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如何反彈回升》推薦序:復興美國民主之鑰?簡介普特南與社會資本理論

《國家如何反彈回升》推薦序:復興美國民主之鑰?簡介普特南與社會資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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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深入研究美國教育與階級逐漸僵化情形的普特南,這次把眼光往前延伸,探討當年美國是如何從令人窒息的絕路當中,成功改造自己的發展軌跡。無論是對臺灣或世界各地想改善現況的國家來說,本書的故事都是相當寶貴的參照。

文: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復興美國民主之鑰?簡介普特南與社會資本理論

在人類的漫長歷史上,專制統治居多,民主制度通常是例外。完全擺脫君主統治的現代民主制度,誕生於十八世紀末的美國獨立革命,此後民主化的三波浪潮雖然在地理範圍上不斷擴張,直到二百多年後的二十一世紀初期,民主制度所涵蓋的地球人口總數才超過一半,此後連續倒退十餘年,勉強維持半數,迄今形成以美國霸權為首的民主國家,與中國、俄羅斯等威權體制分庭抗禮的局勢,而台灣也成為這一波威權化浪潮與民主對抗的前線之一。[1]

在這個蜿蜒曲折的全球民主發展之路上,美國建國之後經歷向西擴張國土、解放奴隸的血腥內戰、鍍金時代與進步時代、大戰期間的新政到民權運動,二百多年來波瀾壯闊推動國內民主改革的歷史,往往是其他國家借鏡的主要對象。在一九九○年代,自由主義下的美國全球秩序似乎所向披靡,即使是九一一的恐怖攻擊,也無法摧毀世人對美式民主的信任,這個光明的「山巔之城」過去曾為眾人所嚮往,近十餘年來,卻與民主制度的命運類似,備受質疑與挑戰。

冷戰結束後美國推動的經濟全球化有時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然而二○○七年後的金融海嘯引爆全球大衰退,震央就在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對此一共識造成重大挫敗,對美國民主制度優勢的質疑,不僅來自外部的霸權競爭對手例如中俄等國,也來自國內的金權政治與貧富分化,導致選民的兩極化與民粹主義者的崛起,例如前總統川普所帶來的政治挑戰。

《國家如何反彈回升》是一本與美國民主衰退正面對決的鉅著。針對美國政治與社會所面對的內外危機,本書試圖解釋其根源與解決之道:如同十九世紀來到美國的年輕法國仕紳托克維爾,發現活躍的結社是民主政治的基礎,作者認為公民社會的發展與衰退,是帶動美國興衰的根源與潛在的動力。

社會資本與民主的興衰

普特南(Robert D. Putnam)是當代美國影響力最大的政治學與社會學者之一,在一九八○年代就因為在國際關係雙層博弈理論分析而聲譽鵲起。[2]隨後一系列針對結社的知名研究,打造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研究社群,也使得這個概念成為二十一世紀社會科學文獻裡最常被使用的關鍵字之一。[3]

雖然社會資本一詞在英語世界早已出現,其概念是透過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重新詮釋,才開始受到學術界重視。[4]布迪厄將社會流動的領域與籌碼分為至少四類,即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政治資本與文化資本,每一種資本領域有其相對自主的統治階級與遊戲規則,形塑獨特的積累方式與互換的「匯率」,例如文化資本需要長期培養,擁有經濟資本的財閥不一定能夠獲得高貴的藝術品味等文化資本、也未必會成為政治領袖。

對布迪厄來說,社會資本是在持久互惠的人際網絡中的潛在資源,行動者可以動員這些資源來追求其他社會目標,因此衍生出個人層次的社會資本理論。其中,台灣旅美社會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林南對此進行了深入且廣泛的研究,發現無論在西方或華人社會,「關係」都很重要。一個人的社會資本即「關係」或「人脈」,包括所認識的人數、所認識的人的社會地位高低、與交往廣泛程度等,會有助於個人獲得好職業、提高收入與促進身心健康等優勢。東西方文化雖有差異,例如華人更靠親屬,西方多靠朋友,但人脈廣總是有用的。[5]

相對於林南的個人社會資本理論,普特南探討的主要是社區或整體層次的社會資本。在《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義大利的公民傳統》一書裡,普特南與其合作學者對照了北義大利與南義大利的歷史、當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滿意度等指標,發現北義大利的經濟成長與民主效能非常卓越,而南義大利則受困於低度發展、政治貪腐與黑幫橫行。同為一國之內,制度設計類似的地方民主政府,為何南北義大利形成了這麼大的政治、經濟制度績效落差?

回顧十九世紀中義大利統一之前的歷史,北部長期實行城邦民主或寡頭自治,政治權力分散、民眾熱中政治參與和集會結社,公民社會發達,南方則在西西里王國統治之下超過八百年,民眾受到天主教會影響甚鉅,與政治人物形成個人忠誠式的派系與恩庇關係。普特南在該書中提出,北部義大利的政治績效並非來自政治制度或經濟發展本身,而是公民參與所形成的社會資本,這些社會資本的測量方式包括工會會員數、非政府組織的密度、自由媒體的數量等,一個城市的社會資本愈豐富、其經濟成長率與政治滿意度就愈高。

借用教育社會學家柯爾曼(James Coleman)[6]與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伊莉諾.歐斯壯(Elinor Ostrom)的解釋,普特南將社會資本定義為:「能夠藉由促進協作來改善社會效率之社會組織特性,例如:規範、信任和網絡。」(Putnam 1993a: 167)[7]普特南指出政治哲學當中的兩個傳統:第一個是霍布斯的巨靈比喻,認為人與人之間的自然狀態將導致無法限制的暴力衝突,因此需要一個獨裁者來壓制眾人、形成國家;另一個是洛克的社會契約論,認為統治權來自眾人合意的社會契約而非暴力。

現代政府統治最重要的績效來自公共財的投資,包括治安、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乃至於教育與健康等具有高度外部效益的支出,這些投資面對集體行動難題,例如白搭便車與囚犯難題,導致公共財的供應短缺,[8]而社會資本有助於眾人同意與合作的績效。若是社會資本充足,可以大幅減少政府強制力介入、提高眾人合意加稅與投資的機率與減少搭便車的行為,也會提升政府供應各種公共財的數量與品質,形成洛克式均衡,這正是北義大利發展優勢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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