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簡《在人民之間》:大多數菁英學者是男性,但女性卻在民間知識分子位居中心

魏簡《在人民之間》:大多數菁英學者是男性,但女性卻在民間知識分子位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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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刻畫了一群深刻改變中國公共文化的草根思想-行動者,包括質疑官方說法的業餘史家、讓人民說話的獨立導演,以及分享實用知識的維權律師與NGO工作者等。他們開拓學術界與政府機構之外的新興公共領域,並聚焦於具體而嚴峻的現實問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受難者、無法受教育的農民工子女,以及沒有居住許可證的上訪者們。

文:魏簡(Sebastian Veg)

民間知識分子的興起

本書主要的觀點是,一九九○年代出現了一種新型知識分子,明顯區別於過去的普遍知識分子,也不同於一九八○年代的啟蒙範式或者更早以前進諫或異議的傳統文人。一九九○年代的知識分子,不再沉迷於講關於文化、國家或民主的大道理。他們的合法性源自於他們對「弱勢群體」的關注。

梁從誡是中國兩代知識菁英(梁啟超、梁思成)的孫子和兒子,於一九九三年創建了非政府環保組織「自然之友」。楊國斌在他的訃告裡寫道:「當梁從誡離開他使用話語來理解和改變世界的舒適區,轉向草根公民組織,他就成為了新型的知識分子,一名公共知識分子。透過這樣做,他改變了在中國成為知識分子的意義。」

一九九○年代活躍起來的公民社會組織和新型商業媒體,吸引到中國「最好、最聰明」的大學畢業生。人們不再像一九九○年代那樣,以(中國的官方工會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階級論述來動員失業的國企工人,爭取工人權利——現在,人們可以透過推動沒有社會地位的、被剝奪權利的、邊緣化的農民工的賦權來捍衛他們的利益。這一變化,重新定義了知識分子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尋求的戰略性地位,將許多知識分子從具有象徵意味的社會中心推向官方範圍以外的「民間」。本書的研究稱他們為「民間知識分子」。
 
民間(Minjian)是一個難以翻譯的詞。直譯是「在人民之間」,經常被翻譯為「民俗」(folk),如民間音樂,或者「非官方」,如民間刊物。由於「民間」的詞義來自於史上的「官」、「民」二分法,在中國的語境中,它與「體制外」的一切有關,也就是在城市行政體系裡不具有工作「單位」關係的個人、團體和活動。

在這種意義上,確實只可能在一九九○年代初單位系統放鬆後,知識分子才開始存在於「體制外」,並透過其他方式掙錢:王小波是最早這樣做的一批人之一。然而,這個邊界總是模糊的,因為體制外的活動經常依賴體制內的關係。現在這個邊界更加不清晰了,因為許多人同時在體制內和體制外活動。例如,大學教職是「體制內」的,但所關注的權利受剝奪群體則是「體制外」的。

在日常話語中,民間通常指的是三種個人或者機構特徵在不同程度上的混合:包括獨立於政府的收入(自給自足)、無須政府體系的批准(非官方),以及社會下層從業者(非菁英或草根)。然而,「民間」在政治學理論上並不指稱組織化的公民社會,也不一定意味著具有權利和責任的公民意識。因此,本書避免使用「公民知識分子」(citizen intellectuals)一詞,而是使用一個更樸素、負擔更少的概念:「草根知識分子」(grassroots intellectuals)。

這個詞有效地強調「普通人」的身分特點,但它也有可能過度強調這些知識分子不屬於政府菁英。本書第六章會進一步討論這一點,並特別描述那些聲稱反對菁英立場的部落客和知識分子身上殘留的菁英主義。英文「草根」雖然不能夠完全涵蓋「民間」的三種語義構成,但還是能夠表達出它對菁英主義和沉迷於政府官方承認的批判,並呈現出它和以往的知識分子模式的決裂。

二○一○年十二月,廣東省新聞出版局的商業機構,位於廣州的《時代周報》,發布了「影響中國時代進程一百人」名單,該名單有十個類別,包括「文藝工作者」、「公共知識分子」、意見領袖,以及第一次在這類名單上出現的類別:「民間人士」。另外一個沒有使用「民間」一詞,但很有意思的非學術計劃是紀錄片製片人、建築師楊偉東的「立此存照」,他透過影片訪談了五百人,並將紀錄片的腳本以書的形式發表。該計劃聚焦於作家、藝術家和體制外的學者,記錄了對中國歷史、政治體制和未來發展的不同觀點,涵蓋許多本章探討的人物。

一些英文研究也開始探索這方面的發展變化。戴凱利(David Kelly)在二○○六年提出,公民行動的興起和律師的新角色,使公共知識分子有機會重新定義他們的位置。柯嵐安(William Callahan)使用「公民知識分子」來指稱有時與政府合作,有時又反對政府的人,比如艾未未和賈樟柯,他們將行使公民權力和「社會責任」捆綁在一起。他認為「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公民社會,就是由這些個人和非正式的群體透過小規模的活動創建的」。儘管本書認同柯嵐安的一些觀察,但「公民」和「公民社會」這些詞過分強調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意識的理論前提,而不適用於本書所呈現的資料。

二○一二年以來,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活動的壓制及其後果,說明如果用這些術語來做研究,可能還為時過早。不少學者對於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中使用「公民社會」一詞也存有疑慮,他們認為政府在組織社會的過程中依舊占有絕對優勢。本書討論的一些人(特別是律師)形容自己的活動是「公民」行動,其他人則將這些活動視為日常生活中的例行事務,這意味著在規範性不那麼強的「民間社會」的框架下分析這些個人經驗可能是更有裨益的。

李靜君和邢幼田研究了各種形式的「新社會行動」,認識到對中國社會現狀重新概念化的困難。他們強調,與傳統的再分配衝突同樣重要的是,出現了新的有關承認(recognition)和代表(representation)的訴求。雖然再分配衝突似乎越來越以公民身分而非階級鬥爭的方式表現出來(尤其是透過法律手段),但也出現相反的碎片化趨勢——要求承認不同群體的道德地位和群體身分,以及對政府和市場意識形態的象徵性鬥爭。

李靜君和邢幼田強調,新的社會行動具有多中心、網狀和由下往上的特徵,能夠運用國際關係、政府對國際標準的敏感度,以及市場在開拓新空間中的戰略角色。他們指出,「社會活動家」在明確表達新的與被壓抑的身分認同中發揮了核心作用。與之相似的是,雖然宗教領域通常獨立於知識分子研究,但我們也注意到學術界近期開始對九○年代以來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的復興產生了興趣。

學者、社會運動家曾金燕在最近的研究中使用了與俄國知識階層相關的「公民知識分子」(citizen intelligentsia)一詞。和西方知識分子一詞相比,這個詞更具批判性,社會菁英主義的意味更少。她呼應對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上的道德期待,並拒絕用「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一詞來形容當下中國的大部分學者。

曾金燕引用康德〈何為啟蒙?〉一文,區分俄羅斯文學中「多餘的人」(例如楊絳等「內部流亡」的知識分子、高行健等海外流亡者、王小波等個人主義者、記者賈葭等當代審美主義者)與一小群新出現的「公民行動者」,特別是女性主義者(如艾曉明、葉海燕)、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如郭玉閃),以及紀錄片導演(如黃文海)。

在探討獨立紀錄片電影時,曾金燕注意到紀錄片導演作為「底層」的代言人,必須同時不剝奪「底層」自己的聲音:這些「公民知識分子」被定義為具有新的作者態度、新的製片模式和公民身分的群體。儘管曾金燕使用「知識階層」的英文語義來沖淡「公民」一詞的規範性意味,但本書最好還是避免使用「公民」一詞。

本書認為,這些草根知識分子並不那麼「癡迷於中國」以及自己的社會責任,而是更專注日常的具體問題。「草根知識分子」一詞也表明,研究者應該更仔細地研究那些不那麼有名的個人和群體,以及他們的行動空間。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已經被社會菁英的爭論(「自由派」和「新左派」之爭)與爭議主導太久了。

這些討論不是本書的重點。本書想說明的是,這些菁英的爭論已經越來越和中國社會的發展脫節。正如曾金燕的研究提到的,還有必要從社會性別的角度來審視傳統菁英知識分子模式的消亡:和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相反的是,本書討論的許多草根知識分子都是女性(曾金燕的書中也是如此),這並不令人意外。 儘管大多數菁英學者是男性(反映了性別支配和定義政治與社會主流的規範之間的相關性),但女性卻在民間知識分子中居於中心位置。

「民間」或「草根」知識分子的用詞也有歷史先例。李孝悌描繪出現代知識分子理解他們與「人民」關係的三個階段:在晚清,庶民第一次被展望為公民,知識分子開始致力於使用通俗藝術形式來「啟蒙庶民」;五四時期,「到民間去」的口號引發了新文學運動期間學者們對通俗文化前所未有的興趣。

羅志田認為,新文化運動推動了從菁英知識分子到「邊緣」知識分子的變遷。受過教育的村民缺乏文化資本,因而無法在城市知識分子圈中擔任領導角色,但在新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卻發揮關鍵作用——因為他們願意參與社會行動。然而,李孝悌也指出,不到十年時間,「民眾」一詞就開始取代「民間」,人們也開始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將「民眾」和「群眾」理解為「無產階級」。這導致一種新的菁英主義,即由受過「正確」意識形態教導的知識分子來決定何種形式的通俗文化是正當的、進步的,何種形式是「封建的」。

中文學術界最近重新對「民間思想」的歷史軌跡產生了興趣。上海文學學者陳思和最早指出,文革後文學中出現的「回到民間」,具有一種超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啟蒙論述的「價值」。在陳思和看來,五四運動以來,知識分子一直試圖透過意識形態「改革」民間文化領域,而一九八○年代「尋根文學」的出現則逆轉這一趨勢,標誌著人們不再注重意識形態,並逐漸減少使用政治化的現代白話文。不出意外的是,新左派政治哲學學者甘陽反對這一觀點,他認為政府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間不會出現衝突。

上海歷史學家朱學勤首先致力於挖掘和重構毛澤東時代官方意識形態層面下的「民間思想」,他考察一九七一年林彪去世後形成的「民間思想村落」。改革開放開始推行後,這些團體朝向三個不同方向發展:一些人成為政府內的改革派,一些人進入學術界,還有一群人留在體制外。徐曉在著作中記錄了七○年代後期的地下雜誌如何促成《今天》雜誌的發行,她本人就是這個團體中的一分子。

孫郁(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文學學者)則在《讀書》雜誌的一篇文獻回顧裡指出,七○年代民間期刊與五四期間所謂的「同仁雜誌」(受日本明治時代「同人誌」的啟發,自我發行的非營利性「小圈子」雜誌)之間的延續性,以及回歸個人的專注思考,這一點在王小波身上達到最全面的文學表現。

北京大學文學歷史學家錢理群進一步拓展「民間思想的堅守」的概念,並發起一項共三卷的出版計劃,旨在研究毛澤東時代未被記入史書的主要思想家。他在一次訪談中說:

「我原來是想進入學院體制,但六四之後,我覺得學院不會是個出路。如果再繼續爭取學術界承認的話,我就危險了,再下去我可能要變了,可能就不是原來的錢理群了。所以,我就決定,要破門而出。其實在六四之後,我寫《豐富的痛苦》,我寫《大小舞台之間》,寫《一九四八:天地玄黃》〔關於一九四八年之後知識分子為何選擇留在中國的幾本書〕,都越來越接近最後對現實的參與。」

儘管錢理群在北京大學工作直至退休,但他沒有參與任何行政工作,而是持續地在「體制外」活動。他重新評估了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史,發現「民間」是一種隱匿的傳統。

暫定的類型學

為了進行研究,本書從三個主要面向來定義知識分子:他們是在特定活動領域裡具有專業知識的個人,同時經常介入中國國內的公共空間(中國大陸或至少是華語公共空間),他們以反身性(reflexive)的姿態探討涉及公共利益的議題,也包括他們自身的研究以及這些研究的意義。

傳統上知識分子根據職業來定義:在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看來,知識分子主要是作家、學者和藝術家。在當今中國,「職業」一詞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和舊有的「單位」捆綁在一起:儘管本書討論的知識分子參與學術、文學、藝術、新聞、法律和慈善工作,但他們並不像以往的知識分子那樣,透過政府對自己職業的承認來定義自己。一些人——主要是學者——確實擁有這樣的身分地位,並以此來定義自己,但對於沒有這種地位或者聲望的人來說,他們獨立獲取知識和自我組織活動的特徵是更重要的。

本書將以四個主要特徵定義「民間」或說草根知識分子,暫不討論「體制內」和「體制外」之間的模糊界線。

首先,這些人是傅柯意義上的「特殊知識分子」:他們不是具有自主性但缺乏專業性的普遍知識分子,也不是具有專業性但缺乏自主性的專家;他們依據自己的專業知識公開發聲。

第二,他們透過和社會「弱勢群體」或邊緣人群的聯繫來形成自己的知識分子活動。

第三,他們的公共話語使他們成為草根知識分子而非草根行動者,包括他們對自身活動和地位處境的論述:為了論述,他們依賴中國尚處於萌芽狀態但時刻瀕危的公共空間。

第四,他們對自身行動的定位是在政府和市場之外,並透過這種方式試圖為潛在的第三部門拓展空間。

特殊知識分子

中國近期有一種日趨明顯的趨勢,即作為通識大家和普遍知識分子代表的作家正在減少。小說家在八○年代曾經具有獨特的道德光環,這一現象在九○年代迅速消亡。因此在本書中,這些人所占的比例不大。從布赫迪厄的觀點來看,這些學者和作者利用他們的威望或社會地位介入公共空間,討論普世議題。而民間知識分子則是依靠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經驗進行介入。

方勵之在一九八○年代的社會介入,反映出他作為普遍知識分子而非具有專業知識的天體物理學家,對人權和自由的執著。(與之相反的是,傅柯提到作為「特殊知識分子」標竿人物的物理學家歐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他不僅透過自己的權威地位,還基於自己的專業知識進行社會介入。)

王小波經常利用學術研究來寫小說,最知名的例子是他關於性(sexuality)的研究。這些研究以各種形式呈現在他的故事和小說中,並以此介入權力和壓迫的本質。王小波還特別關注打破知識分子的道德角色,倡導價值中立,這也與他對性和社會的研究有關。

這一趨勢還有很多例子。比如于建嶸,作為傑出的民間知識分子,他主要以專門研究農村和不平等問題的社會學家身分發聲,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身分地位對治理問題泛泛而談。秦暉則呼應了著名的五四辯論,提出抽象的「主義」需要根植於對具體「問題」的討論中。

戴凱利在解釋秦暉的觀點時指出:「市場和國家都能夠回應各種『問題』提出的訴求;需要避免的是進行某種滿足『主義』宣揚的偽市場和象徵性的政府機構。」只有立足於歷史和經驗,理論探討才有意義。

秦暉說:「我們現在不是自由主義太多了或是社會民主主義太多了,而是寡頭主義與民粹主義太多了。因此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批判寡頭主義,從社會民主立場出發批判民粹主義,都是極為必要的。」秦暉認為在中國的語境下談論「左」和「右」沒有意義。因此,他對公共爭論的介入,主要是基於他作為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家的專業知識。

一九九○年代特殊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的興起,不僅催生出一批在政府工作的「專家」,也催生出在民間社會中從業的職業律師、記者和學者。「學術規範」的發展不僅符合新黑格爾主義意義上的權威論述,也培養了一批新的、對自身角色的理解更為謙虛和專業的學者。

因此,儘管最近有許多研究關注被吸納進政府智庫的「專家」,但本書聚焦的群體主要是作家、紀錄片導演,以及那些雖然專業,但是自我定位大體上是「體制外」的學者(儘管有時他們也在體制內活動)。

底層知識分子

「弱勢群體」(弱勢的、受支配的或被剝奪權力的群體)和「底層」概念創造出具有新的大眾形象的新的話語社群,兩者都可以譯為「subaltern」或者「subordinated」。這兩種可能的譯法指向兩種不同的知識分子傳統,多少都曾影響王小波和其他人的思考:「從屬」來自葛蘭西主義,推到底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視角,而「底層」也有同樣的來源,但它是在史碧華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著名論文〈底層能否發聲?〉(Can the Subaltern Speak?)和文化研究領域中逐漸成為一個既定的概念。

一九八○年代的知識分子享有某種半自主性,前提是他們與體制內的庇護者保持有機聯繫,並對自己的角色大致維持中國各種傳統以降的菁英主義立場。而如今,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見證著一群記者、學者、律師和紀錄片導演的興起,他們透過與「弱勢群體」的聯繫來定位自己的行動。常見的弱勢群體包括訪民、毛澤東時代的受害者、被剝奪權利的農民工、性工作者或民間社會的其他成員。

在過去,具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和「草根」之間的聯繫對中國政府來說是特別嚴重的威脅,政府一直在盡力控制這種聯繫。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戈德曼(Merle Goldman)注意到類似的變化:「二十一世紀頭十年裡,儘管打壓持續存在,但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思考和行動方面有了質的改變:他們越來越成為獨立的政治行動者,願意加入其他社會群體的政治行動。」

當然,布赫迪厄早就注意到知識分子作為社會支配階級的一分子,總是和「從屬者」有著含糊不清的關係。律師、作家、記者和電影導演,與訪民、性工作者、農民工、土地被徵用的農民共事,這質疑並模糊了這種二元對立關係。郭于華將她對布赫迪厄《世界的苦難》一書的評論作為《傾聽底層》這本文集的序言,她間接地透過引述「苦難」的主體經驗來定義「底層」。從布赫迪厄的角度出發,這種「苦難」在不同社會位置之間建立了「同構性」(homology)。

毛澤東時代受害者的情況是特別值得一提的例子。文化大革命得以在七○年代末和八○年代初終結,得益於政府鼓勵知識分子譴責四人幫,並書寫「傷痕文學」來紀念他們在「大眾」那裡受到的折磨。然而,在八○年代參與這種寫作敘事的知識分子,也想恢復他們的特權地位,以及他們與政權的共生關係。秦暉形容一九八○年代的書寫是「菁英受難」的敘事:知識分子描述他們被「人民」迫害,進一步滋生了「仇民」和對民主的敵意。

這種敵意使得知識分子菁英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民主可能等同於暴民統治。為了重新建立對社會的批判性認識,有必要重新評估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的「底層」問題。許多民間作家正在對毛澤東時代進行獨立研究,比如社會學家郭于華、詩人廖亦武、歷史學家與公民記者楊繼繩等。他們強調在毛澤東時代,「底層」的普通人和知識分子一樣受苦,甚至更加受苦。這些研究者的社會位置不容易歸類。

公共領域多元化

知識分子是透過公共話語來定義的,這依賴於公共領域的存在。自一九九○年代私有化和經濟改革以來,公共領域已經變得更加多樣化,可供討論的政治光譜也拉大了——這些光譜依據不同的標準而描繪出來。本書的研究沒有特別關注身為社會菁英的普遍知識分子間,「新左派」和自由派的派系之爭。然而,不管是透過維權行動(自由派)還是透過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左派),雙方都在努力關注新的底層群體。

在私有化和商業化的背景下,消費主義的大眾文化興起,毫無疑問地為表達觀點提供了機會——包括在政治領域——而這在一九八○年代的菁英語境下是不可接受的。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直到二○一三年,部落客兼賽車手韓寒的政治相關微博都吸引大批的讀者。

出版業的部分私有化以及愈演愈烈的書號銷售行為,也使出版物變得更為豐富多樣。數位攝影機在電影行業承擔了類似的角色,促成前所未有之多的導演投入製片,並在電影節、書店和藝術村等另類空間放映。雖然仍受國家控制,但也出現由私營企業家支持的商業性媒體,為記者提供了新的機會。儘管南方媒體集團在二○一三年後歸於沉寂,但它曾領頭拓展新的空間,並為知識分子提供與廣大民眾對話的機會。

從這點來看,二○○四年《南方人物週刊》發布的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不可輕易消解為「媒體知識分子」的明星秀,而是代表著公共領域朝向多元化的宣言。網路和社群媒體的發展對政府控制形成顯著挑戰,為城市知識分子與農村訪民、農民工以及其他「被剝奪權利的群體」的聯繫,提供了管道。

最後,香港、台灣、海外等大陸之外的華語公共領域,也為中國的批判性知識分子提供經濟支持和新的空間。邱志傑在《從華夏到中國》這幅六卷水墨地圖中,為複雜和豐富的新知識分子圖景提供十分突出的視覺描述:兩條河流流過意識形態、機構、協會形成的地貌,天下體系在最左側,一個大型的競技場式空間居中,似乎是一黨統治和市場體系的合體,當代政治意識形態則居於畫作右側。

第三部門

最後,雖然私有化和商業化非常重要,但二十一世紀也見證了第三部門的出現。第三部門既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市場。一九八○年代,政府無所不在:哪怕像劉賓雁這樣傑出的批評家和異議分子,也加了入作家協會,甚至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五年一月期間參與選舉(他的票數僅次於巴金,被委任為作協副主席)。

如今,作協等機構依舊控制著重要的恩庇侍從(patron-client)關係網,但和廣大社會越來越脫節:韓寒就被迫聲明他永不加入這種組織。雖然私營經濟大體上被視為一股積極力量,推動了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和自由化,但在一九九二年中國全面市場化之後,一群知識分子開始試圖與國家和市場保持相同距離。非政府組織工作、「公民記者」等藝術和非營利活動,在某些情況下都可以連結至「第三部門」,追求公正的社會實踐,而這導致某種程度的邊緣化。

這些新型知識分子既不是為國家工作、與政府有關的專家,也不是在典型「公民社會」中對象徵性權力中心表達抗議的異議分子(二者都以國家為中心),亦不是「媒體知識分子」,其觀點服從於市場,常作為後現代的懷疑論者。這些人寧願住在租金低廉的藝術家或農民工的城中村,將自己的定位和合法性植根於後毛澤東時代大部分中國人所處的邊緣位置。

在這種意義下,有必要注意職業化並不總是等同於商品化。顧昕(Edward Gu)和戈德曼認為,知識分子的「職業化」經常導致利益驅使的「專家職業主義」。趙月枝則形容,從腐敗日益盛行的媒體部門中獲取利益的記者,已經成為新興資本家菁英的利益代言人。

她認為,《財經》前主編胡舒立(《財新》現主編)受到金融技術官僚的保護,或者被工具化為安全閥,被授意「揭露」國家已在調查的醜聞,但與此同時,「數千萬中國工人和農民在資本主義發展和全球化過程中被趕向中國社會的邊緣」。這些觀察無疑是正確的,但也忽視有一群知識分子,正致力於研究調查或積極參與主流或官方媒體忽視的社會實踐。

九○年代河南輸血感染愛滋病的醜聞和二○○三年的SARS危機之後,中國各地湧現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參與衛生和污染等議題,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容忍甚至鼓勵。這些機構既不參與經濟利益的領域,也不是政府機構的組成部分,時不時的打壓也證明了這一點。知識分子轉向非政府組織和具體的問題,呼應了傅柯的理論:打破高舉科學主義的普世性啟蒙論述,轉向處理控制和支配的特定問題。

相關書摘 ►魏簡《在人民之間》:形成一種公共意識——對話賈樟柯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在人民之間: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聯經出版

作者:魏簡(Sebastian Veg)
譯者:曾金燕、徐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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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漸噤聲的人民共和國,仍有一群知識分子不願沉默
他們非官方、無編制、在人民之間——自豪為「民間」
中文版獨家收錄〈對話魏簡〉、〈對話賈樟柯〉

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受挫,一九九二年經濟改革重啟之後,一種新型態的草根知識分子挺身而出。有別於退縮於傳統領域的文人,他們積極與弱勢和邊緣群體合作;有別於八〇年代高聲疾呼民主與現代性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強烈反對菁英修辭。他們宣告思想與行動的獨立性,並身為「民間」而自豪——非官方、無編制、在人民之間。

本書刻畫了一群深刻改變中國公共文化的草根思想-行動者,包括質疑官方說法的業餘史家、讓人民說話的獨立導演,以及分享實用知識的維權律師與NGO工作者等。他們開拓學術界與政府機構之外的新興公共領域,並聚焦於具體而嚴峻的現實問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受難者、無法受教育的農民工子女,以及沒有居住許可證的上訪者們。

魏簡深入當代中國社會表層下的變革伏流,分析民間知識分子的公共話語、介入行動和知識生產,將長期位於權力邊緣的草根知識分子群體——特別是女性知識分子——帶到中國思想史的版圖之中。

在威權國度的陰影下,深刻改變中國社會的知識力量!

業餘史家——楊繼繩
退休後開始搜集關於大飢荒和文革的非官方檔案,二〇〇八年在香港出版著作《墓碑》。「來自全國各地的大量讀者來信,給我以堅定而熱情地支持。這說明,真相有強大的穿透力,它可以衝破行政權力構築的銅墻鐵壁!」

獨立導演——賈樟柯
在體制外拍攝電影的第一代導演,專注於被主流忽視的題材。「我一直反感那種莫名其妙的職業優越感,而業餘精神中則包含著平等與公正,以及對命運的關注和對普通人的體恤之情。」

維權律師——許志永
在孫志剛案、公盟創立與訪民議題上發揮重要作用,後因新公民運動而被捕入獄。「我有能力在這個體制中過上優越的生活,但是,任何的特權都會讓我感到羞恥。我選擇站在無權無勢者一邊,一起感受北京的冬天街頭地下通道的寒冷,一起承受黑監獄的野蠻暴力。」

部落客——韓寒
高中肄業後成為暢銷小說家與賽車手,常對政治議題發表評論。「我很討厭政治,我很熱愛文藝。只是我不喜歡我所熱愛的文藝被我所討厭的政治所妨礙。」

(更多民間知識分子小傳詳見本書附錄)

在人民之間: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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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產業或技術的發展,不單要前人的引領,也需要後繼者無窮盡的創新思維與打破框架的勇氣,缺乏其中一個環節,生態系都無法平衡永續。所以無論是天使創投、孵化器,還是剛起步或處於早期新創的企業,只要你身為新創生態系統中的一份子,渴望尋求創意突破或開展新興業務,AWS Startup Day 都是你絕對不能錯過的最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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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下一個新創獨角獸──同場加映 AWS 年度創投新創媒合會

本次 AWS Startup Day 除新創及創投相關講座外,AWS 更直接邀請多家國際及台灣知名創投公司,與 AWS Startup Day 同場舉辦今年度唯一的線上「新創創投媒合會」,欲透過串聯本地深具潛力的新創與創投,幫助台灣新創企業獲得更豐富的資源,孕育下一個獨角獸。

根據 AWS 釋出的消息,媒合會將以早期天使輪或 Pre-A 輪融資為主,重點關注 AI/ML工具和平台、智能零售、MarTech、Web3.0、媒體和娛樂等產業,並以快速輪流的形式替新創獲得最大的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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