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芬伶《情典的生成》:後張愛玲學與《紅樓夢》交織中的愛情主題

周芬伶《情典的生成》:後張愛玲學與《紅樓夢》交織中的愛情主題
1946年,張愛玲在溫州|Photo Credit: Unknown@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以張愛玲為核心,上溯兩百年前《紅樓夢》的情癡幻愛,下推現代文學中創傷、疾病、流亡離散的女性書寫脈絡,深度分析張愛玲一生不斷變體轉譯的自傳書寫與古典小說的互文交織,她彌合古典與現代的分裂,追溯傳統,將之現代化,而愛情這亙古不衰的主題,正是她把握的關鍵,愛情是她最大的訴說,也是她自身的代名詞。

這裡讓我想到在資料盡出,考證俱足之後,我們可以討論張的閱讀方法了,她早已改變敘事方法,我們當然也需改變閱讀方法,去讀出那些「人未道出過的境界」,這些可能都是有關愛情的。

美援體系下的張愛玲與紅學

張愛玲來港及赴美之後,一方面大量接美新處譯書計畫;另一方面,在宋淇、夏濟安、夏志清兄弟影響所及的現代主義美學與翻譯團體,讓張愛玲在戰後文學再起及形塑地位,可說居功奇偉。夏濟安創辦的《文學雜誌》,可說是美援下的產物,而宋淇為該刊香港通訊員,三方的關係相生相成。夏志清透過宋淇閱讀張愛玲小說,進而撰《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一九六一),將張愛玲帶進文學史討論,奠定張的文學地位,且將張學與紅學相連,形成一種大論述,而非小論述,此論述概括古典小說傳統。

張的小說進入台灣,透過自由派文人夏氏兄弟、宋淇等人的大力推動,文學雜誌與《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建構,而這些人跟美新處都有一些密切的關係,在麥卡錫主義下,「反共」是表,「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為裡,因此「愛情」小說也成為另一種自由表徵。而《現代文學》代表的「現代主義」陣營,又讓張帶有現代主義的精神。

也就是說,張愛玲的小說是以「現代主義文學」的風範,並與反共文藝不相悖,進入台灣的。張愛玲進入台灣不僅僅因為台灣五○年代中期的現代主義文學浪潮,也不完全因為夏志清的引介,還因為張愛玲的小說論調與當時的反共宣傳合拍。

而張與紅學的關係,一再被討論,如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談到:「自從《紅樓夢》以來,中國小說恐怕還沒有一部對閨閣下過這樣一番寫實的功夫。」高全之則說明〈金鎖記〉的纏足描寫印證張愛玲延續《金瓶梅》與《紅樓夢》的社會寫實傳統。

郭玉雯指出「她以小說家貼近小說家的心理與情感,使這本考據之書就像是曹雪芹與張氏同時道出自己創作小說的心路歷程與原理方法」,也斯則將張愛玲的晚期寫作形容為「高危寫作」與「刻苦寫作」,接近曹雪芹的「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張愛玲自己曾將〈金鎖記〉界定為「介乎《紅樓夢》與現代之間」,可見她以承接《紅樓夢》自許,且是承先接後的位置,因此她的作品在古典中有現代,但比現代更接近古典。


當時香港紅學也正興盛,從上世紀六○年代潘重規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建立第一個紅學機構「紅樓夢研究小組」,創辦第一個紅學刊物《紅樓夢研究專刊》。一九七○年代,宋淇創辦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將此論述場帶入翻譯領域,並以《譯叢》為代表,如此張愛玲及《紅樓夢》也被帶進《譯叢》,並將《紅樓夢》尊為中國小說最高典範,且身後隱藏著張愛玲的身影。一九八○年代初,宋淇在《譯叢》為張愛玲量身訂作Middle brow Fiction專號,再一次墊高她的文學地位。

張愛玲強調《紅樓夢》的日常性,把世情小說的美學指向為「平淡近自然」,以寫實、現代性、世界性為依歸,又將世情小說的重心指向愛情小說,如《紅樓夢》、《海上花列傳》集中討論愛情,她也從這兩部小說作為自己小說的「一切的來源」,並追求「平淡近自然」的筆法,與「事實的金石聲」,這論述又藉由宋淇及其《譯叢》雜誌,在冷戰時期美新處的主導下,從美國掃向香港,又從香港掃向台灣。張研究《紅樓夢》特別強調「愛情」:

拋開《紅樓夢》的好處不談,它是第一部以愛情為主題的長篇小說,而我們是一個愛情荒的國家,它空前絕後的成功不會完全與這無關。自從十八世紀末印行以來,它在中國的地位大概全世界沒有任何小說可比——在中國倒有《三國演義》,不過《三國》也許口傳比讀者更多,因此對宗教的影響大於文字上的。[3]

她不僅強調愛情,也成為新愛情小說的創作者與代言人、研究者,她自己有才子佳人情結,也將才子佳人小說改寫為「新愛情小說」。她反對《紅樓夢》的「自傳說」,提出「創作說」,在《海上花列傳》注譯中定義「愛情」:

戀愛的定義之一,我想是誇張一個異性與其他一切異性的分別。書中這些嫖客的從一而終的傾向,並不是從前的男子更有惰性,更是「習慣的動物」,不想換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與性同樣必要——愛情。過去通行早婚,因此性是不成問題的。

但是婚姻不自由,買妾納婢雖然是自己看中的,不像堂子裡是在社交的場合遇見的,而且總要來往一個時期,即使時間很短,也還不是穩能到手,較近通常的戀愛過程。……《海上花》第一個專寫妓院,主題其實是禁果的果園,填寫了百年前人生的一個重要的空白。書中寫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李漱芳的生死戀,而是王蓮生、沈小紅的故事。[4]

注譯古典小說的同時,等於將自己的小說跟這兩本小說捆綁在一起,她詮釋經典,經典塑造她,她提出愛情,愛情也籠罩她,因此成為愛情小說「教主」。

才子佳人情結與愛情主題

追溯張愛玲的一生,很複雜也很單純,不斷遷移與流動,造成寫作題材與文風轉變:國籍與身分轉變,讓她越走越在主流之外;家族陰影與才子佳人傳奇,成為她書寫不盡的泉源。

如果「才子佳人」原型在她的心中,構成某種情結,那也是有條件式的,他們都具有某些共通特色,分述如下:

(一)亂世

生逢亂世,在一切的毀壞與破敗中,「才子佳人」傳奇是某種救贖或生命力的彰顯,如蹦蹦戲的花旦,在文明毀滅之中,最後存留的生命奇蹟,如范柳原與白流蘇,世鈞與顧曼楨,張愛玲家族與生命中遇見許多對才子佳人,她也在小說中創造許多棋逢對手的佳偶。這些故事安慰了她自己也安慰了亂離之人,戰爭與亂離是它們的故事背景。

張家與李家經歷過清末中法戰爭、甲午之戰等國敗家敗之亂,張佩綸與李菊耦的結合,不僅是當時的一段佳話,也是張、李家族浪漫因子的開展,「才子佳人」情結之緣起。張茂淵身歷三朝變換,與李開弟的世紀之戀,張認為是「我唯一親見的偉大的愛情故事」;母親的連續不斷的羅曼史;宋淇夫婦的金玉良緣的現實版,她稱鄺文美為「兼美」,這些情結已深入血液中,造就她自己的「傾城之戀」:張、胡與宋氏夫婦經歷上海與香港之戰,並流亡與移民海外,這是時代的大匱乏,也是個人的大匱乏,更要緊緊抓住美麗的心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