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福爾摩沙1630-1930》:法國旅人記述原住民征戰行為的凶殘,與一些漢人所不及的美德

《穿越福爾摩沙1630-1930》:法國旅人記述原住民征戰行為的凶殘,與一些漢人所不及的美德
1650年台灣荷蘭統治時期日耳曼籍傭兵Caspar Schmalkalden所繪台灣原住民與逐鹿中的族人,並加註「我是福爾摩沙人」。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所集結的文章大部分是這些法國人在島上親身經歷的故事,並加上幾篇選自法國報刊對於台灣概況的報導。透過法國人好奇和驚訝的眼光,這些法國旅人在台灣的遊歷見聞,也意外為台灣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穎且獨特的外部視角。

文:龐維德(Frédéric Laplanche)

法國人看待原住民時顯現的種族主義與偏見

從十七世紀開始,來到福爾摩沙的法國旅行者一直對原住民深感興趣。起初這也無可厚非,因為那時島上的人口主要是原住民,連西部平原也不例外。不過中部和東部也生活著一些排斥外族的族群,他們先後反抗荷蘭人及大清帝國的殖民及統治,當時外界只能透過傳言知道他們的事,而他們的生活方式令人匪夷所思,激發外人的強烈好奇。

人類遇到屬於不同文明的同類時,經常會產生某種優越感,本書中的法國旅行者也不例外,他們深深相信自己比較優秀。雖然如此,他們還是認同原住民的某些優點:早在十七世紀,原住民就被描述為高大、強健,擁有超乎凡人的體格,特別是無與倫比的跑步速度與耐力,以及令人驚嘆的狩獵技巧。

法國旅行者的記述當然也會強調原住民征戰行為的凶殘,尤其是砍頭和保留首級的做法,以及儀式性的食人習俗,不過在那些年代,殘酷和暴力是許多社會的共同特質,因此旅行者會將這些做法與原住民的敵人——漢人——的殘忍相提並論。

旅行者們也在原住民身上看到一些漢人所不及的美德:他們被視為比較坦率、誠實、可靠,也比較有正義感。旅行者還在原住民族中觀察到一些似乎值得推崇的社會特徵,例如相較於漢人社會,婦女在群體中的地位相對較高。無庸置疑,「善良野蠻人」的主題從十七世紀開始就普遍存在於這些旅行者的記述中。

原住民之所以令某些旅行者留下良好印象,有時是基於記述者本身的一些期許,例如十八世紀時,馮秉正神父希望有朝一日能讓這些人群皈依天主教,而漢人似乎排拒這個宗教的誘惑。他將原住民稱為「原有居民」(naturel,原意為「天然人」),這個詞語的意涵比當時通常採用的「野蠻人」(sauvage)正面許多。不過,他主要是把原住民看成潛在的「美好收成」,意思是有朝一日能受到感化、接納天主信仰的眾生。

法國人也有興趣了解原住民的政治風俗,以及他們遴選治理人員的方式。一八八二年,法國駐北京公使館前醫生艾內斯特.馬丁(Ernest Martin)在《民族誌評論》(Revue d’ethnographie)發表文章,用以下文字描述原住民部落的政治制度:

每個生番[1]部落都由一名頭目治理,頭目對所有其他成員行使絕對管轄權;出征和狩獵行動由他負責規畫。

頭目職務不屬於世襲,也就是說,如果頭目的兒子不具備繼承父親的職務所需的特質,他可以指定他認為適合的人選擔任這個工作。有幾個南部部落乍看似乎由女性治理;這的確是事實,不過婦女只是在丈夫的葬禮期間暫時行使治理權,等到葬禮結束,就會把權力移交給獲指定的繼任者。

也有一些情況是,部落頭目出行遠征時,把權力委託給他的妻子;在丈夫遠行期間,妻子會一直擔任部落的統治者。

在平埔番[2]的部落中,每個村社都由一名人民選出的首領治理;他擁有司法管轄權,並負責解決所有爭議。

旅行者們也會思考福爾摩沙原住民族的起源:他們來自哪裡?與哪些其他文化有關?他們研究原住民的語言和體格特徵之後得到的結論是,這些原住民與馬來人和玻里尼西亞的海島民族有關。不過這項結論依據的是許多假設,並且引發諸多問題。拉伍.吉哈.德維亞勒(Raoul Girard de Vialle)曾在一八八五年的《人類學評論》(Revue d’anthropologie)中寫道:

馬來—玻里尼西亞人想必是透過一連串入侵行動殖民福爾摩沙,而不同殖民行動的發生年代想必相隔久遠;我認為光是以下事實就足以證明這點:雖然島上不同的山地部落具有共同的人類基底,但我們可以觀察到他們之間的差異非常大。

進入十九世紀以後,歐洲人對世界各地的「野蠻」或「原始」民族產生了一種新的偏執:他們要藉由科學證明某種人類演化理論,可用來將不同人類群體從「最原始」排序到「最進化」,而其結論當然是歐洲人比所有其他民族更優秀。十九世紀數十年間,建立這套分類方式的主要工具是人體測量學,特別是「測顱法」(測量頭顱的大小與形狀);除此之外,當然還有膚色——根據這種理論,膚色代表人類演化的程度,膚色愈深,演化程度就愈低。

儘管所有科學觀察從一開始就否定歐洲人比較優越的觀點,但這套偽科學仍意圖確證與歐洲人的優越性有關的各種偏見,數以百計的學者在十九世紀期間鑽研這些問題,發表幾千幾萬頁的研究論文。這些研究在那麼長久的時間中如火如荼地進行,其實可能代表一個很簡單的跡象:隨著歐洲人與其他文明的來往日益頻繁,他們意識到他們假定的優越性終究站不住腳;因此,他們必須更加努力設法證明自己比較高等,例如鍥而不捨地測量人類的身體和頭顱,結果越是與研究對象接觸,反而越是發現自己與他們並無不同……

在福爾摩沙,情況亦是如此,某些歐洲人試圖在「番人」身上找出自己比較優越的證據。有關「矮黑人」(negrito)——身形矮小、膚色深黑的族群——的研究格外受到青睞,因為,如著名醫生阿米(Hamy)在一八七二年由巴黎人類學會(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所言,「在人類的階層順序中,這些矮小黑人占據最尾端的幾個位置之一」。總之,法國人也在尋找台灣的「矮黑人」,針對台灣是否存在矮黑人的問題,巴黎學界曾掀起論爭的波瀾。

因此,在當時與福爾摩沙原住民有關的評述中,就連那些最正面的見解也不乏這類偏見。以下段落出自法國駐廣州領事波維(Beauvais)先生的手筆,他在一九○八年寫信給一名身為人類學家的巴黎友人,並在信中對日本殖民者進一步控制台灣東部原住民的情形表示遺憾:

鐵箍越旋越緊,日復一日,我們眼看這些部族完全滅絕的時刻逐漸逼近,而我認為我們本來應該在這些民族周圍設置的是一扇博物館櫥窗,而不是一條部隊攻防陣線。我們的舊世界就這樣遠去了。現在世界上還勉強存在些許獨特成分,能讓像您這樣的學者們開開心心,不費太多力氣就能探究人類起源的混沌蒙昧;一百年後,文明進化的程度恐怕將已從地表掃除這些碩果僅存的元素,屆時的生活不會再像現在這般宜人。

這種見解或許充滿善意,但同時也不免將原住民文化降格到博物館文物的等級,只能為人類演進前的狀態提供見證……。

此外,為了說原住民的好話,記述者經常必須說漢人的壞話,批評他們的缺點,特別是批判漢人殖民活動導致原住民被迫承受重擔(這個論點極為諷刺,因為當時法國正全面致力於打造自己的殖民帝國)。前文提到的德維亞勒在一八八五年的《人類學評論》中寫道:

「平埔番」[3]的稱呼雖然帶有漢人出於荒謬可笑的驕傲而給他們冠上的「番」這個字,但事實上,他們的文明程度不至於比不上出身天朝的中國農民。(……)不過我們不能忽視一個事實:這些土著受到漢人的嚴重剝削,生活非常困苦。漢人奪取他們收穫的稻米,只把番薯和山藥留給他們;當這些入侵者無法透過暴力達成這種安排時,他們會使出另一個手段——讓平埔番沉溺於鴉片;這種無可救藥的毒品令可憐的土著萎靡不振、失去判斷力,因此一旦染上這個惡習,為了得到鴉片,他們就會輕易拿土地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