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芬伶《情典的生成》:後張愛玲學與《紅樓夢》交織中的愛情主題

周芬伶《情典的生成》:後張愛玲學與《紅樓夢》交織中的愛情主題
1946年,張愛玲在溫州|Photo Credit: Unknown@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以張愛玲為核心,上溯兩百年前《紅樓夢》的情癡幻愛,下推現代文學中創傷、疾病、流亡離散的女性書寫脈絡,深度分析張愛玲一生不斷變體轉譯的自傳書寫與古典小說的互文交織,她彌合古典與現代的分裂,追溯傳統,將之現代化,而愛情這亙古不衰的主題,正是她把握的關鍵,愛情是她最大的訴說,也是她自身的代名詞。

文:周芬伶

【「情典」文本的傳播──張學與紅學的交織中的愛情主題】

前言——後張愛玲學

從一九四○年代研究討論張愛玲至今,已近八十年,幾度轉折,張愛玲研究已成顯學,也自成一個學派,謂之「張學」。而張愛玲繼承胡適考據《紅樓夢》,開成書研究之端,又與另一個紅學家宋淇相唱和,宋為文藝批評派之一員,然兩人皆透過《譯叢》將《紅樓夢》、《海上花列傳》定調為「愛情小說」,這影響著台灣對《紅樓夢》的見解,張、宋皆為創作者,在紅學中的地位尚不可知,然張將作品財產全部遺贈宋氏夫婦,令其子宋以朗成為張的代言人與研究者,這其中張學之紅學化,紅學之張學化,以及張學與紅學之交織,以及愛情主題之傳播為本文探討的重點。

二○○七年宋以朗回國接管張愛玲的遺著與相關事物,之後的張學有了改變,主旋律出現,其他的次旋律聲音漸小,宋氏父子對張的影響可謂深且遠,然而其時大家還未意識到小宋先生的重要性,在宋氏夫婦與張的筆下,他似乎是活在自己世界裡的數字天才,文學品味未可知。二○○九年宋以朗出版《小團圓》,重要的著作出土,他的序言義正辭嚴,引證詳細,卻產生兩面的回響。

事實上,宋以朗出,史料、傳記與歷史研究已限縮,張愛玲是上海的,也是香港的,她與台灣已隔著一定的距離;之後,《雷峰塔》、《易經》出,其一再重複書寫,令人產生創新疑惑,至《少帥》出,幾無人討論。她是中國的,香港的,但似乎離「世界的」越來越遠。不是作品不夠好,而是她的中文與英文造詣相差太遠,晚期作品是無法翻譯的,該翻的是早期作品,晚期走的穿插、藏閃筆法,是更幽微的,就算她用英文自書,還是失去「張味」光芒。

出完張愛玲重要作品,才是小宋先生的自我展現之時,他出版《張愛玲私語錄》,收集張與宋氏夫婦長達四十年的書信,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讓我們瞭解張的心靈世界,更理解她與他們的關係,彷如脂硯小組與雪芹再現,一個寫一個評,有時評者還引導作者,一種光與影的關係,可以說是張愛玲中、晚年最重要的人,甚至已不能切割。這本書太重要了,小宋先生的耐心與毅力,精算的那面終於顯現,之後出版《宋淇傳奇》,算是他自己的作品,感覺上有點離題,但脂硯小組既是《紅樓夢》這麼重要的人物,張愛玲有宋淇兒子為他立傳,等於讓我們知道影之於光的關係。

有時是影,其實是光,這使我之後的論文焦點轉到宋淇身上,因此覺得宋以朗作為脂硯小組與雪芹的代言人,能說不重要嗎?

馮晞乾先生為宋以朗的忘年知己,他為《少帥》寫評論,文筆老到,他的考證與評點,自成一路,如此造就了後「張學」,此時距離張過世已有二十年,跟九○年代的張愛玲研究熱不同,是伴隨文本出土的解讀,其中有一手資料的詮釋優勢,是文獻學亦是探佚法。

張學從來不是考證的,它先與新批評近,後與女性、解構相應,自宋、馮合作,張學與紅學的命運越來越近,好比索隱派退,考證為主流的彼時,馮以考據證明作者存在,而且一切都必須回到作者自身,這種反潮流,也可看出其叛逆之一面。

馮的《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總結這十年來他作的張愛玲研究,自然是以考證與文獻整理成績最亮眼,藉著一手資料,我們得以看到〈愛憎表〉(手稿整理及注釋本),這是九○年代《對照記》的一部分,張原本想附在其後作為「後記」,書名擬定為《張愛玲面面觀》,後來嫌「有點尾大不掉」,故而作罷。讀〈愛憎表〉覺得眼熟,它們大多是舊作的一部分,尤其是《小團圓》。馮作了九十一個注解,說明它是張在《雷峰塔》、《易經》、《小團圓》未能出版之後,她難以割捨的部分舊稿。

為此他的〈愛憎表的寫作、重構與意義〉,首先說明它是未完稿,卻是散文稿:「它不是小說題材,是作者坦蕩蕩的自述,既可理直氣壯地將散文內容視為傳記素材,對張學研究者有莫大裨益」,《小團圓》雖是小說,素材是她最珍視的「人生的金石聲」,讀者儘可把它當自傳讀。但我覺得《對照記》與〈愛憎表〉特別珍貴,它的語調接近〈私語〉,常有珠光閃閃的刺點,是張最令人喜愛的文體。

全書最重要的兩篇,當屬〈評《少帥》——民國愛麗絲夢遊仙境〉與〈評《小團圓》——深藏不露的記憶之書〉,當年初讀《少帥》,有點驚嚇,一是作品怎麼這麼短?而且,同樣的情節與句子重複,為什麼沒寫完?另一是被比主文還長一點的評論嚇到,感覺是新手,可是方法是老的,路數有些看不清。

現在重讀一遍,覺得有許多正解,他用的方法以考據為底,神話原型批評(愛麗絲夢遊仙境)為主軸,有點道理,但也有點違和感,因為只注重在變大變小,變形本是神話常有的情節,然它也是個女英雄成長故事或歷險故事,要經歷召喚——啟蒙——考驗——自我實現的過程,愛麗絲只是其中的一種,年紀定在十三歲,恰是女童變成女人的分水嶺,它同時也帶有禁果與樂園的原型:

他歷劫歸來,這對於她是他們故事的一個恰當結局,從此兩人幸福快樂地生活在一起。童話故事裡往往是少年得志,這種結局自有幾分道理。在那最敏感的年齡得到的,始終與你同在。只有這段時間,才可以讓任何人經營出超凡的事物,而它們也將以其獨有的方式跟生命一樣持久。十七歲她便實現了不可能的事,她曾經想要的全都有了。[1]

十三到十七歲,二十三到二十七歲,同樣是四年,已是永恆,這是童話時間,也是神話時間。

有兩個重點很重要,也是全書的亮點,一是《少帥》套用張學良與趙四的故事寫自己與胡蘭成,因此《雷峰塔》、《易經》、《少帥》才是自傳三部曲,可惜前者當時未出,後者未完;第二,作者想藉《小團圓》「帶讀者進——不是人未到過的境界,而是人未道出過的境界」(張愛玲語),馮進一步的解說更清楚:

因此《小團圓》是在「摹擬現實」的文藝原則下,具有邏輯必然性地採取「穿插藏閃」這種含蓄敘事法,先以伏筆若隱若現的道出現實——它最後通常都顯得「恐怖」——顯現出某一個橫切面,隨後才緩緩透出另一面,借懸疑來挑起恐懼,直至最後才藉自己或他人的憶述而全體盡露,帶來「震驚」的效果。這個「隱現——回憶——揭示」的三重結構,不但界定了小說的敘事形式,其實也設定了我們的閱讀方法。[2]

這裡讓我想到在資料盡出,考證俱足之後,我們可以討論張的閱讀方法了,她早已改變敘事方法,我們當然也需改變閱讀方法,去讀出那些「人未道出過的境界」,這些可能都是有關愛情的。

美援體系下的張愛玲與紅學

張愛玲來港及赴美之後,一方面大量接美新處譯書計畫;另一方面,在宋淇、夏濟安、夏志清兄弟影響所及的現代主義美學與翻譯團體,讓張愛玲在戰後文學再起及形塑地位,可說居功奇偉。夏濟安創辦的《文學雜誌》,可說是美援下的產物,而宋淇為該刊香港通訊員,三方的關係相生相成。夏志清透過宋淇閱讀張愛玲小說,進而撰《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九六一),將張愛玲帶進文學史討論,奠定張的文學地位,且將張學與紅學相連,形成一種大論述,而非小論述,此論述概括古典小說傳統。

張的小說進入台灣,透過自由派文人夏氏兄弟、宋淇等人的大力推動,文學雜誌與《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建構,而這些人跟美新處都有一些密切的關係,在麥卡錫主義下,「反共」是表,「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為裡,因此「愛情」小說也成為另一種自由表徵。而《現代文學》代表的「現代主義」陣營,又讓張帶有現代主義的精神。

也就是說,張愛玲的小說是以「現代主義文學」的風範,並與反共文藝不相悖,進入台灣的。張愛玲進入台灣不僅僅因為台灣五○年代中期的現代主義文學浪潮,也不完全因為夏志清的引介,還因為張愛玲的小說論調與當時的反共宣傳合拍。

而張與紅學的關係,一再被討論,如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談到:「自從《紅樓夢》以來,中國小說恐怕還沒有一部對閨閣下過這樣一番寫實的功夫。」高全之則說明〈金鎖記〉的纏足描寫印證張愛玲延續《金瓶梅》與《紅樓夢》的社會寫實傳統。

郭玉雯指出「她以小說家貼近小說家的心理與情感,使這本考據之書就像是曹雪芹與張氏同時道出自己創作小說的心路歷程與原理方法」,也斯則將張愛玲的晚期寫作形容為「高危寫作」與「刻苦寫作」,接近曹雪芹的「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張愛玲自己曾將〈金鎖記〉界定為「介乎《紅樓夢》與現代之間」,可見她以承接《紅樓夢》自許,且是承先接後的位置,因此她的作品在古典中有現代,但比現代更接近古典。


當時香港紅學也正興盛,從上世紀六○年代潘重規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建立第一個紅學機構「紅樓夢研究小組」,創辦第一個紅學刊物《紅樓夢研究專刊》。一九七○年代,宋淇創辦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將此論述場帶入翻譯領域,並以《譯叢》為代表,如此張愛玲及《紅樓夢》也被帶進《譯叢》,並將《紅樓夢》尊為中國小說最高典範,且身後隱藏著張愛玲的身影。一九八○年代初,宋淇在《譯叢》為張愛玲量身訂作Middle brow Fiction專號,再一次墊高她的文學地位。

張愛玲強調《紅樓夢》的日常性,把世情小說的美學指向為「平淡近自然」,以寫實、現代性、世界性為依歸,又將世情小說的重心指向愛情小說,如《紅樓夢》、《海上花列傳》集中討論愛情,她也從這兩部小說作為自己小說的「一切的來源」,並追求「平淡近自然」的筆法,與「事實的金石聲」,這論述又藉由宋淇及其《譯叢》雜誌,在冷戰時期美新處的主導下,從美國掃向香港,又從香港掃向台灣。張研究《紅樓夢》特別強調「愛情」:

拋開《紅樓夢》的好處不談,它是第一部以愛情為主題的長篇小說,而我們是一個愛情荒的國家,它空前絕後的成功不會完全與這無關。自從十八世紀末印行以來,它在中國的地位大概全世界沒有任何小說可比——在中國倒有《三國演義》,不過《三國》也許口傳比讀者更多,因此對宗教的影響大於文字上的。[3]

她不僅強調愛情,也成為新愛情小說的創作者與代言人、研究者,她自己有才子佳人情結,也將才子佳人小說改寫為「新愛情小說」。她反對《紅樓夢》的「自傳說」,提出「創作說」,在《海上花列傳》注譯中定義「愛情」:

戀愛的定義之一,我想是誇張一個異性與其他一切異性的分別。書中這些嫖客的從一而終的傾向,並不是從前的男子更有惰性,更是「習慣的動物」,不想換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與性同樣必要——愛情。過去通行早婚,因此性是不成問題的。

但是婚姻不自由,買妾納婢雖然是自己看中的,不像堂子裡是在社交的場合遇見的,而且總要來往一個時期,即使時間很短,也還不是穩能到手,較近通常的戀愛過程。……《海上花》第一個專寫妓院,主題其實是禁果的果園,填寫了百年前人生的一個重要的空白。書中寫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李漱芳的生死戀,而是王蓮生、沈小紅的故事。[4]

注譯古典小說的同時,等於將自己的小說跟這兩本小說捆綁在一起,她詮釋經典,經典塑造她,她提出愛情,愛情也籠罩她,因此成為愛情小說「教主」。

才子佳人情結與愛情主題

追溯張愛玲的一生,很複雜也很單純,不斷遷移與流動,造成寫作題材與文風轉變:國籍與身分轉變,讓她越走越在主流之外;家族陰影與才子佳人傳奇,成為她書寫不盡的泉源。

如果「才子佳人」原型在她的心中,構成某種情結,那也是有條件式的,他們都具有某些共通特色,分述如下:

(一)亂世

生逢亂世,在一切的毀壞與破敗中,「才子佳人」傳奇是某種救贖或生命力的彰顯,如蹦蹦戲的花旦,在文明毀滅之中,最後存留的生命奇蹟,如范柳原與白流蘇,世鈞與顧曼楨,張愛玲家族與生命中遇見許多對才子佳人,她也在小說中創造許多棋逢對手的佳偶。這些故事安慰了她自己也安慰了亂離之人,戰爭與亂離是它們的故事背景。

張家與李家經歷過清末中法戰爭、甲午之戰等國敗家敗之亂,張佩綸與李菊耦的結合,不僅是當時的一段佳話,也是張、李家族浪漫因子的開展,「才子佳人」情結之緣起。張茂淵身歷三朝變換,與李開弟的世紀之戀,張認為是「我唯一親見的偉大的愛情故事」;母親的連續不斷的羅曼史;宋淇夫婦的金玉良緣的現實版,她稱鄺文美為「兼美」,這些情結已深入血液中,造就她自己的「傾城之戀」:張、胡與宋氏夫婦經歷上海與香港之戰,並流亡與移民海外,這是時代的大匱乏,也是個人的大匱乏,更要緊緊抓住美麗的心象。

這讓張愛玲的小說與傳統小說有了承先啟後的關係,上接話本、章回,尤其是話本小說的才子佳人與骨肉離散故事,充滿底層的生命力,而在敘事藝術與境界的追求,直接受《紅樓夢》影響,如同曹雪芹與《牡丹亭》、《金瓶梅》的傳承關係。是為古代跨到近現代的重要聯結。

(二)遁世與易代之痛

在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說中,帶有濃厚的遁世情懷,它們或許脫離現實,更多的是逃避與隱遁的心理作用,尤其在易代之際,遺民之痛化為一則則鴛鴦蝴蝶故事。才子佳人小說的作者多為中下層文人,常有懷才不遇之哀嘆,這種哀嘆並不隨著易代而改變,因此,小說關注的中心是「小我」而非家國,才子佳人故事成為作者們理想世界的寄託,也具有心理補償的作用。

張、李家族走過中國有史以來,少有的混亂改朝換代,戰亂之外,外侮入侵,半個世紀中多少次的改朝換代,這樣的亂世為才子佳人故事作了最殘破的背景,多少風流人物出現在這「蹉跎暮容色,煊赫舊家聲」的張、李之家,這其中因遺老的身分,不得不避世,否定新朝還是較正面的,更隱微的是走向隱世、遁世之路,張愛玲幼時因讀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大哭,她高度的自尊心,走向另一極端,也可說是遺老心理的寫照。

(三)懷才不遇與相互餽贈

才子佳人小說向不為主流文學肯定,作者多少有懷才不遇的落寞感。張愛玲雖天才早發,驚動上海,然文學地位一直處在不穩定的狀態,連她也自言「在一切潮流之外」,胡蘭成能欣賞她的才,這裡面不免有知遇之感,然她在中文世界雖有一定的地位,美國卻不能接受她的作品。她的才子佳人故事還是繼續寫下去,不過更扭曲與陰暗。

才子佳人故事,除去才貌兼美,主要是公子落難,佳人贈金,張佩綸落難時,李鴻章贈金,李菊耦贈詩;李開弟被改造時,張茂淵除了親力親為,以她的大方,想必贈金也免不了;至於張胡之戀,是相互贈金,他先給她,她還他更多;宋氏夫婦對朋友的慷慨更不用說,張最後回報他們的是全部財產,包括著作。

(四)追求聖杯

張曾在《小團圓》中寫九莉對之雍的愛是為「追求聖杯」:

她崇拜他,為什麼不能讓他知道?等於走過的時候送一束花,像中古世紀流行的戀愛一樣絕望,往往是騎士與主公的夫人之間的,形式化得連主公都不干涉,她一直覺得只有無目的的愛才是真的。當然她沒對他說什麼中世紀的話,但是他後來信上也說「尋求聖杯」。[5]

對於張來說,她自己的愛是未完成,但親眼見到姑姑與宋氏夫婦的完滿愛情,有另外一種滿足;至於那未親見的祖父與祖母之愛,更令她戀戀不能自已,那純粹是愛,洗滌了她,靜靜地流在血液中。

張的深情都在愛侶與密友上用完了,說她孤絕,卻忽視她有情的一面,而她嚮往的除了才子佳人,還有為朋友肝腦塗地的俠義之風,這種知遇之恩她領受了,也算是自我的另一種完成。

(五)打破佳話

張的才子佳人故事常出現的「反高潮」已與傳統的通俗情節分道揚鏢,中晚期的〈色,戒〉、《半生緣》可作代表,而她的一系列自傳小說,已走向無高潮也無佳話的狀態,情節平直低抑,點到為止。她不想寫別人希望看見的,或者故意打破佳話,這種自我幻滅,也讓讀者幻滅的寫法,可說走了偏鋒,令人心疼。這跟她骨子底的硬氣,張家人的「軸」有關,作者的虛無色彩讓一切沒顏落塞,殘破不堪。然而她內心是滿足自在的。

附註

  1. 馮晞乾:《在加多利山尋找張愛玲》,香港,三聯,二○一八。
  2. 同上。
  3. 張愛玲:《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台北,皇冠,一九九三,頁五五。
  4. 同上。
  5. 張愛玲:《小團圓》,台北,皇冠,二○○九,頁一六五。

相關書摘 ►周芬伶《情典的生成》:《小團圓》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以愛為名的誘姦與才子佳人情結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情典的生成:張學與紅學》,印刻出版

作者:周芬伶

  • momo網路書店
  • Readmoo讀墨電子書
  • Pubu電子書城結帳時輸入TNL83,可享全站83折優惠(部分商品除外,如實體、成人及指定優惠商品,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自傳的改寫、神話的變形、創傷的揭露、疾病的隱喻、離散的困境……文學扣連生命的永恆命題,從張愛玲溯回《紅樓夢》,俱是愛情

張愛玲上追紅樓,下開後現代,她一個人走了好幾代,並以愛情將小說推向最前衛之處。

周芬伶三十年張學與紅學研究集成
追溯情典文本的生成
張愛玲如何在抒情傳統中別開生面成為聖手

以張愛玲為核心,上溯兩百年前《紅樓夢》的情癡幻愛,下推現代文學中創傷、疾病、流亡離散的女性書寫脈絡,深度分析張愛玲一生不斷變體轉譯的自傳書寫與古典小說的互文交織,她彌合古典與現代的分裂,追溯傳統,將之現代化,而愛情這亙古不衰的主題,正是她把握的關鍵,愛情是她最大的訴說,也是她自身的代名詞。

張愛玲曾說《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是她一切的來源。

她詮釋經典,經典塑造她,她提出愛情,愛情也籠罩她,因此成為愛情小說「教主」。追溯張愛玲的一生,很複雜也很單純,不斷遷移與流動,造成寫作題材與文風轉變︰國籍與身分轉變,讓她越走越在主流之外;家族陰影與才子佳人傳奇,成為她書寫不盡的泉源。

她的才子佳人只是表面,骨子底是虛無的,非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說,創造出新的情典。穿過世情,洞視愛情的荒謬本質。

我的永不不是永不,我的永遠是永遠,我的愛是自然死亡,但自然死亡也可以很磨人和漫長。──張愛玲

◎邪惡母親與純真/世故的女兒一向是張作品中重要的主題,因此《雷峰塔》是少女成長故事,她逃離父親奔向母親,也是從傳統逃走向現代,《易經》則是切斷母子臍帶回返家園/樂園的旅程。小女孩成為救難英雄,她解救自己與同學,逃出戰場,回返上海。

◎文學的傳承道路如此不可思議地發生在宅世代、厭世代身上。所謂七年級說「張愛玲已不是問題」,是說已經可以越過去,我們卻在林奕含身上發現新的可能。誘姦與性侵的問題層出不窮,也許異女的問題一直沒解決,女權提升也是假象,訴說女性被父權與語言的作品並未終止。

◎文學的更替,不會是一刀切,或走極端,或許五四運動的全盤西化就是一刀切與走極端的例子,張愛玲不是國故派或復古主義者,她跟李維史陀或榮格一樣,是古老的象徵學者,認為人類的進步只是幻覺,只是原地踏步,或是變化而已。

本書特色

貫穿古典與現代三百年書寫的「紅學與張學」研究專論
愛情經典的確立與傳播脈絡的深入解析

getImage
Photo Credit: 印刻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