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犯罪證人在國外無法到庭,「視訊作證」的陳述是否有證據能力?

跨國犯罪證人在國外無法到庭,「視訊作證」的陳述是否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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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沒有簽署司法互助的國家,理當沒辦法進行引渡作證等行為。但如果是證人用視訊海外作證,這在台灣司法上仍屬於灰色地帶。

刑事案件中法官要怎麼判斷被告有無犯罪事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證據的提出,而證據除了證物、文書資料等等的「物證」之外,還有以證人之證言為證據資料的「人證」。不過現今的犯罪行為有可能會涉及跨國犯罪,或是出現證人在國外無法到庭的狀況,這個時候還有辦法進行證人訊問嗎?在實務上法院的見解又是如何呢?一起來看看吧!

視訊訊問一定要有司法互助為前提?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7第2項有規定,證人不能到場或有其他必要情形時,證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訊問,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以該設備訊問之。意思就是法律早已明文可以使用視訊方式對證人進行遠距離訊問,但如果證人在國外呢?境外的陳述究竟有沒有證據能力?此時實務上就出現歧見。

有一些見解(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4469號判決)認為,要對境外人士使用遠距視訊,應該要以「法有明文或證人所在國家與我國有遠距訊問協議」為前提。這派見解主張,因為訊問是將我國司法權的具體展現,遠距視訊等於是將司法權延伸到境外,如果兩地之間沒有司法互助協議,我國司法權又要怎麼延伸過去?這樣根本沒辦法確保證人能盡到「陳述」(不可緘默)及「具結」(擔保所言為真)義務,那他的證詞又怎麼具有證據能力?

不過許多判決(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3385號、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082號判決)則認為,在107年《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施行後,若無簽訂司法互助相關條約,就依該法規定。而我國法院與檢察官就得依該法第31條規定,以遠距訊問境外之證人,其中並沒有「簽訂司法互助協議」之前提要件。

由於被告對證人的對質詰問權,屬於憲法所保障的基本訴訟權、防禦權,除非因特殊情形無法傳喚到場,或是有法定的正當理由得拒絕陳述之外,都應該要盡可能給予被告對質的機會,也才有利於案件真相的發現。

實務發生的自相矛盾?

如果不讓境外的證人陳述可能會發生什麼問題?在刑事訴訟法中,原則上不會讓「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作為證據,也就是所謂的「傳聞法則」(可參考【法操小教室】傳聞證據)。不過有原則就有例外,像是第159-3條第3款規定,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調查中對檢警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也就是說,如果擅自斷定在境外的證人無法被傳喚,就可能會逕自以檢警的說法當作證據,損害被告之訴訟權。

這些問題也體現在108年重矚上更一字第17、18號,也就是頂新越南油案,其中一名在越南的證人雖然具體表明願意以遠距視訊方式接受訊問,但台中高分院卻以越南與我國沒有簽訂正式司法互助條約,且我國司法主權無法延伸至越南,無法確保證人能如實作證等理由,拒絕對證人進行遠距訊問。

但諷刺的是,法院卻認定同一名證人104年在越南公安部在越南檢方協助下所錄下的訪談記錄具有證據能力,但問題在於這是在證人因看不懂中文文件而拒絕具結的情況下所錄製的。證人一樣都在身在境外,要以遠距視訊進行訊問就害怕他會作偽證,但在未具結時拍的影片卻可以當作證據?院方對於證據能力的標準竟然如此矛盾,難道是聽到自己想聽的內容就可以無條件接收嗎?

近年來最高法院紛紛採用「免司法互助前提」的見解,但台中高分院卻仍背道而馳,理由更是難以讓人信服。大法庭針對此問題也勢必該做出統一見解,以保護被告在訴訟上能獲得完整的訴訟權、獲得公平受審的機會。

本文經法操司想傳媒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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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溫偉軒
核稿編輯:翁世航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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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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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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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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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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