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余英時《歷史與思想》(下):思想可以創造歷史,所以人要對歷史負責

讀余英時《歷史與思想》(下):思想可以創造歷史,所以人要對歷史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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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余英時教授不是打算用西方思想來「糾正」中國思想,而是利用西方思想來找出中國思想裏面可以銜接現代社會的部分,這樣精鍊過的中國思想,相較於「全盤西化」這種雖然激烈但是最後淪為口號的想法,有更好的機會來引導中國邁入現代社會。

文:沈溺在經典閱讀中的 John Lin

余英時教授的《歷史與思想》內容豐富,每篇文章都要花一些時間才能領略,所以心得寫出來也是一大堆,居然要分成上中下三篇才能完結。只是讀完本書之後,就像跑完馬拉松一樣的暢快,和馬拉松體能上的鍛鍊原理類似,讀余教授的文章是心智上的鍛鍊,讀著讀著就覺得大腦某些部分開始動起來了,讀完之後腦袋還會持續活躍,非常的過癮。

本文把重點放在幾篇我比較有感的論文,希望能收拋磚引玉之效,讓更多人知道這些學者的著作其實並不艱深,只是要多花一點腦力來吸收就是了。

一、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

余教授以歷史通常具有連續性、且不會無中生有的性質,來推敲宋明儒學如何延續到清代。雖然大家印象中的清代儒學只重考證,但是以余教授的觀點來看,經典考據在宋明儒學中也佔一席之地,而且隨著理學的發展因過度重視「即心見性」而流於空洞化之後,經典考據重新受到重視是必然的現象,清代重視考證並不只是因為滿人的高壓統治而造成的學術風氣。

余教授以西方基督教傳統中的「信仰」(faith)與「學問」(scholarship) 的對立,來說明此類衝突在西方的例證:

在《新約》中耶穌一方面認為知識學問是虔誠信仰的阻礙,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聖經》有深入的研究…後來基督教中重信與重學的兩派因之都可以在《新約》中找到根據。

重信和重學兩派,在宋明儒學的對應名詞是「尊德性」與「道問學」,其實兩者都不可或缺,從歷史的連續性可以更加清楚宋明儒學與清代儒學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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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清代學者象傳》 @ public domain
清代學者章學誠,字實齋

二、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中西歷史哲學的一點比較

余教授先從西方歷史學家柯靈烏的批評派歷史哲學談起:

批評派歷史哲學的「解釋」(Explanation)的作用是將許多孤立的史實的真正關係尋找出來,使歷史事件成為可以理解的。這種解釋乃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絕不容分割。離開了這種解釋則歷史學便根本不能成立,而史籍也祇能流為一種流水帳了。

要能夠正確的解釋史實,必須有一些基本觀點,首先就是「以人為中心的歷史觀」,古代無論東西方,常常會把日蝕、月蝕、隕星…等變異和人間的災難聯繫起來。以中國來說,自孔子著《春秋》以來,才真正奠定以人為中心的歷史,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用現代的話來說即為「企圖對以往的歷史加以哲學性的反省,俾求得一種會通的了解」,同時西方的柯靈烏也認為修昔底德「強調歷史具有人文目的及自我展示的功能」,此時就可以看出中西歷史對於「以人為中心的歷史觀」都有類似的看法。

另外,柯靈烏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他認為任何歷史事件都有兩個方面,即外在的事件(events),以及必須用思想來說明的內在面,以及外在與內在合一的「行動」(actions)。在中國的歷史學上,就是「言」(思想及內在面)「事」(單純的事件或外在面),在章氏的看法,孔子的《春秋》已將事與言合一,這也呼應柯靈烏的歷史觀:

人類以往的業績為一系列的「行動」所構成,在每一行動之中均包含了「言」(內在)與「事」(外在)

柯靈烏更進一步的解釋:

內在思想乃是核心,外在之事反為次要。他認為歷史家研究歷史事件是必須深入當時人們的思想之中。祇要他真能摸索到歷史過程(即一連串行動)中的思想過程(process of thought),那麼他就已找到了該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這就是柯氏「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的著名原則之中心意義。

余教授解釋中國史家與之對應的觀點如下:

我們說中國史學重「思想」之傾向,實即指中國歷史家常以載諸史籍的人類行為多係自覺的行動。

在這篇論文中,余教授很巧妙的讓中西史學進行隔空交流,突顯「思想」的重要性,同時也呼應了本書的書名:「歷史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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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iStock

三、史學、史家與時代

余教授在此篇論文中概括的描述中西史學流派及其觀點,其中關於「主觀」與「客觀」、「細節」與「整體」的看法,非常的耐人尋味。裏面有一段論述讓我印象深刻:

司馬遷寫《史記》,本身就是一個史實,通過寫史而創造歷史,所以史學家特別是有影響力的,本身已經是一個研究的對象。所以我講史家的責任,是因為史學裡面特別有主觀的因素,個人的因素。

余英時教授的歷史研究,以及他對時事始終如一的理性批判態度,也已經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值得我們深思。

四、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這是余教授在紅學上很重要的貢獻,雖然是他是歷史學家,但是對於紅樓夢這部深度描寫傳統中國思想、文化、藝術的代表作很有興趣,用紅樓夢裏的大觀園的世界、以及大觀園以外的世界來分析紅樓夢的結構,很有啟發性。

結論

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思想進展,雖然都是朝著「除舊佈新」的方向前進,但是結果並不盡如人意,「除舊」並不能保證能「佈新」,原因出在於:如果不能找出從「舊」走到「新」的正確道路,就會被困在「舊」的窠臼中裏永遠走不出去,這也是為什麼現代中國仍然只能用傳統法家思想來統治國家的原因。

余英時教授接受西方學術訓練,不是打算用西方思想來「糾正」中國思想,而是利用西方思想來找出中國思想裏面可以銜接現代社會的部分,這樣精鍊過的中國思想,相較於「全盤西化」這種雖然激烈但是最後淪為口號的想法,有更好的機會來引導中國邁入現代社會。

對於現代中國發展感到困惑的人,一定要來讀《歷史與思想》,一起思考傳統思想對現代中國的影響;對於在華人社會發展民主自由感到懷疑的人,更要來讀《歷史與思想》,因為中國思想的終點不會停在法家的極權統治,還有儒釋道的人文關懷與西方思想並肩而行。

接下來再次引用余英時教授針對歷史與思想所做的精闢論述,提醒我們在這個言論紛亂的年代,即使身為一顆小小的螺絲釘,也應主動奮鬥來改善社會,為歷史盡應盡的責任。

正由於思想可以創造歷史,並且實際上也一直是歷史進程中的一股重要的原動力,所以人對於歷史是必須負責的;而且越是在歷史發展中間據著樞紐地位的個人,其責任也就越重大。決定論的分析祇能開脫個人所不應負責的部分,但絕不能解除其一切應負的責任。

本文經《方格子》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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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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