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滑臉書只會讓自己變「窄」— 林懷民：把電腦關掉，馬上你就有眼睛可以看外面

陳文茜：農夫從來不會因為下大雨淹水欠收了而抱怨，頂多就是嘆一口氣，把田整一整，重新再插秧。從來不覺得誰欠他，或者要向誰控訴、上臉書抱怨、去台大PTT網站上罵人，農夫不做這樣的事。為什麼你也不？如果你現在是年輕人，會怎麼做？

林懷民：第一個，我沒辦法做這種假設。第二個，台灣是一個有地震、有颱風的地方，我們是經過歷練的。颱風過了，就是重新收拾。雲門剛創立時，你一無所有，怎麼還有時間抱怨呢？

雲門剛創立時，父親告訴我，舞蹈家是所有的藝術家中最偉大、最辛苦的，因為他以自己的身體做為表達工具，還說，要知道跳舞可能是一個乞丐的行業。我的母親十年前過世，整理遺物時，翻出一本用我名字開戶的存摺，大概用二十多年存了差不多一百萬。我的兄弟們都沒有，為什麼？因為在長長的三十年裡，母親怕我會餓死。

當你一無所有時，只能勇往直前，怪誰都沒有用。今天社會不好、世界不好，我會想，我能夠做什麼呢？當你想多做一點的時候，就要改變自己，讓自己更有空間，更有力氣一點。

即使四十年後的今天，在面對每一個作品時，我還是「挫著等」。因為每個作品都是陌生、未知的。過去得了多少的獎，都沒有辦法保證你下一個作品是好的，每一次都要想辦法重新面對。我現在比較不會「挫著等」，而是要自己早點睡，精神比較好，才不會做錯的決定，讓舞者忙了一通，最後說這不算，重來。可是舞者們也都知道，當林老師說最後一次時，就是還有十次，再來一次、再來一次、再來一次。我們的生活裡充滿了再來一次，所以沒有什麼叫成功跟失敗。

陳文茜：雲門是不是從來沒有慶功宴？

林懷民：我們會在後台小吃一下，但從來沒辦過什麼慶功宴，而且雲門的後台也沒有粉絲來等著簽名，沒有這種風氣，大家就很單純的工作、回家。

為什麼沒有慶功宴，因為明天還要演出，所以就盡量從簡，但是大家開不開心呢？不開心的話做不下來。當觀眾通通站起來鼓掌，還是有舞者會說我什麼地方沒有跳好。永遠希望把事情再調好一點點，這就是雲門。

陳文茜：這次創作《稻禾》（TNL編按：2013年），你帶著雲門所有舞者去池上割稻，自己也下田去割，從中挖掘編舞的元素，所以割稻不再只是一個影像，你希望舞者能親自體會，再一次的淬煉、鍛鍊？

林懷民：一九七八年準備《薪傳》時，為了體會農人的生活，我們就去搬石頭，不是小石頭，是大石頭，所以找出一個很好的重心。這次的《稻禾》應該去插秧，種田，但這一回因為國內外的演出，時間沒有那麼多，所以去池上割稻子。所謂粒粒皆辛苦，去割一次稻就知道，割完後，背幾乎是要斷掉的。我們去割稻時，池上的一些老太太就坐在旁邊看，說：「那是台北來的啦！」意思是我們的姿勢都不對。可是我們在這裡面有很大的收穫，感到非常開心，也加強我們對池上的敬意。對所有參與人來說，那是一個特別的人生經驗。

我們請池上富錦村的幾個田地主人喝茶，拜託他們允許我們長期蹲點攝影。村長問：「林老師，你選我們這個地方，是因為我們這邊沒有電線桿對不對？」那裡沒有電線桿，所以稻海的感覺才出得來。原來台電要去富錦村立電線桿的時候，村民們說不要，田會很醜，他們就去抗議，台電才把電線改埋到地下，造就了今天我們看到的一片漂亮稻浪。

原來，農民抗爭也有這一套，為了美。我們專注拍攝的這塊田，主人叫葉雲忠，是稻米達人，他和他的夫人請我到家裡吃飯，我在他家客廳看到一幅米勒的《拾穗》，覺得很有素養，又想到《拾穗》就是他的生活，不稀奇，可是我一轉身，完全嚇壞，是梵谷《星空下的咖啡館》。

葉夫人有一個大桌子，是她寫毛筆字的地方。她白天在田裡忙，晚上回家寫毛筆字，更有趣的是，她在頂樓牽了五、六條鉛線，像曬衣服一樣把書法一張張掛起來，掛得滿滿滿。後來我才發現，池上有很多人寫書法，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說「好山、好水、好無聊」，晚上大家就聚在一起寫書法、讀點書，這就是池上的人。

早上到田地拍照，一位歐吉桑停下摩托車跟我們聊天，說他準備要回家了。我說你真好，早上八點就下班了。他說他很忙的，因為實行科學種田，早上去巡田，回去要讀講義、要填表，還要開研討會。整個組織化運作，用機器插秧、收割，實行有機耕種，種出了很好的米，取得歐盟認證，行銷歐洲。這就是池上精神。

教我們割稻的是一位張先生，他示範、講解、開玩笑，鼓舞我們所有的人，我說：「你是一流的人，應該出來當池上的導遊」。他說：「林老師，我會不好意思，我是很害羞的人。」因為太太嫌他太無趣，所以他每個禮拜二就到台北卡內基學習溝通能力，上了幾個月的課。我問有用嗎？他太太說：「現在好多了，我們現在婚姻美滿，太快樂了。」

這就是池上的農民。我們生活在城市裡，對農民有先天的、定型的觀念，覺得所有農民都像《無米樂》那樣，覺得台北人比較高級，其實沒有，他們也是出來讀書再回家的。池上的這些朋友讓我非常感動，也非常慚愧，他們沒有去募款，沒有找贊助，風災來了或者氣候不好時，仍然自己打理自己，重新來過。我們在台北，有可樂喝、有Nike穿，是不是應該做得比他們更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