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余英時《歷史與思想》(中):余教授一生堅定反共,讓中國崛起論者坐立難安

讀余英時《歷史與思想》(中):余教授一生堅定反共,讓中國崛起論者坐立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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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就因為余英時教授是深研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而他的專業訓練深深影響他身為知識分子的觀點,所以他反共的立場自然會引起統派學者的戒心,想用「支持美國民主,並繼續支持全盤西化思潮」這樣的論點來抹黑余教授。

文:沈溺在經典閱讀中的 John Lin

對於中國崛起論者來說,因為把中國崛起視為「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所以常常把中國發展過程中,與西方價值觀背道而馳的部分稱為「中國特色」而視為理所當然,遇到有人以西方觀點來評論中國,就會用強烈的語氣來指責批評者不了解中國、把西方的價值觀硬套在中國。

這次批評余英時教授火力最強大的台灣東華大學教授陳復,一邊肯定余教授的學術成就,一邊否定余教授的政治評論,認為他沒有正視中國近年來「回歸中華文化」的大幅調整,「對中共政權帶有偏見的厭惡」。對於這個論點,我們再次引用余教授在本書「歷史與思想」自序裏開門見山的宣告:

這部文集基本上是從一個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立場上寫成的,所以它不能被看作一個專業史學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專門著作,雖則我的專業訓練處處影響著我的知識分子的觀點。

就因為余英時教授是深研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而他的專業訓練深深影響他身為知識分子的觀點,所以他反共的立場自然會引起統派學者的戒心,想用「支持美國民主,並繼續支持全盤西化思潮」這樣的論點來抹黑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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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知道余教授反共的立場,來自他一生研究中國思想史之後所得到的結論,這才是對中國崛起論者來說最害怕的暮鼓晨鐘。我們來看看余教授在本書中的第一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幾段重要論述:

反智論的定義,一是對於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懷疑,一是對代表「智性」的知識分子表現一種輕鄙以至敵視…中國的儒家基本上是尊重智性的,「禮樂」「教化」都是離不開知識的,並繼承古代士、庶人論政的傳統,提出人民可以批評政治…

黃老認為君臣關係是絕對的,永不能改變的…這是「天下無不是的君主」的觀念…這裏洩漏了黃老之所以得勢於漢初的一項絕大祕密。兩千年來許多學者都不免被黃老的「清靜無為」的表象所惑,沒有抓住它「得君行道」的關鍵所在。…

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反智論在法家的系統中獲得最充分的發展。無論就摧殘智性或壓制知識分子而言,法家的主張都是最徹底的。更重要的,從秦漢以後的歷史來看,法家的反智論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造成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絕不是空談「仁政」的儒家所能望其項背的…

朱詁引《管子》為旁證,使我們知道法家路線的貫徹必須以禁止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國外交通為其先決條件。理由很簡單,法家是政教合一的,國內祇有一種思想的標準,故能收「萬眾一心」之效。但國外的多重標準則無法加以控制。國內知識分子和國外的接觸一多,在思想上便有了其他的立足點,就不免要對法家的路線提出種種疑問以至批評了。…

「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這就是後世所謂「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尊卑之分還能過於此嗎?西方基督教徒說:「一切榮耀皆歸於上帝。」韓非的「明君」正是這樣的上帝…

儒家的法學化並不限於漢代,它幾乎貫穿了全部中國政治史。…漢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絕不是因為欣賞他的「貶天子」之說,而是他巧妙地用儒家的外衣包住了法家「尊君卑臣」的政治內核。…

有沒有覺得以上批評中國政治傳統的論點,拿來批評共產黨也非常貼切?這也是余教授當年發表此文的用意。目前中國的「回歸中華文化」,絕對不是我們心目中理想的堯舜之治,而是自秦、漢以來「尊君卑臣」的法家極權統治。對內要求思想嚴格控制的高壓統治,對外則鄙視一切外國思想文化並視為毒蛇猛獸、不讓人民用外國的觀點對國內的狀況「說三道四」(中國外交部最喜歡用的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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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紀的現代社會,建立一個思想水準相當於大明帝國、大清帝國的國家,怎麼看都是很不合理的發展,但是中國做到了:在網際網路四通八達的現代,用網路長城阻隔、審查中國人民對內、對外的資訊流通;用大量監視器建造全面監控人民的「天網」,把科技運用到如此違反道德的層次,真可說是前無古人。

中國政治傳統上「外儒內法」的統治方式,是過去中國落後的原因之一,為了「鞏固領導中心」而採取反智的統治,使得歷代知識份子只能成為服務帝王的僕人,和共產黨要人民「為黨服務」是一樣的反智統治。要余教授去支持這樣充滿古代中國陳腐味的政權,對於一個以儒者自許的學者來說,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在前幾年全球一面倒的中國熱中,余英時教授的反共立場顯得過時而頑固;但是在中國對全球漸漸關上大門之後,我們所看到的共產黨政權,就和余教授所批評的傳統中國政權一樣。只在乎領導者的政權是否穩固,對於人民所應擁有的人權與自由,隨時都可以用「國家安全」或是「維穩」來任意剝奪,這樣的極權國家會有穩定且長遠的未來嗎?

《歷史與思想》這本書涵蓋了很多重要的觀點,很難用三言兩語輕輕帶過,只好分成上中下三篇來介紹。余英時教授重視「思想」,認為人的思想以及主動的做為,都是歷史中很重要的部分,不能用「歷史的必然性」來迴避身而為人所必須負擔的責任。最後用余教授在香港《蘋果日報》被迫停刊後,寫給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周保松的回信作為本篇的結尾:

信裡他說,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向發展,「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他說,「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絕不能放棄。」

  • 讀余英時《歷史與思想》(下):思想可以創造歷史,所以人要對歷史負責

本文經《方格子》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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