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落實問題再思考:線民或告密者的查核要小心,不該看到黑影就開槍

轉型正義落實問題再思考:線民或告密者的查核要小心,不該看到黑影就開槍
審判「美麗島事件」的警總軍法處第一法庭|Photo Credit: 賴亮名 CC By SA 4.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過程中揭露的只是一部分的檔案,只從檔案中看到、或透過檔案比對找到少數提供情資的線民,就將之視為轉型正義的重點工作,不僅必須思考會不會因此疏漏對侵害人權體制及決策者責任的處理,還必須注意檔案內容本身存在的問題。

文: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轉型正義工作的重要目標之一,是根據民主憲政的常規,回過頭來檢視在朝向民主化改革之前,極權或威權體制對人權的不當、甚至是不法的傷害問題。

台灣過去在長期的威權統治下,以反共的需要,或是國家安全的考量之名義,有相當多的政治案件,其中雖然有一些是真的匪諜案件,不過更多的是冤假錯案;有的人縱使沒有被捲入正式的案件,但是在當時的氛圍及情治單位的作為下,亦遭到或多或少的傷害。

就此而言,釐清當初侵害人權相關事件的真相,探究相關加害人的責任,進而期待在前兩者的基礎上,彌補過去公權力不法或不當侵害人權造成的傷害,並記取歷史教訓,深化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強化社會的共同意識,以期避免重蹈覆轍。

自從自由化、民主化改革以來,台灣社會對於過去長期威權體制下國家公權力的不法、不當侵害人權的作為,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彌補與反省,但是,「只有被害者,沒有加害者」的問題也多次被提出。因而在轉型正義法制化之後,探究加害者及其責任,成為重要的課題。在前述脈絡下,社會輿論關心過去告密、佈建的問題,並進行探究是可以理解的。

線民問題很複雜,不該見物就開槍

不過,如果過程中揭露的只是一部分的檔案,只從檔案中看到、或透過檔案比對找到少數提供情資的線民(告密者),就將之視為轉型正義的重點工作,或是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不僅必須思考會不會因此疏漏對侵害人權體制及決策者責任的處理,還必須注意檔案內容本身存在的問題。

特別是相關情治單位檔案的內容,存在不少錯誤,甚至虛構的部分,有進行查證。而針對近來社會輿論關注的告密者(線民)或是情治人員的作為或責任,有必要依照其身分、職務及作為做深入的討論。基本上被運用、收買佈建的線民,和編制內的情治人員,他們的身分、任務不同,加以區分、討論,似乎較為合理。

就編制內的情治人員而言,執行公務(監控、情蒐、偵訊)時,是否有製造假的訊息,甚至製造冤假錯案,藉以滿足他個人的私利,如類似《自由中國》在1951年指出的誘民入罪而獲取獎金,或是製造案件來累積他的業績,便是重要的劃分標準。

根據目前看到的資料,也有部分後來以叛亂罪起訴的案件,涉案的當事人原本遲疑、甚至無意進行串聯來反對國民黨政府。可是在檔案中卻發現,滲透進入組織或人際網絡的情治人員鼓動當事人繼續往下發展組織,而後等組織發展到一定的狀態,再行「破案」,將當事人逮捕、判刑。類似這種製造冤假錯案的情形,就相對情節重大。

不過,在這類案件的當事人訪談中,發現也有情治人員努力保護實際上並沒有叛亂作為的當事人,減少事件不當的傷害。其次,則是提供假的情報,使當事人人生受到影響,甚至被秋後算帳入獄。

此外,假如情治人員沒有製造冤假錯案,甚至也沒有提供不實的情報,也必須釐清他進行相關案件的偵訊偵查之時,有沒有不當的審訊、侵害人權的問題。基本上有製造冤假錯案、提供錯誤的情報,導致當事人受害,與在偵訊的過程中不當審訊、侵害人權,是兩種不同的狀況,應被檢討的責任也有所差異。

反之,若是情治人員沒有製造冤假錯案,沒有提供錯誤的訊息,也沒有在偵訊的過程中涉及不當的審訊,而是根據上級的指示進行相關的偵查、調查,那當然又和前述的狀況是不一樣,而有必要站在整個情治機關,也就是整個結構上來進行討論。而類似1970年代初期,原本奉命來整頓台大的張德溥總教官,透過其權限保護洪三雄等人的作為,則值得彰顯。

蘇貞昌:線民已是末端  更應譴責黨國體制掌權者
Photo Credit: 中央社
行政院長蘇貞昌(圖)22日在立法院備詢時表示,線民已是最末端,更應譴責黨國威權體制中,用不法手段逼迫人民的掌權者,台灣戒嚴38年,有許多罄竹難書的事,促轉會只能盡力,很多事還需各方努力。 中央社記者施宗暉攝 110年10月22日

線民或告密者的查核要小心

至於所謂的告密者或者是線民的問題,也有不同的情形,必須分別處理。根據當時的制度,有些人是被迫必須進行對受害者監控,譬如當時政府要求受難者刑滿或者開釋時必須要有保人,而制度上要求保人的工作之一,就是必須針對他所保證的人進行持續性的監控,而且還必須定期提出報告。

就此而言,如果沒有提供虛構或是故意對當事人造成傷害,這樣的監控或者是報告的行為,應該是可以合理地理解。

其次,在案件發生或是偵訊的過程中,有些受難者也被捲入所謂密告的爭議,因為有受難者在偵訊時,因為遭到刑求,被迫招供或是做出不實的自白,甚至引發牽連其他人的事件。此實為制度上、歷史上的不幸,因而有必要在歷史時空脈絡中,理解事情發生的原委,同時更必須探究應該為此種不幸事件發生負責的相關人員。

至於在案件偵訊的過程中,無故誣指他人犯罪,甚至在沒有遭到刑求的狀況下,造成無辜人士受害,這樣的密告行為,和前面討論遭到刑求或不當偵訊被迫招供的狀況又不相同,有必要再分別處理。

相對於體制內的情治或治安人員,或是被捕後在偵訊中涉及提供訊息、告密的相關人士,目前受大家矚目的是被情治單位吸收的所謂線民,這些線民主要是受到情治人員的要求,監控特定的異議人士或團體,而進行偵防或是提供情報的工作。

而線民雖然是做類似的事,但是在性質上也有所不同,其中有的是支領(固定)津貼,有的是沒有支領津貼;同樣從事工作領取相關的費用的線民,他是否曾為了達成績效而製造不幸的事件,還是純粹基於當時「愛國心」的驅使來進行密告工作,在性質上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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