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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快來吧!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問答》:以民主社會主義回應中國的挑戰

《社會主義快來吧!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問答》:以民主社會主義回應中國的挑戰
圖為巴黎經濟學院(PSE)講座教授、知名經濟學家托瑪・⽪凱提(Thomas Piketty)|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皮凱提:如果西方國家繼續慣性地擺出指導者的姿態,固守不合時宜的超級資本主義模式,恐怕在應對中國的挑戰時會吃盡苦頭。

文:托瑪・⽪凱提(Thomas Piketty)

論中國的不平等(2017年2月14日)

De l’inégalité en Chine

繼川普與英國脫歐之後,西方民主模式元氣大傷。中國媒體喜形於色。《環球時報》(官方日報)以長篇報導揭露西方國家試圖強加在全世界的所謂自由選舉與美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製造出結合國族主義、仇外心理、分離主義、電視實境秀、庸俗與金錢至上於一爐的壓力鍋。沒什麼可教的,下課啦!

前陣子中國當局舉辦了一場國際研討會,主題為「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政黨角色」。中國共產黨透過這次會議傳遞的訊息非常清楚:必須倚賴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穩固堅實的中介組織(中國共產黨擁有9000萬黨員,相當於成年人口的10%,與美國或法國參與初選投票的人數相當),才能妥善組織審議與決策, 規劃穩定、和諧與周全的發展模式,不受大賣場一樣的選舉活動製造的離心力與認同衝動所影響。

儘管如此,中國政府非常可能犯下過度自信的錯誤。中國模式的局限人盡皆知,好比資訊完全不透明,並以嚴厲的鎮壓手段對付所有揭露政權黑暗面的人。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中國的貧富差距看來一直都很小,經濟成長的果實都能平均分配。然而其中有許多可疑之處,如同近來楊利(Li Yang)、祖克曼與我共同進行的研究成果所示。我們綜合各項過去從未取得的資料來源,尤其是將稅務及資產資料拿來與調查數據及國民帳戶相對照之後,證明這些官方統計資料大幅低估了中國貧富差距的程度及其演變。

1978至2015年間,經濟成長讓中國脫離貧窮國家,這是無可質疑的。1978年,中國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不過4%,到2015 年已成長至18%(占全球人口比例則稍微下降,由22% 降至19%)。依購買力平價計算並以2015 年的歐元為單位,則其人均國民所得由1978年的區區每月150歐元成長到2015年的每月近1000歐元。雖然中國的平均所得依然比歐洲或北美國家低三至四倍,前10%最富有的中國人—光這個群體就有1.3億人—獲得的平均所得卻與富裕國家的前10% 群體相當。

問題是,中國後50%貧窮人口享受的經濟成長果實是平均值的二分之一。根據我們的推算,而這個推算結果應被視為中國不平等程度的低標,後50%的貧窮人口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由1978年的28%下降到2015年的15%,相對的,前10%富人的占比則由26%上升至41%。這個現象的影響非常驚人: 中國社會不平等的程度已明顯超越歐洲,並急速接近美國的水準。

我們在私有財產集中度上也看到同樣的演變,而且更劇烈。1995至2015年間,前10%富人持有的私人資產占比從41%上升到67%。20年間,中國由低於瑞典的水準上升到接近美國的水準。這個現象反映不動產取得能力的明顯差距(幾乎所有不動產都在這段期間轉為私人財產)以及部分企業的私有化過程,而取得這些企業的機會專屬於一小群人,取得條件更是黑幕重重。按照這個步調,中國可能會發展為一種財閥共產主義(plouto-communisme),其私人財產集中程度可能會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而一切都掌控在唯一的共產黨手中。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一項根本的差異。中國政府在全國資本中的占比(不動產、企業、土地、基礎建設與設備)已經大為減少,雖然仍舊十分可觀。根據我們的推估,1978年時公有資本占全國資本的70%,2006年以後穩定維持在30%左右, 2008年金融危機後甚至稍微提升,反映國營事業的控制力再度增強。

在為時相當久的混合經濟時期(1950-1980),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有資本占比約在20至30%左右,不過1980年之後隨著公有資產不斷私有化以及放任債務成長,占比便直線下降。2007年時只有義大利的公有資本是負的(負債比資產多),到了2015年,美國、英國與日本也出現相同狀況(法國和德國的公有資本幾近於零)。換言之,民間所有人不只是持有全部的國家資本,對未來的稅收還有抽取的權利。這會嚴重擠壓政府的財政調節能力。

中國政府的處境比較樂觀,不過前提是當局能證明這樣的潛在走勢對絕大部分人民都是有利的。中國人不想再被西方人指導,不過他們能否長期忍受被自己的最高領導指導,尚難斷定。


以民主社會主義回應中國的挑戰(2021年7月31日)

Répondre au dé_ chinois par le socialisme démocratique

中國共產黨慶祝成立百年之際,西方國家依舊難以確定該以何種態度面對北京政權。我就直接說了:理想答案是停止西方的傲慢,並倡導一種全球性的、平等且具解放力量的新前景, 即一種民主、參與式、具環保觀念、屬於後殖民時代的新型態社會主義。如果西方國家繼續慣性地擺出指導者的姿態,固守不合時宜的超級資本主義模式,恐怕在應對中國的挑戰時會吃盡苦頭。

極權高壓的北京政權的確有許多弱點。官方日報《環球時報》認為,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比西方大賣場般的選舉制度更理想,因為中國式的民主將國家的命運交給一群充滿動力與決心的先鋒,他們既是脫穎而出的菁英,也能代表社會(中國共產黨共有9000萬黨員,占人口10%),最後,相較於西方平庸、意志不堅又容易受影響的選民,他們更能全心全意為整體利益而服務。

然而在實踐上,中國政府越來越像一個完美的數位獨裁政體,完美到沒有人想仿傚。共產黨內的審議模式更可疑,因為從外部完全看不出是否存在,與此同時,大家卻越來越清楚看見中國對社群網站的擴大監控、對異議人士與少數族群的鎮壓、對香港選舉程序的粗暴介入,以及對臺灣選舉民主帶來的威脅。像這樣的政權似乎不太容易贏得其他國家人民(而不只是領袖)的好感。此外還有貧富差距明顯增加、人口加速老化、財富分配狀況極度不透明,以及由此萌生的社會不正義感,而這種感受不是擱置一下就能永遠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