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中國史(13)》:中華民國不是從零開始的國家,而是負五百的破產狀態

《不一樣的中國史(13)》:中華民國不是從零開始的國家,而是負五百的破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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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晚清最後十年,清廷也曾力圖改革振作,但所有的債務封死了大部分改革的空間。不只是沒有錢,而且連想要圖強去賺些錢都沒辦法,因為所有能夠賺錢的管道與本事,都已經抵押給外國人,控制在外國人手中。

文:楊照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從零開始的國家

「庚子事變」帶給慈禧太后很大的刺激,從西安回北京之後,她逐漸明白改革不能不做,於是用放慢了的速度,重走一次當年「戊戌變法」的道路。走到一九○五年,連當年覺得不可想像的「廢科舉」都做了。

清廷的確有改變,然而才那麼短的時間,情況卻再也推不回一八九八年了。此時的清廷不是「戊戌變法」時的清廷,不只是窮,而且沒有任何可以自主支出花費的空間。眾多的洋人債主隨時盯著看,你花的每分錢理論上都是他們的、是他們借你的,他們不同意你就不能花。

這十年間清廷在改革,但改革過程中國家持續崩裂瓦解,沒有錢的朝廷更沒有了收拾崩裂瓦解局面的能力。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承擔的責任變得更重了,經常必須自籌財源,但也因此得到更大的空間,尤其是和當地活躍的外國勢力之間的關係,可以也必須直接聯絡處理。

地方仕紳也快速轉型。沒有了科舉,打碎了許多以進入朝廷做官為唯一人生目標的士人心態,在「地方自保」觀念刺激下,他們轉而關心地方事務,包括地方的經濟活動與財務安排。

傳統中國的終結,有一個重要面向是帝制中朝廷與地方關係的改變。地方勢力升高了,不過這並不是因為地方有了長足快速的發展,而是中央淪落瓦解的速度遠超過地方所造成的。

上一講中提到孫中山一度以中國未來的利權向外國政府遊說,也是源自他看到了在計畫奪取利權時,這些洋人愈來愈不在意清朝政府。可以越過清廷和其他國家簽協定,也可以越過清廷和地方談判,給了孫中山以革命新政府代表身分出現的奇特空間。

不過孫中山的敏銳眼光並沒有帶來明顯的成功,一方面因為他出身邊緣又長期流亡,和現實中國的關係太疏離;另一方面,也因為這段時間裡中國的衰亡變化太快了,正在討論、規劃的很快就過時了。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發生之前,清朝政府已經在財政上破產。更嚴重的,外國勢力可以自由進入中國取走各種經濟利益,造成整個國家也瀕臨破產。這是孫中山斷言中國淪為「次殖民地」的根本依據,破產的國家已經沒有任何自主作為的可能。

晚清最後十年,清廷也曾力圖改革振作,但所有的債務封死了大部分改革的空間。不只是沒有錢,而且連想要圖強去賺些錢都沒辦法,因為所有能夠賺錢的管道與本事,都已經抵押給外國人,控制在外國人手中。

進一步看,甚至連推翻滿清就可以救中國的想法,也有其空洞、幻想的一面。改變了政府,卻改變不了財政與經濟上的這種結構。袁世凱取代孫中山成為大總統之後,攤開歷史上的記載,他從總統到變成皇帝的時間裡,政務上做了哪些事?最清楚、最明顯的前三件事是:借錢、借錢、借錢。不借錢,他的政權維持不下去,然而向日本借了錢,卻又成為引發公憤、使得洪憲帝制被推翻的主要原因。

不借錢不行,借了錢也不行,中華民國是在這種國家破產的兩難局面中誕生的,必須花很多的時間,才得以從債務的大泥沼中慢慢爬出來。

中華民國絕對不是一個從零開始的國家,毋寧比較接近是從負五百開始的。不會因為成立了中華民國,就可以自動打消這負五百的破產狀態。如果有人對於往後的民國史有興趣的話,這是應該隨時放在心上的背景認知。

國家破產下,一場政治社會文化大實驗場

傳統自然經濟與家族社會組織結合下所維持的安全網,在國家破產時首當其衝消失了。連帶地經濟事務上的既有規則也不再適用,加起來產生的效果就是人的運氣變得極度重要。有少數人抓住時機,一下子飛黃騰達,變得極為有錢;但同時有愈來愈多運氣不好的人,連基本的生活都無法保有。

另外,和外國資本有關的地方,如幾個先行西化的現代化城市,有著極其亮眼的經濟數據,也誕生了絢麗的十里洋場,但這些新興都會區之外,小城鎮與農村卻在貧窮邊緣掙扎著。

從平均數字上看,晚清最後十年從國家收入到經濟成長都有不錯的表現,但一來真正的受益者不是中國人民也不是清朝政府,而是收賠款、收利息、收投資獲利的外國人和外國政府;二來中國人民陷到貧窮線以下的比例不斷升高,呈現嚴重分配不均的現象。

困境於是刺激、深化、廣傳了革命的主張,升高了革命的訴求,也鼓舞了各式各樣的革命理想。革命取得了足夠的動能,卻也使得革命很難真正成功,因為革命的手段和革命的理想目標之間存在著愈來愈寬的鴻溝。政治上的改朝換代,甚至徹底改換體制,都無法解決國家破產問題,不會讓高漲的革命理想一夕實現。

從歷史上看,國家破產狀況帶來另一個難題。那是總體經濟層次的現象,也是全面國際資本主義力量下所造成的難題,而不管是清朝政府或後來的北洋政府,他們都不具備充分的知識,能夠像我們今天這樣理解、掌握國家破產的程度、原因、過程,就更遑論能夠找到拉住國家不再往破產深淵沉淪,得以減緩破產困窘的方案。

這甚至也聯繫到日本政府對華態度的改變。在知識上西化程度遠遠高於中國的日本,對於中國國家破產的認知理解一直都領先中國人,所以他們在民國建立之初,就霸道地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趁火打劫,利用中國國家破產的現況將自身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他們也對中國復興的期待愈來愈低,不再主張協助中國強大來進行亞洲合作、對抗西方,轉而要強勢占領中國,避免積弱的中國拖累日本。這是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一項重要背景,也是「大東亞共榮圈」概念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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