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簡《在人民之間》:大多數菁英學者是男性,但女性卻在民間知識分子位居中心

魏簡《在人民之間》:大多數菁英學者是男性,但女性卻在民間知識分子位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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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刻畫了一群深刻改變中國公共文化的草根思想-行動者,包括質疑官方說法的業餘史家、讓人民說話的獨立導演,以及分享實用知識的維權律師與NGO工作者等。他們開拓學術界與政府機構之外的新興公共領域,並聚焦於具體而嚴峻的現實問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受難者、無法受教育的農民工子女,以及沒有居住許可證的上訪者們。

文:魏簡(Sebastian Veg)

民間知識分子的興起

本書主要的觀點是,一九九○年代出現了一種新型知識分子,明顯區別於過去的普遍知識分子,也不同於一九八○年代的啟蒙範式或者更早以前進諫或異議的傳統文人。一九九○年代的知識分子,不再沉迷於講關於文化、國家或民主的大道理。他們的合法性源自於他們對「弱勢群體」的關注。

梁從誡是中國兩代知識菁英(梁啟超、梁思成)的孫子和兒子,於一九九三年創建了非政府環保組織「自然之友」。楊國斌在他的訃告裡寫道:「當梁從誡離開他使用話語來理解和改變世界的舒適區,轉向草根公民組織,他就成為了新型的知識分子,一名公共知識分子。透過這樣做,他改變了在中國成為知識分子的意義。」

一九九○年代活躍起來的公民社會組織和新型商業媒體,吸引到中國「最好、最聰明」的大學畢業生。人們不再像一九九○年代那樣,以(中國的官方工會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階級論述來動員失業的國企工人,爭取工人權利——現在,人們可以透過推動沒有社會地位的、被剝奪權利的、邊緣化的農民工的賦權來捍衛他們的利益。這一變化,重新定義了知識分子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尋求的戰略性地位,將許多知識分子從具有象徵意味的社會中心推向官方範圍以外的「民間」。本書的研究稱他們為「民間知識分子」。
 
民間(Minjian)是一個難以翻譯的詞。直譯是「在人民之間」,經常被翻譯為「民俗」(folk),如民間音樂,或者「非官方」,如民間刊物。由於「民間」的詞義來自於史上的「官」、「民」二分法,在中國的語境中,它與「體制外」的一切有關,也就是在城市行政體系裡不具有工作「單位」關係的個人、團體和活動。

在這種意義上,確實只可能在一九九○年代初單位系統放鬆後,知識分子才開始存在於「體制外」,並透過其他方式掙錢:王小波是最早這樣做的一批人之一。然而,這個邊界總是模糊的,因為體制外的活動經常依賴體制內的關係。現在這個邊界更加不清晰了,因為許多人同時在體制內和體制外活動。例如,大學教職是「體制內」的,但所關注的權利受剝奪群體則是「體制外」的。

在日常話語中,民間通常指的是三種個人或者機構特徵在不同程度上的混合:包括獨立於政府的收入(自給自足)、無須政府體系的批准(非官方),以及社會下層從業者(非菁英或草根)。然而,「民間」在政治學理論上並不指稱組織化的公民社會,也不一定意味著具有權利和責任的公民意識。因此,本書避免使用「公民知識分子」(citizen intellectuals)一詞,而是使用一個更樸素、負擔更少的概念:「草根知識分子」(grassroots intellectuals)。

這個詞有效地強調「普通人」的身分特點,但它也有可能過度強調這些知識分子不屬於政府菁英。本書第六章會進一步討論這一點,並特別描述那些聲稱反對菁英立場的部落客和知識分子身上殘留的菁英主義。英文「草根」雖然不能夠完全涵蓋「民間」的三種語義構成,但還是能夠表達出它對菁英主義和沉迷於政府官方承認的批判,並呈現出它和以往的知識分子模式的決裂。

二○一○年十二月,廣東省新聞出版局的商業機構,位於廣州的《時代周報》,發布了「影響中國時代進程一百人」名單,該名單有十個類別,包括「文藝工作者」、「公共知識分子」、意見領袖,以及第一次在這類名單上出現的類別:「民間人士」。另外一個沒有使用「民間」一詞,但很有意思的非學術計劃是紀錄片製片人、建築師楊偉東的「立此存照」,他透過影片訪談了五百人,並將紀錄片的腳本以書的形式發表。該計劃聚焦於作家、藝術家和體制外的學者,記錄了對中國歷史、政治體制和未來發展的不同觀點,涵蓋許多本章探討的人物。

一些英文研究也開始探索這方面的發展變化。戴凱利(David Kelly)在二○○六年提出,公民行動的興起和律師的新角色,使公共知識分子有機會重新定義他們的位置。柯嵐安(William Callahan)使用「公民知識分子」來指稱有時與政府合作,有時又反對政府的人,比如艾未未和賈樟柯,他們將行使公民權力和「社會責任」捆綁在一起。他認為「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公民社會,就是由這些個人和非正式的群體透過小規模的活動創建的」。儘管本書認同柯嵐安的一些觀察,但「公民」和「公民社會」這些詞過分強調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意識的理論前提,而不適用於本書所呈現的資料。

二○一二年以來,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活動的壓制及其後果,說明如果用這些術語來做研究,可能還為時過早。不少學者對於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中使用「公民社會」一詞也存有疑慮,他們認為政府在組織社會的過程中依舊占有絕對優勢。本書討論的一些人(特別是律師)形容自己的活動是「公民」行動,其他人則將這些活動視為日常生活中的例行事務,這意味著在規範性不那麼強的「民間社會」的框架下分析這些個人經驗可能是更有裨益的。

李靜君和邢幼田研究了各種形式的「新社會行動」,認識到對中國社會現狀重新概念化的困難。他們強調,與傳統的再分配衝突同樣重要的是,出現了新的有關承認(recognition)和代表(representation)的訴求。雖然再分配衝突似乎越來越以公民身分而非階級鬥爭的方式表現出來(尤其是透過法律手段),但也出現相反的碎片化趨勢——要求承認不同群體的道德地位和群體身分,以及對政府和市場意識形態的象徵性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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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統計台灣天然氣進口比例,分別是澳洲約32%、卡達約25%、俄羅斯約10%。適逢今(2022)年3月中油與俄簽約供氣合約期滿,也因俄國總統普丁宣布「不友善國家」須以盧布購買天然氣,中油表示將不會與俄羅斯續約,現貨氣將採機動性購買,由不特定國家作為供應替代方案;然而,不指定氣源又想隨時找到符合的供貨量、熱值與船期安排來購買,供氣真能唾手可得、穩定無虞?外界都在熱切關注。

綜觀國際天然氣進出口趨勢,澳洲東部新興煤層天然氣(Coal Seam Gas,簡稱CSG)出口量持續成長,70%輸出至日本、韓國、中國等亞洲多國市場,使澳洲仍坐擁世界最大液化天然氣供應國寶座。傳統天然氣是由不透水岩石覆蓋的多孔砂岩地層中取得,氣體透過浮力經氣井移動至地面,無需抽取,但隨蘊藏量下降,需要由非傳統天然氣來補足。過去CSG熱值低,且技術未臻純熟、用水量高、恐有污染風險而無法量產;如今技術革新,能夠利用壓力變化來取得吸附於煤質基中的天然氣,同時用水量少,不致消耗澳洲珍貴的水資源,且鑽井成本比傳統多孔砂岩層天然氣低廉許多。

為供應出口所需,澳洲東岸的傳統天然氣儲量面臨枯竭窘境,未來5-7年須倚靠昆士蘭州內超過85%的大型CSG庫存,來支持生產量能,轉換為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簡稱LNG)滿足外銷需與其國內市場需求。澳洲政府也正擴大天然氣運輸管道佈建與效能,將北部與東部市場連接,並開發更多氣田,強化天然氣現貨供應力。我國雖然與澳洲簽約購置天然氣,但大多與西澳地區供應商交易,未與東澳產業締結合作關係,少了對新興氣源的探索,十分可惜。

對於俄羅斯「斷氣」解方,亦有增加卡達進口之呼聲,但中東區域局勢不定,恐對氣源供應造成嚴重影響。美國於1984年將伊朗列為恐怖主義國家,而沙烏地阿拉伯等中東鄰近國家也因伊斯蘭教派立場分歧,與伊朗對立,其友好國卡達也遭受波及,與多國失去外交關係,被施以經濟與交通封鎖,天然氣出口風險極高。已有烏俄戰爭作為前車之鑑,中東長久以來政局動盪,只怕危機一觸即發,造成台灣氣源將出現更大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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