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文學四十講》：文學走向「慧能」，而不是走向「尼采」，這是我自己獨特的一個表述

文：劉再復

【第三講 文學的特點】

這一堂課，我講的是文學的特點。在《文學常識二十二講》裏有一節「甚麼不是文學」，已經提到了文學與科學、哲學、史學等的區別，這一課打算講得更深入一些。要講明文學的特點，必須仰仗參照系。

一、文學與科學的區分

第一個參照系，是科學。《文學常識二十二講》第三講裏說：

文學與科學全然不同。文學充滿情感，科學卻揚棄情感；文學沒有邏輯，科學卻充滿邏輯；文學把自然人性化，即把無情變成有情，而科學卻把人性自然化（客體化），即把有情變成無情等。二○一二年，我到澳門參觀人體解剖展覽，看到人的心臟和各種內臟，包括骨骼與筋脈，那是科學展覽；而文學卻展示看不見的心靈和各種心理活動與情感體系。在參觀之後，我體悟到：心臟不是文學，心靈才是文學；骨骼不是文學，風骨才是文學；膽汁不是文學，膽氣才是文學。

如果有人問：科學、哲學、文學三者之間的區別是甚麼？我可以簡要回答為：科學講心臟，哲學講心性，文學講心靈。人是「身」、「心」、「靈」三位一體的生命。心性在身與心之間，心靈在心與靈之間。而同樣講「心」，弗洛伊德講的是靜態「心理解剖學」（本我、自我、超我），屬於科學層面；高行健講的是「心靈解脫學」，即自我三主體（你、我、他），關注的是文學內在的互動的語際關係，屬於文學層面。魯迅對弗洛伊德不滿意，在《詩歌之敵》這篇文章中，把弗洛伊德當作詩歌的敵人，認為他太科學、太冷靜。

文學的事業，一定是心靈的事業。凡是不能切入心靈的文學作品，都不是一流的作品。例如《封神演義》，情節雖離奇，但不切入心靈，所以並不入流。心靈的結構，是「情理結構」。文學不僅言情，也不僅說理，既不局限於言志，也不局限於載道，它應當是情與理的結合，心與道的結合。最好的作品都是身、心、靈全都參與的作品。科學講實在性的真理，而文學則講啟迪性的真理。

俄國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寫過《雅典與耶路撒冷》一書，認為科學屬於雅典，注重邏輯、思辨、經驗、證明等；而宗教與文學則屬於耶路撒冷，注重直覺、感受、想像、啟迪等。文學情懷與宗教情懷相近，都是大慈悲、大悲憫，對敵人也有同情和悲憫。但文學重人性，宗教重神性。文學不能簡單地設置黑白分明的政治法庭、道德法庭。它面對的是人性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著作《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有一個「大法官寓言」。政教合一下的宗教大法官握有生殺大權，以上帝基督的名義迫害異教徒，可是基督愛一切人，包括異教徒，他被大法官抓進牢房裏。夜間，大法官提著燈來到牢房，打量基督的臉，對他說：「真是你嗎？你不應當這個時候來。」大法官認為耶穌妨礙了他的事業，所以囚禁並且要燒死耶穌。這個寓言講了人類功利活動與非功利活動的悖論。文學是非功利的，超派別的，超政治的。

科學與玄學的區別，也屬於雅典與耶路撒冷的區別。對此，「五四」運動時期就有爭論。「科學」的代表是丁文江，「玄學」的代表是張君勱。科學只能解決人類如何活得更好的問題，而玄學要解決的則是人為甚麼要活的問題。文學更接近玄學。它不重邏輯，而重啟迪。

二、文學與歷史學、哲學的區分

接下來，我要講述在其他人文科學參照系下文學的特點。一般來說，文學代表人文的廣度，歷史代表人文的深度，哲學代表人文的高度。文學因為呈現廣度，所以容易落入膚淺；歷史代表深度，但是容易落入狹窄；哲學代表高度，但是容易陷入空洞。所以，文學作品要想寫好，必須把三者打通，把歷史、哲學的優點也吸收過來。有些文學經典，如荷馬史詩，其深度還可能超過歷史。

巴爾札克筆下的人物，有兩千四百多個；《紅樓夢》的人物超過五百個。巴爾札克和曹雪芹都呈現了文學的廣度。《西遊記》裏「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很精彩，真假孫悟空打得難分難解，連觀音菩薩、唐僧也辨別不出來，只有如來佛祖才能辨別。如來佛祖說宇宙中存在著「五仙五蟲」，「五仙」即天、地、人、神、鬼，「五蟲」即蠃、鱗、毛、羽、昆，萬物萬有都可能成為文學的描寫對象，所以文學代表廣度。文學可寫鬼神，歷史則不宜寫神鬼。哲學裏也沒有鬼哭神嚎。

文學與歷史、哲學的區別，還可以用另外一組概念表述：文學體現心量，歷史體現知量（識量），哲學體現智量。文學體現心量，指的是文學體現豐富的情感量、情思量、良知量。也可以說是詩量、「氣」量、歌哭量、淚水量。《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說：「文學是哭泣。」文學擁有最多的歌哭，最多的喜怒哀樂，而歷史、哲學都不能歌哭。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表現了人性的豐富，巴爾札克寫《高老頭》，表現了人性的淒涼，都寫到了極致。這些都是「心量」。

文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它不設政治法庭，也不設道德法庭，只設審美法庭。奧賽羅殺死了黛絲德蒙娜，我們不說他是「兇手」，只說他是「悲劇人物」。文學不能隨意判定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凡是輕易劃分敵我，判定好、壞人的作品，都不是深刻的文學作品。「文革」時期的樣板戲，最大的問題就在於都設置了一個政治法庭，戲中壞人（階級敵人）作祟，呈現「兩個階級」的鬥爭，只要抓住了壞人，就解決了一切矛盾。樣板戲只有世俗視角，沒有超越視角，很膚淺。

《紅樓夢》誕生兩百年，一直沒有人用西方的哲學參照系來看待它，第一個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的是王國維。他認為林黛玉的悲劇，是「悲劇中的悲劇」，它不是幾個「蛇蠍之人」造成的，而是「共同關係」的結果，即「共同犯罪」的結果。世界上的很多矛盾，不是「善與惡」的矛盾，而是「善與善」的矛盾。那些深愛林黛玉的人，如賈寶玉、賈母，他們無意中進入了「共犯結構」，對林黛玉的死亡也負有責任。「共犯結構」是我和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這本書的主題，我們所說的「共同犯罪」，不是指法律層面上的罪，而是指良心上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