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如何反彈回升》:懷著理想進入60年代的嬰兒潮世代,70年代結束時已陷入自我煩躁

《國家如何反彈回升》:懷著理想進入60年代的嬰兒潮世代,70年代結束時已陷入自我煩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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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作者普特南認為,討論當前難題的時候,一般只關注一九六○、七○年代以來開始往下坡走的趨勢,鮮少注意到更久之前我們其實也經歷過跟現在極為相似的糟糕情況。這段歷史最具啟發性的地方在於,美國社會擺脫了惡質的「鍍金時代」,翻轉向上持續數十年。

文: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夏琳.蓋瑞特(Shaylyn Romney Garrett)

我、我、我的

我們經常從政治角度看待六○年代的大地震,但那場震盪也許在文化當中最令人感受得到,尤其是流行文化。如同我們先前提過的,六○年代的文化革命呈現出來的形態,是年輕人抗拒一九五○年代令人窒息的「集體」,而追求解放與個人主義。英格爾哈特主張一九六○年代的物質富裕解放了年輕世代,讓他們得以轉向「自我實現」。他以這句妙語概述自己的論點:「人不是只靠麵包而活,尤其是人如果擁有很多麵包的話。」

從自我實現到自戀,只有短短的一小步。萊克(Charles Reich)在《美國的新生》(The Greening of America)這部暢銷著作宣告了一種新的革命性「第三意識」,也就是不把「社會、公共利益和制度視為主要真實」,並且把「個體的自我接納為唯一的真實」。

這項轉變最明顯可見的地方,也許是在流行音樂。流行音樂從「集體」改為「自我」的轉變極為明顯又極為迅速,幾乎可以精確指出發生的月分。六○年代中期的搖滾樂團水牛春田(Buffalo Springfield)唱出「有什麼事情正在發生/到底是什麼還不太清楚」,即是嗅到了變化的氣息。那個重大年代最具影響力的其中一位藝人是巴布.狄倫,他的音樂根基是木吉他與民謠音樂,可見於他早期的走紅作品〈在風中飄蕩〉(Blowin’ in the Wind, 1963)與〈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1964)。

他的同代藝人以及合作對象包括瓊.拜雅(Joan Baez)、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皮特.西格(Pete Seeger),以及彼得、保羅與瑪麗(Peter, Paul and Mary),這些藝人都因為他們作品中的社會評論以及對兄弟情誼的呼籲而聞名世界。早期的巴布.狄倫和他的同儕一樣,也以歌聲鼓吹社會正義。

不過,在一九六五年七月的新港民謠節(Newport Folk Festival),狄倫在演唱會中途從民謠歌曲改為電子搖滾的著名轉變引起了強烈反應(主要都是負面反應),包括他的音樂同僚也是如此。然而,在後續年間,狄倫卻刻意從鼓舞社群建構與社會抗議轉向表達自己的個體性。因此,難怪狄倫到了「自我」時期仍然持續廣受喜愛,但他那些沒有跟隨此一廣泛文化轉向的同儕則遭到遺棄。

披頭四這個流行音樂奇蹟也遠遠不只體現音樂,而是代表了一個世代的長大成人。如同狄倫,披頭四在一九六○年代初期也以和諧的歌聲頌揚人的同在相伴:〈我想牽你的手〉(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1963)、〈你只需要愛〉(All You Need Is Love, 1967)、〈只要朋友幫我一點小忙〉(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1967)。可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他們就開始感受到孤立與疏離,在〈艾蓮娜.瑞比〉(Eleanor Rigby)這首歌裡針對兩名男女唱道:「那麼多寂寞的人/他們都來自哪裡?」

到了一九七○年,披頭四已然解散,團員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從一個共同創作音樂的團體轉變為各自追求自我發現的個人。他們以樂團身分共同錄製的最後一首歌是由喬治.哈里森所寫,歌詞一方面是他個人對樂團的分裂所表達的不滿,同時也可以算是對六○年代從「集體」轉向「自我」的貼切描述。

我聽到的盡是我、我、我的/我、我、我的,我、我、我的。

六個月後,約翰.藍儂以他的個人賣座單曲〈上帝〉(God)提出回應:

我不相信披頭四/我只相信我自己。

把對自我的愛視為一種美德,而不是惡行,在一九六○年代晚期與七○年代成為新世紀運動(New Age)的「重點」。「學習愛你自己……是最偉大的愛,」這段歌詞原本出現在一九七七年的阿里傳記電影《勝者為王之拳王阿里》(The Greatest)的一首歌裡。(後來這段歌詞又出現在惠妮.休斯頓與奧莉薇亞.紐頓強的暢銷歌曲中。)這段文字代表了轉往個人主義的文化轉向。我們完全無法想像納京高(Nat “King” Cole)、艾拉.費茲傑羅甚至貓王頌唱著自我之愛。

諷刺的是,阿里本身並不是自我之愛的擁護者,恰恰相反。一
九七五年,他向哈佛的學生發表演說,說出了這個也許可以算是史上最短的詩句:「我?應該是我們!」他不可能知道就在他發表演說的同時,美國文化正發生一場巨變,將會從此反轉他這句話的順序和標點符號。

一連串的危機

六○年代不只是文化轉捩點,也有一連串多層次而且互不相關的公共危機,造成許多悶燒已久的衝突爆發開來:

  • 約翰.甘迺迪、羅伯.甘迺迪與金恩博士遭到刺殺
  • 越戰
  • 學生抗議
  • 民權革命
  • 都市危機與都市暴動
  • 國內恐怖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暴力
  • 婦女運動
  • 避孕藥與性革命
  • 反文化與藥物泛濫
  • 傳統宗教與家庭價值受到史無前例的質疑
  • 一連串的環境危機
  • 水門案與尼克森辭職
  • 停滯性通膨、石油短缺與經濟困頓

在某個根本層面上,這些全都是大致上各自獨立而且互不相關的現象。「肇致」避孕藥的因素不是「肇致」越戰的因素,而「肇致」藥物泛濫的因素也不是「肇致」石油短缺的因素。不過,這些各不相同的危機卻似乎具有相互增強的效果,造成一種全國的精神崩潰。那是終極的完美風暴,這場風暴的強度促成了文化與政治的急遽轉向。

對某些人而言,這一切都始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就是約翰.甘迺迪在達拉斯遭到槍殺那一天。甘迺迪代表了一九六○年代初期的國家樂觀精神,而他遭到刺殺乃是一項無意義的悲劇,深深打擊了美國的天真。不過,這只是一九六○年代撼動美國的一連串刺殺事件當中的第一起而已。

接著是金恩博士遇刺,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金恩曾說自己恐怕沒辦法活著見到他長久奮鬥爭取的應許之地,而這個一語成讖的預言更是令人對他的死深感失落。在為黑人社群爭取正義的那場醜陋又暴力的抗爭當中,大多數的美國人都把他視為一座希望的燈塔,也是和平的堅定倡導者。民權運動在金恩博士死後陷入分裂與幻滅,深深打擊了我們追求正義的集體決心。

兩個月後的六月八日,羅伯.甘迺迪在爭取總統提名期間遭到刺殺。羅伯.甘迺迪是引人入勝的人物,具體展現了一九六○年代中期的迅速個人轉變。他在一九五○年代忠心跟隨麥卡錫的行為,代表了社群主義偏狹的黑暗面,但他的哥哥在一九六三年遭到刺殺深深震撼了他。他開始轉而倡導種族與經濟正義,不再支持越戰,成為受壓迫者的捍衛者,也是體制內一股呼應金恩博士的聲音,呼籲建立更具包容性的「集體」。

在他遇刺之時,他正致力於跨越種族、階級、世代,甚至是意識形態的界線。「本來可能發生的事」算不上證據,但他的例子拋出了一個也許無法回答的重要問題,亦即有力的領導是否有可能延緩或甚至遏止鐘擺的逆轉。羅伯.甘迺迪的死深深打擊了美國搖搖欲墜的希望。

隨著六○年代持續進展,暴力似乎愈來愈成為常態。越戰是美國第一場受到電視轉播的戰爭,只見一場接著一場的血腥片段,似乎永無結束之日。群眾抗議遭到歷任總統忽視,挫折的情緒因此愈來愈高漲。民主黨的一九六八年芝加哥全國代表大會發生示威活動,只見新政時代的老兵坐在會場內,年輕的社運人士在外抗議,同時遭到勞動階級的員警攻擊。美國在越南吞下的苦澀敗仗,深深打擊了我們對於美國的偉大所懷抱的信念。

戰後嬰兒潮現象,使得一九六○與一九七○年代期間,成人相對於兒童的比例遠比正常的人口金字塔來得低,從而造成《蒼蠅王》那樣每況愈下的狀況。受過教育的年輕白人致力為自己以及受壓迫的少數族群尋求更大的包容,由他們主導的猛烈抗議活動變成爭取傳統權力結構控制權的巨大鬥爭,因此深深打擊了我們對於美國制度的信心。

在此同時,美國的內城區也爆發暴力。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間發生了美國百年來最嚴重的都市暴動,這是種族少數群體對於社會變革步調緩慢,以及美國未能實現民權立法的承諾所深切表達的不滿。對於那些反擊的白人與執法官員而言,這些暴動讓他們得以發洩潛伏在內心的憤怒,也就是取消種族隔離產生的影響以及失去支配地位讓他們感到的憤怒。

對於在電視上觀看的其他人而言,這些暴動當中的每一方都以駭人的方式展現了人性最糟的一面。接下來的五年充滿瘋狂、野蠻又凶殘的虛無主義,具體顯現在頭條新聞報導的曼森家族凶殺案(一九六九)、氣象員爆炸案(一九六九至一
九七四),以及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與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的暴力行為(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這類毫無意義的暴力深深打擊了我們對於公共安全與法治的信賴。

另一方面,另一種比較細膩的反抗也席捲全國。婦女運動雖然帶來遲到已久的平等,對核心家庭造成的影響卻引起激烈辯論。同時間,性革命透過流行文化與法律改革挑戰行為常規。食品藥物管理局在一九六○年核准使用避孕藥防止懷孕,美國最高法院接著又在一九六五年宣告各州禁止夫妻使用節育手段是違憲的行為。生育控制不但在原則上把性與婚姻區分了開來,也愈來愈在實務上達到這樣的效果。

性習俗改變的速度令人為之屏息。美國人口當中認為婚前性行為「沒有錯」的比例,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就出現翻倍成長,從一九
六九年的24%上升到一九七三年的47%。大體而言,這是典型的世代變化案例,一群定義明確的年輕人有五分之四都接受婚前性行為,而他們的長輩則有五分之四反對婚前性行為,於是前者加入原本僅由後者構成的人口之後,便造成道德觀的革命。在許多人眼中,婦女解放與性革命深深打擊了最基本的社會單位。

連同婦女解放而來的是反文化。嬉皮運動在一九六七年的「愛之夏」(Summer of Love)達到高峰,但這項運動雖然原本聚焦於「自由之愛」、公社生活與靈性超越的精神,卻很快就淪為愈來愈享樂主義的行為、吸食硬性藥物,以及「想幹嘛就幹嘛」的放縱。在一
九六○年代的春日之下建立的那些曾經充滿樂觀的公社,不久即崩垮在一九七○年代的冬雨之下。

接下來幾乎必然的發展,是對於一
九六○年代初期的理想未能實現所感到的幻滅,後來季特林稱之為《共同夢想的遲暮》(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現況遭到令人震驚的抗拒,因而深深打擊了文化共識,導致一整個世代的成年人覺得「美國的靈魂已然處於存亡關頭」,於是往後半個世紀的「文化戰爭」就此奠下基礎。

就在父母與評論者擔憂美國的道德衰敗之際,環境的衰敗卻在全國各地愈來愈明顯可見。先前幾十年恣意使用化學物質以及未經充分安全檢測的科技,在六○年代已證實對於人類健康與自然環境造成極為嚴重的長期影響。《寂靜的春天》深深打擊了美國「透過化學追求更好生活」(這是杜邦化學公司在一九五○年代吹噓的口號)的天真希望。

在這個動盪時代的種種混亂事件當中,最令人不安的是水門案。美國政治的黑暗面被揭露在震驚的大眾面前,只見連續數月的新聞頭條都是有關竊盜、勒索、敵人名單、暗中監視,以及「封口費」的報導。作為一個令人心痛的年代的災難性結尾,水門案令美國人目瞪口呆,並且深深打擊了我們對於正直領導的信心。

隨著六○年代結束,美國的繁榮前景似乎也畫下了句點。鑒於大眾日趨高漲的不滿情緒,尤其是對越戰的反對,詹森與尼克森因此雙雙決定不再增稅,也不再於槍炮與奶油之間做選擇。這項怯懦的政策造成了原本在經濟學上看似不可能出現的高度通膨結合高失業率的現象,從而必須為此發明新的名詞與新的衡量指標。由此產生的新名詞是「停滯性通貨膨脹」,衡量指標則稱為「痛苦指數」。停滯性通膨又因為一九七○年代的石油禁運以及應運而生的石油管線而更加惡化。

經濟痛苦在一九六○年代晚期開始加速發展,到了一九七○年代已足以媲美經濟大蕭條時期的艱困,也比後來發生於二○○八至二○○九年的經濟大衰退更難熬。這些經濟危機由於從一九六○年代晚期持續到一九七○年代中期,因此為「漫長的六○年代」(the Long Sixties)這個經常使用的名稱賦予了合理性,同時也讓美國的自信受到痛擊,為戰後繁榮拉下了帷幕。「自我—集體—自我」曲線早已開始轉向,但這場經濟困頓更加確立這項發展。

這些相互交錯的多重危機,每一項都撕裂了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等方面在五○年代的團結表象。這項轉變終於降臨在美國身上的速度與徹底程度,令所有身處其中的人震驚不已。套用一名在一九六五年出發前往越南作戰,在一九七二年返回美國的戰俘所說的話:「我們返鄉之後看到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世界,感覺就像是〈李伯大夢〉裡的李伯在戰俘營睡了將近六十年才醒來一樣。我們的文化竟然變得那麼多,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許多評論家對於二十世紀中葉的共識所帶來的束縛雖然都感到不安,卻極少有人能夠預見美國的和諧在短短幾年內就被紛擾喧囂取代。漫長的六○年代似乎證實了先前的共識已走入死胡同。一切看似已經失控,造成眾人普遍感到一種難以界定的不和諧感。

在漫長的六○年代期間,「異化」、「脫序」、「疏離」與「病灶」全都竄起成為Ngram當中的流行語。當時的情緒具體而微地體現在卡特總統一九七九年發表的一場全國電視演說。他在其中概述了我們在這一節裡提出的幾乎所有事件與趨勢,並且將這場演說取名為「信心危機」,但隨即就被人改稱為更適切的「無力感演說」。六○年代後半的那些危機共同削弱了前半段的全國自信,並且在不知不覺之間降低了我們集體的平等主義抱負。

沃爾夫在一九七六年撰寫了一篇引人共鳴的文章,將一九七○年代稱為「唯我年代」。他詳述自助運動與新世紀心靈運動的暴紅,指出美國在經歷過先前那幾年的頭暈目眩之後,緊接著就把目光轉向內部。美國人揚棄了針對重大議題發動的群眾抗議,而轉向精神治療師與宗教導師,藉此聚焦於自己的個人問題。簡言之,大眾在七○年代不再追求修正社會的問題,開始只專注於修補自己的問題。

如同史學家派特森針對這個時期所提出的概述:

許多自命為托克維爾的人士在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及後續時間尋求美國的本質,結果都深感悲觀,就像一名記者寫下的頭條標題:「情勢會先惡化,然後再繼續惡化。」他們指稱美國人已經失去方向、暴躁、異化,並且分裂成愈來愈關注自己的群體,紛紛以區域、性別、年齡、宗教、族裔與種族等狹隘的條件自我界定。

懷著同在相伴的理想進入六○年代的嬰兒潮世代,到了七○年代結束時已陷入充滿煩躁的自我中心。如同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在《築就我們的國家》(Achieving Our Country, 1998)所寫的:
「感覺彷彿是那些撐過了經濟大蕭條並且移居市郊的人口所生下的子女,在一九八○年前後決定收起自己身後的吊橋。」我們現在從下一個世紀的觀點回顧後續的幾十年,便可明白看出那場巨大的方向轉變所造成的完整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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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國家如何反彈回升》,春山出版

作者: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夏琳.蓋瑞特(Shaylyn Romney Garrett)
譯者:陳信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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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個比現在經濟更不平等、政治更加極化、社會更為分裂的時代,但是它沒有繼續沉淪,反而翻轉局面,向上提升數十年

《階級世代》作者普特南充滿啟發的新作

一百多年前的美國與現在相比,經濟更不平等、政治更加極化、社會更為分裂、公眾言論也同樣尖刻粗暴。令人訝異的是,儘管當時的人絕望地認為自己身處最糟的時代,然而一切卻開始反轉,不但沒有繼續往下坡走,反而一路向上提升,直到一九六○年代中期的高峰。在這段期間,貧富差距持續縮減,政治上的尊重合作取代抹黑攻訐,社會參與的風氣也高於私利絕對優先的心態。

作者普特南認為,這幾方面的發展在時間上幾乎完全同步,並非單純的巧合。他巧妙運用各種可得的資料作為衡量的指標,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甚至種族與性別議題編製出趨勢演變的圖像,並透過細膩的敘述,解說各個領域的發展情況。

他認為,討論當前難題的時候,一般只關注一九六○、七○年代以來開始往下坡走的趨勢,鮮少注意到更久之前我們其實也經歷過跟現在極為相似的糟糕情況。這段歷史最具啟發性的地方在於,美國社會擺脫了惡質的「鍍金時代」,翻轉向上持續數十年。曾經深入研究美國教育與階級逐漸僵化情形的普特南,這次把眼光往前延伸,探討當年美國是如何從令人窒息的絕路當中,成功改造自己的發展軌跡。無論是對台灣或世界各地想改善現況的國家來說,本書的故事都是相當寶貴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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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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