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簡《在人民之間》:大多數菁英學者是男性,但女性卻在民間知識分子位居中心

魏簡《在人民之間》:大多數菁英學者是男性,但女性卻在民間知識分子位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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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刻畫了一群深刻改變中國公共文化的草根思想-行動者,包括質疑官方說法的業餘史家、讓人民說話的獨立導演,以及分享實用知識的維權律師與NGO工作者等。他們開拓學術界與政府機構之外的新興公共領域,並聚焦於具體而嚴峻的現實問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受難者、無法受教育的農民工子女,以及沒有居住許可證的上訪者們。

儘管錢理群在北京大學工作直至退休,但他沒有參與任何行政工作,而是持續地在「體制外」活動。他重新評估了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史,發現「民間」是一種隱匿的傳統。

暫定的類型學

為了進行研究,本書從三個主要面向來定義知識分子:他們是在特定活動領域裡具有專業知識的個人,同時經常介入中國國內的公共空間(中國大陸或至少是華語公共空間),他們以反身性(reflexive)的姿態探討涉及公共利益的議題,也包括他們自身的研究以及這些研究的意義。

傳統上知識分子根據職業來定義:在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看來,知識分子主要是作家、學者和藝術家。在當今中國,「職業」一詞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和舊有的「單位」捆綁在一起:儘管本書討論的知識分子參與學術、文學、藝術、新聞、法律和慈善工作,但他們並不像以往的知識分子那樣,透過政府對自己職業的承認來定義自己。一些人——主要是學者——確實擁有這樣的身分地位,並以此來定義自己,但對於沒有這種地位或者聲望的人來說,他們獨立獲取知識和自我組織活動的特徵是更重要的。

本書將以四個主要特徵定義「民間」或說草根知識分子,暫不討論「體制內」和「體制外」之間的模糊界線。

首先,這些人是傅柯意義上的「特殊知識分子」:他們不是具有自主性但缺乏專業性的普遍知識分子,也不是具有專業性但缺乏自主性的專家;他們依據自己的專業知識公開發聲。

第二,他們透過和社會「弱勢群體」或邊緣人群的聯繫來形成自己的知識分子活動。

第三,他們的公共話語使他們成為草根知識分子而非草根行動者,包括他們對自身活動和地位處境的論述:為了論述,他們依賴中國尚處於萌芽狀態但時刻瀕危的公共空間。

第四,他們對自身行動的定位是在政府和市場之外,並透過這種方式試圖為潛在的第三部門拓展空間。

特殊知識分子

中國近期有一種日趨明顯的趨勢,即作為通識大家和普遍知識分子代表的作家正在減少。小說家在八○年代曾經具有獨特的道德光環,這一現象在九○年代迅速消亡。因此在本書中,這些人所占的比例不大。從布赫迪厄的觀點來看,這些學者和作者利用他們的威望或社會地位介入公共空間,討論普世議題。而民間知識分子則是依靠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經驗進行介入。

方勵之在一九八○年代的社會介入,反映出他作為普遍知識分子而非具有專業知識的天體物理學家,對人權和自由的執著。(與之相反的是,傅柯提到作為「特殊知識分子」標竿人物的物理學家歐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他不僅透過自己的權威地位,還基於自己的專業知識進行社會介入。)

王小波經常利用學術研究來寫小說,最知名的例子是他關於性(sexuality)的研究。這些研究以各種形式呈現在他的故事和小說中,並以此介入權力和壓迫的本質。王小波還特別關注打破知識分子的道德角色,倡導價值中立,這也與他對性和社會的研究有關。

這一趨勢還有很多例子。比如于建嶸,作為傑出的民間知識分子,他主要以專門研究農村和不平等問題的社會學家身分發聲,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身分地位對治理問題泛泛而談。秦暉則呼應了著名的五四辯論,提出抽象的「主義」需要根植於對具體「問題」的討論中。

戴凱利在解釋秦暉的觀點時指出:「市場和國家都能夠回應各種『問題』提出的訴求;需要避免的是進行某種滿足『主義』宣揚的偽市場和象徵性的政府機構。」只有立足於歷史和經驗,理論探討才有意義。

秦暉說:「我們現在不是自由主義太多了或是社會民主主義太多了,而是寡頭主義與民粹主義太多了。因此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批判寡頭主義,從社會民主立場出發批判民粹主義,都是極為必要的。」秦暉認為在中國的語境下談論「左」和「右」沒有意義。因此,他對公共爭論的介入,主要是基於他作為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家的專業知識。

一九九○年代特殊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的興起,不僅催生出一批在政府工作的「專家」,也催生出在民間社會中從業的職業律師、記者和學者。「學術規範」的發展不僅符合新黑格爾主義意義上的權威論述,也培養了一批新的、對自身角色的理解更為謙虛和專業的學者。

因此,儘管最近有許多研究關注被吸納進政府智庫的「專家」,但本書聚焦的群體主要是作家、紀錄片導演,以及那些雖然專業,但是自我定位大體上是「體制外」的學者(儘管有時他們也在體制內活動)。

底層知識分子

「弱勢群體」(弱勢的、受支配的或被剝奪權力的群體)和「底層」概念創造出具有新的大眾形象的新的話語社群,兩者都可以譯為「subaltern」或者「subordinated」。這兩種可能的譯法指向兩種不同的知識分子傳統,多少都曾影響王小波和其他人的思考:「從屬」來自葛蘭西主義,推到底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視角,而「底層」也有同樣的來源,但它是在史碧華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著名論文〈底層能否發聲?〉(Can the Subaltern Speak?)和文化研究領域中逐漸成為一個既定的概念。

一九八○年代的知識分子享有某種半自主性,前提是他們與體制內的庇護者保持有機聯繫,並對自己的角色大致維持中國各種傳統以降的菁英主義立場。而如今,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見證著一群記者、學者、律師和紀錄片導演的興起,他們透過與「弱勢群體」的聯繫來定位自己的行動。常見的弱勢群體包括訪民、毛澤東時代的受害者、被剝奪權利的農民工、性工作者或民間社會的其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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