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金馬獎】《美國女孩》影評:與楊德昌的冷調不同,溫柔承接台灣人破碎的美國夢

【2021金馬獎】《美國女孩》影評:與楊德昌的冷調不同,溫柔承接台灣人破碎的美國夢
Photo Credit: 傳影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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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女孩》從台灣兩代的破碎美國夢展延而出,當兩代人同時從美國歸返台灣之際,其對應而出的失落不盡相同,各自哀愁也不堪言說,而影像則在細膩且縝密的時代洞察力之中,張力如「水花」般緩緩流洩,浸入心頭。

「拍得很好,演員極佳、劇本漂亮、台詞自然精準,情緒收放恰到好處。」這是看完《美國女孩》的第一直覺想法。

《美國女孩》入圍2021年金馬獎最佳影片等七項大獎,而在今年提名最佳影片的五部電影中,不諱言地說,《美國女孩》是我最喜歡的作品,這是一部真摯、動人,並懂得節制的難得佳作。以《美國女孩》做為首部劇情長片,對於新導演阮鳳儀而言幾乎無可挑惕。

《美國女孩》有很多有趣的東西可以討論,然而,在此之前,想先淺談楊德昌的《青梅竹馬》。

台灣從戰後的台語片、健康寫實、瓊瑤三廳、政宣電影等流變,進入80年代以降,以楊德昌等新銳導演為首的台灣新電影,逐步轉向小人物對於自我與時代的追問。《青梅竹馬》片頭,侯孝賢與蔡琴在空屋之中來回靜默踱步,此種疏離感作為全片底蘊,奠定基礎。幾分鐘後,楊德昌則以空中自由飛翔的飛機,對比川流不息的馬路車潮,隔開男女角色,電影初始便暗示角色處在台北紛擾以及到不了的美國彼方——「徒勞的美國夢」。

《青梅竹馬》中城市夜晚的霓虹及外商看板則成重要符號,1980年代的台北,街頭盡是日本企業招牌,日本對於台灣不論是文化、經濟等影響一覽無遺。全片雖未提日本,但楊德昌在城市空鏡的空間轉換,便捕捉到夾在美國夢與日本文化殘留中的小人物。兩大帝國強權中不合時宜的台北當代青年,是1980年代的城市風景。

「不要想美國了,美國也不是萬靈丹,跟結婚一樣,只是短暫的希望,讓你以為一切可以重新開始的一種幻覺。」最終,楊德昌以一貫的鋒利筆觸道出終極現實,如同侯孝賢於片中的死亡,僅剩回不去的美國幻夢。

1985年,曾留美而返台的楊德昌,在《青梅竹馬》揭示台灣人集體懷抱美國夢的虛幻假象;2021年,阮鳳儀的《美國女孩》同樣談及「美國夢」,以民族集體性歸結而成的格局命題,30餘年後的台灣新銳影像創作者,另闢蹊徑,彈奏出截然不同的暖色音調。

《美國女孩》的第一顆鏡頭——機場來自LA的行李袋、中英夾雜的語言難關等細節,阮鳳儀秒瞬宣告「東西文化」的對立關係,於此穩固全片的核心基礎。而藏在美國夢中的核心內裡,阮鳳儀不若楊德昌冰冷,反倒透出某種溫柔,這樣的溫柔似一張無形網,接住六零年代、九零年代兩輩台灣人之於美國土地的不同理解,更同時乘載家庭失序中的和解可能性,極富層次變化。

五、六級生的台灣人,年輕時期歷經黨國解嚴,而後碰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經濟則先後面臨中小企業出走中國,股市萬點迎來熱錢繁榮而後接續崩盤,台灣風起雲湧之際在上一代的年輕時期遭遇,台灣光景迅速變動,不斷變化,美帝則在冷戰時代東亞島鏈之中成了某種救贖夢想,莊凱勛說的這句台詞:「人人都台大、人人都想去美國。」就此點出上一代的集體性,勾勒出時代印記。

九零後的Y、Z世代,在熱錢的庇護與轉移中,開啟另一種美國夢,出生自美國、兒時留學美國,移民二代披著黃色外皮、骨與肉實則存續道地的ABC與聖代塔,就此與上一代美國夢的視野拉開距離,「身份認同」成了移民二代最為迫切的反思提問,「妳真的是美國人!」這句台詞便如定音槌般,迴盪於女主角方郁婷(飾演梁芳儀)的腦海中,成為不近人情、不服水土、不合時宜的青春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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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女孩》的劇本,就從上述兩代的破碎美國夢展延而出,當兩代人同時從美國歸返台灣之際,其對應而出的失落不盡相同,各自哀愁也不堪言說,而影像則在細膩且縝密的時代洞察力之中,張力如「水花」般緩緩流洩,浸入心頭。

母女、家庭間的劍拔弩張,便好似肉身的癌症與久未失修的壁癌,母親與公寓的「逐漸死亡」運用片中提及的「排比修辭」,在影像語言的文學性當中,同時彰顯親屬關係與家庭符號的失能,透過角色的互動、空間場域的運用,彼此禁錮的死亡意象便躍然紙上,再現於銀幕,籠罩敘事。

隨著故事推演,阮鳳儀則進一步在「愛/恨」、「死亡/成長」一體兩面的反襯當中,由個人至群體,詰問自我、家庭、社會等多重關係,誠如上述所言,這是兩代破碎美國夢的鏡像故事,由此出發,就不僅僅是小我的私密經驗,宏觀地看便有了纏繞於台灣/美國的時代記憶。

至於方郁婷的成長記事則是絕對的敘事主線,在一顆顆特寫與定鏡之中,探問自我生命經驗的離散史,尤其當故事走至校園機器體制的鞭打衝突時,阮鳳儀勇敢給了方郁婷一顆特寫,在觀看的凝視當中,方郁婷落下的緩緩淚滴,表面是肉身的痛楚,但實則夾擊著不可抹滅的成長記憶以及文化衝突後的累累傷痕,方郁婷掌中條紋浮現的,是東西兩方教育的根本差異,更隱隱成了阮鳳儀的導演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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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美國女孩》確實能與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對照觀看,陳哲藝在兒時記憶中,捕捉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並以女性幫傭為題,探詢母親的定義/定位;阮鳳儀的《美國女孩》,便在2003年台灣、中國的SARS疫情風暴中,以身份認同為軸,畫圓般地叩問小人物於大時代底下的自我追尋,同樣緊扣女性的時代聲音。

再者,倘若從2021年回望2003年,COVID-19遙相呼應SARS風波,20年過去,台灣房價持續攀升、疫情持續離散人心,從千禧年初期的大疫之年來看,與近年產生了某種疊合性,這是阮鳳儀水到渠成的作者視野,成為虛構故事與現實生活的必然巧合,絲毫不顯匠氣與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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