全中心(Center for Auto Safety)訴請NHTSA要求召回福特平托汽車,但直到一九七七年《瓊斯母親》雜誌(Mother Jones)發文痛批平托汽車、引發全國關注後,NHTSA才採取行動。一九七八年,福特在NHTSA要求召回之前,先宣布了召回令。

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這個案例是他們首次清楚看到人命是如何貨幣化,以及一些公司如何把死亡視為「營運成本」的。一般來說,許多美國人仍然沒意識到外界經常為他們的生命貼上價碼,所以他們注意到這種實例時,常覺得難以接受。此外,由於美國媒體的新聞週期很短,這種把死亡視為商業支出的案例很快就遭到大眾遺忘。福特使用的人命價碼,讓大眾更加關注人命的經濟價值。大眾知道及關注人命如何貨幣化及人命價碼如何被使用後,這個主題因此受到更多的審查與研究。

福特並沒有興趣計算人命為社會帶來的經濟價值,它只在乎它必須支付每位受害者多少賠償金,並算出每個可預防的死亡需要支付二十萬美元。但結果顯示,民事訴訟的損害賠償遠遠超過福特公司的假設。在〈葛林肖訴福特汽車〉(Grimshaw v. Ford MotorCo.)一案中,加州上訴法院裁定福特公司需要支付兩百五十萬美元的補償性賠償及三百五十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

NHTSA提議在一九七二年實施的規定,後來怎麼了?在福特及其他汽車公司的遊說下,NHTSA的碰撞標準延遲到一九七八年才推出。汽車業利用他們對政府的集體影響力,來讓更嚴格的安全標準延遲實施,藉此延長公司的短期獲利。延遲實施更嚴格的法規,可能在財務上對福特公司很有意義,卻導致更多生命面臨傷亡的風險。

汽車業與其他的產業一樣,遊說活動本來可以為福特帶來很高的投資回報。要不是一九七七年《瓊斯母親》那篇報導引起大眾關注,可能有更多人因為福特為成本效益分析做的可疑假設而犧牲。福特不僅需要支付法律賠償,公司聲譽也受創,該案還變成商業道德課程上的典型範例。《瓊斯母親》的那篇報導發布一年後,亨利.福特二世(HenryFord II)解雇了福特的總裁李.艾柯卡(Lee Iacocca)。

福特平托的例子並非特例,最近,豐田(Toyota)、 福斯(Volkswagen)、通用(General Motors)等大型汽車公司都因為延遲召回那些造成不必要的風險、有時甚至導致死亡的缺陷汽車,而引起媒體的負面報導、美國司法部的調查、無數的訴訟。許多產業常在安全、獲利、人命價值之間拿捏平衡,因為這些公司都有動機去提升短期獲利,有時不惜犧牲人們生命。由於成本效益分析中所使用的許多關鍵輸入資料和假設都有廣泛的不確定性,分析者可以根據其動機得出不同的結論。

營收數十億美元的公司都不是天真的生意人,他們擁有的資產與政治影響力遠比一般人多。公司通常會找出他們可做的選擇,評估不同選項的成本與效益,然後做出明智的決定。在福特平托案發生約四十年後,汽車業的高階主管繼續透過成本效益分析中的假設來保護公司的淨利。在通用汽車的案例中,二○○五年司法部做出的結論是,上百人的死亡與該公司延遲召回引擎啟動開關有瑕疵的汽車有關。更糟的是,二○○三年通用汽車的的工程師早就發現那個瑕疵了。

豐田汽車不僅知道它的車子有加速問題,還隱匿資料。豐田在首度意識到問題到召回汽車之間,刻意放任傷亡發生。後來,豐田坦承罪行,並同意支付十二億美元的賠償金。福斯汽車在權衡「獲利」相對於「環境破壞」與「人命」時,做了不同的商業決定:它在數百萬輛的柴油車上安裝了軟體,讓那些汽車能夠通過排放檢測。一旦汽車離開實驗室之後,該軟體就會關閉排放控制,導致汽車的廢氣量高達允許濃度的四十倍。

福斯對一千一百萬輛汽車動了這個手腳,以便在排氣檢測中蒙混過關。這種作弊行為對環境與人體健康所造成的損害可能很巨大。在上述的案例中,每家汽車公司都刻意把人的健康與生命置於險境,以提高公司的獲利。這些營收數十億美元的公司都雇用了出色的分析師,他們的任務是做成本效益分析,並針對這類分析該如何進行,提出管理建議。這些案例凸顯出監管機構有非常重要的公共職能,他們必須努力確保生命獲得充分的保護以拿捏適切的公平性,但他們也必須有足夠的人力、資金、受到充分的監督才能發揮效用。

上述的每個例子都有已知的風險,那些公司都知道問題的存在,卻依然做出那些商業決策,導致原本可避免的死亡發生。公司做成本效益分析時,他們會找出可能的商業選擇並加以分析。以有瑕疵的產品為例,他們的選擇包括採取大動作(例如召回產品並提供全面更換)和採取小動作(例如提供有限的維修,忽視瑕疵,或像豐田那樣刻意隱匿安全缺陷的資料)。

接著,公司需要決定誰有立場,也就是說,應該考慮誰的成本與效益。誠如上一章所述,決定誰有立場很重要。對「立場」的定義過於狹隘時,分析中可能會忽略那些受到傷害的人。任何受到決策影響的人都應該有立場,但影響有不同的類型—直接與間接的。在造成傷亡的汽車瑕疵案中,直接受影響的是受傷或死亡的人,間接受影響的是受害者的眷屬。總影響(直接加上間接)的估計是成本效益計算的關鍵。如果缺陷的總影響被低估了,成本收益分析的結果會支持選擇「忽略瑕疵並於日後支付訴訟與罰款」。

在量化各種情境(包括找出傷亡影響的預期人數)後,所有的項目都必須貨幣化。在福特平托案中,人命的價值低於其他監管機構使用的數字。公司賦予生命的價碼越低,越不可能保護那些生命,越有可能忽視大眾健康與生命所承受的風險以追求短期獲利。如果民事審判的判決賦予人命很高的價碼,那個價碼會出現在企業的成本效益計算中,結果將使企業在安全方面做更多的投資,比較不會忽視已知的安全風險。

儘管統計生命價值在邏輯與計算上有缺陷及局限性,但監管機構往往以它做為人命的價碼。公司比較在乎的是他們在潛在訴訟中會損失多少,所以他們會努力估計民事訴訟的預期判決,並以那個價值做為人命的價碼。價碼的選擇顯示監管機構與企業做的成本效益分析有何差異。監管機構的焦點是放在社會受到的總影響,企業的焦點則是放在影響公司淨利的成本(私人成本),忽略了外部成本。

基於兩個原因,公司有更大的動機去處理造成直接危險的安全風險:因果關係與折現。因果關係是指安全問題與其造成的損害之間的關係。一般來說,安全問題與發生損害之間的時間越短,越容易證明「錯在公司」。如果某牌汽車的引擎自燃導致乘客死亡,不需要花太多時間調查,就可以對生產那些汽車的公司提起訴訟。相反地,如果損害是幾十年後才發生,就很難證明因果關係,抽菸與罹癌風險增加的關係就是一例。抽菸與罹患肺癌之間的長時間間隔,使菸草公司誤導一些人相信是其他因素導致抽菸者罹患肺癌,而不是他們的產品造成的。

推出危險產品到該產品造成損害之間的時間長短,也與折現有關。在財務計算中,折現效果使金錢有時間價值,導致今天的一億美元獲利價值遠高於十年或二十年後民事審判中的一億美元賠償金。要證明錯在公司所花的時間越長,公司不修正安全問題的動機越強。當大家認為確定危險產品與其損害之間的關聯需要幾十年時,還有另一個不採取行動的動機:十年或二十年後出現長期健康後果時,最初決定忽視風險的公司高階主管不太可能還在那家公司任職。當公司被迫和解或認罪時,他們早就退休了,無須承受任何經濟損失和法律責任。相較之下,構成直接威脅的安全風險可能會影響高階主管的紅利獎金、聲譽、公司短期淨利。

許多產業都必須在獲利與安全之間拿捏平衡。公司無法針對每種產品的每個組件去消除所有的風險。設計、製造、標示的缺陷可能發生在多種產業與產品中,包括藥品、醫療設備、玩具、家用品。要求產業消除所有的產品風險,而不考慮缺陷造成傷害的可能性或潛在傷害的嚴重程度,會使產業陷入停頓。企業總是需要在安全投資與維修或召回的預期成本之間拿捏平衡。

由於公司無法消除所有可能的風險,監管機構在確保公司不忽視特定風險,以及確保生命與健康獲得公平保護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沒有適當的安全法規,投資開發更安全產品的公司可能被那些生產風險較高、但價格較低產品的公司擠出市場。監管的效用之一,就是為了確保最低標準的存在及法規的施行,以避免這種市場失靈。

企業高階主管的道德觀也會影響企業的決策,但道德考量往往是主觀的,不足以用於企業的經營。在企業高階主管刻意在產品安全方面欺騙大眾與監管機構的案例中,那些高階主管遭到犯罪指控的情況非常罕見,更遑論定罪了。由於決策者幾乎無法被起訴,大眾倡議者努力影響輸入成本效益分析的數據(例如鼓吹生命價值使用較高的價碼、確保分析考慮到所有受影響者的立場)變得越來越重要。

當公司清楚意識到訴訟風險與潛在損失時,那個產業就會在獲利與人命之間拿捏平衡。聯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在印度波帕爾(Bhopal)發生的災難,奪走了約四千條人命,也造成約四千人永久傷殘。一九八九年,該案以四.七億美元的金額達成和解,每個受害者的價值約是六萬美元。當時印度人的平均收入還不到美國人的二十分之一。這些受害生命的價碼較低,可能反映了受害者收入不高的事實。我們可以合理推測,萬一事故是發生在美國,賠付額會高出許多,因為美國的收入較高,未能保護生命的罰款也比較高。

註釋:在福特平托汽車的例子中,所有的價值都是以一九七二年的幣值表示,未調整成現值。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人命如何定價:從法律、商業、保險、醫療、政策、生育等切面,探究社會為人命貼上價格標籤的迷思、缺陷與不正義》,臉譜出版

作者:霍華德.史蒂文.弗里德曼(Howard Steven Friedman)
譯者:洪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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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社會上「人命有價」,但我們從不知道在背後撥打算盤的是誰,他們又如何盤算?

哥倫比亞大學頂尖統計學家、衛生經濟學家、聯合國首席統計模型專家弗里德曼
從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保費、生兒育女到法律獎懲、政策制定,甚至是恐怖攻擊的賠償金
探究人命究竟如何在這個社會被定價,並帶我們思辨——這樣的定價方式合理嗎

「要錢,還是要命?」這不只是一句老套的台詞,更是一個關於現代社會必要之惡的重要命題。從各種產品、服務的價格、保險費、醫療費、刑責、罰金到汙染物的政府安全標準,人命無時無刻受到估量計算,被政府、經濟學家、法律、企業、醫療體系、保險公司,甚至是人們自己定下價格,但我們卻對背後機制知之甚少。

霍華德.史蒂文.弗里德曼是當代頂尖的統計學家和衛生經濟學家,也是數據科學和成本效益分析應用方面的專家。透過本書,他為我們簡單扼要地解釋了這個社會如何為人命標價,並指出了其中的邏輯缺陷和局限性如何造成社會上的不公平、不正義,並對每個人的人生都帶來深刻的影響。例如:

  • 一位嚴重精神病患在住院期間於無人看管下沐浴,癲癇發作後昏迷不醒,於一天內過世。但因她沒有任何收入損失,也被法院判定沒有承受痛苦,因此未能得到任何損害賠償金。
  • 在一份美國勞工的統計生命價值研究中,不同勞工之間的生命價值相差二十倍、近三千四百萬美元;在另一份國際研究中,巴基斯坦勞工的統計生命價值竟然是臺灣的十五倍。
  • 菸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委託顧問公司撰寫一份報告,透過成本效益分析主張政府應該鼓勵大家抽菸,因為抽菸者提早死亡對政府來說收入是正的。

他將從許多層面帶我們理解、思辨,包括——

  • 保險,正是一種對人命估價的行為。除了職業、收入、年齡、健康狀況會影響保費高低,保險公司可以將種族、宗教、國籍、性別甚至基因也納入考量嗎?
  • 當我們為醫療服務定價時,正是在為「健康」賦予價格。當成本相同,我們應該先拯救年輕人而非老人嗎?一位永久性植物人,我們應該花多少錢讓他繼續活下去?
  • 生育與墮胎的各種決定,能讓我們窺見即將成為父母的人,如何評價不同的潛在生命。當我們對一個胎兒的評價高於另一個胎兒,會產生什麼後果?
  • 人類生來固有的心理偏誤,如何影響我們的同理心,進而大幅左右我們對特定生命的價值判斷?
  • 當汽車公司發現有可能導致乘客死傷的瑕疵,他們如何將人命貨幣化,分析決定要立即召回汽車修理,還是要置之不理,寧願未來再支付賠償費用?
  • 九一一恐怖攻擊罹難者獲得的國家賠償落差將近七百萬美元,背後的公式是如何計算的?罹難者的身分又如何造成這麼大的差異?
  • 經濟學家經常使用「統計生命價值」來代表人命價值,但其調查方法及依靠的假設有哪些問題,進而得出有缺陷的結論?
  • 刑法與民法如何為受害者與罪犯賦予不同的生命價值?使用的方法公平嗎?兩種司法系統又有什麼差異?
  • 政府監管機構與民間公司經常用來進行決策的「成本效益分析」,看似合理公平,卻有哪些容易受到操弄的陷阱?

「人命值多少錢?」這個問題或許相當現實,但忽視生命價值的衡量方式,更會使我們所有人的健康、安危、法律權利暴露在風險中。唯有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對此有基本知識,提高警覺,才能確保所有的生命都獲得公平又充分的保護。本書就將提供我們這些必要知識,身為當代公民,不可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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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臉譜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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