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終究會有平靜的一天,但對拉美女性來說,終結性別暴力似乎遙遙無期

疫情終究會有平靜的一天,但對拉美女性來說,終結性別暴力似乎遙遙無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COVID-19衍生出失業、輟學、健康等諸多問題,但對女性而言,最大的危機不是失去生計,而是長時間留在家裡所遭遇的性別暴力,尤其在拉美各國政府實施隔離期間,性別暴力顯著增加。

文:陳小雀(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教授)

「殺害女性」一直是拉美女性的夢魘,其起因除了性別歧視之外,尚有貧富懸殊、城鄉差距、社會紛歧與治安惡化等複雜因素,再者,「殺害女性」的刑事定罪困難,許多加害人因而未受到法律制裁,迫使拉美女性不斷走上街頭。

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隔離措施不僅令女性失去生計,性別暴力事件亦層出不窮,甚至發生「殺害女性」的憾事。家竟然不是避風港,反而是最不安全的地方,「殺害女性」儼然成為拉美女性害怕受害陰影下的疫病。本論文從貧窮切入,繼而進入「殺害女性」議題,擴及拉美女性如何透過群眾運動喚起各界正視「殺害女性」的嚴重性,並有意藉經濟自主來擺脫性別暴力。

前言

根據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的統計,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以下簡稱拉丁美洲或拉美)在2019年認定「殺害女性」(femicidio / feminicidio)刑事犯罪共4640件;平均每10萬人中即有2名女性遭遇不測;其中,宏都拉斯6.2人、薩爾瓦多3.3人、多明尼加2.7人、玻利維亞2.1人,均超出平均值;在受害者人數較多的國家,依序為:巴西1941人、墨西哥983人、宏都拉斯299人、阿根廷252人及哥倫比亞226人。(註1)

「殺害女性」一直是拉美女性的夢魘,其起因除了性別歧視之外,尚有貧富懸殊、城鄉差距、社會紛歧與治安惡化等複雜因素,再者,「殺害女性」的刑事定罪困難,許多加害人因而未受到法律制裁,迫使拉美各國婦女不斷走上街頭,手持「一個都不能少」(Ni una menos)、「我們想活下來」(Vivas nos queremos)之類的標語,呼籲社會及政府必須正視「殺害女性」這個議題,給予婦女安全的生活環境。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第一項是「終結貧窮」,第五項則為「性別平等」,不必諱言,貧窮與暴力互為因果,拉丁美洲貧窮問題嚴重,又充斥著性別暴力,「殺害女性」事件逐年攀升,不僅離這2個目標仍有一大段距離,又遭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 COVID-19)肆虐,拉美女性在害怕受害的陰影下受到疫病的雙重威脅。

本文從貧窮切入,繼而進入「殺害女性」議題,擴及拉美女性如何透過群眾運動喚起各界正視「殺害女性」的嚴重性,並有意藉經濟自主來擺脫性別暴力。

性別歧視下的暴力

源自16世紀歐洲拓殖者對血統、門第、出身、膚色的迷思,拉丁美洲有根深柢固的社會階級觀念,同時存在著嚴重的性別歧視。在拓殖時期,歐洲拓殖者實施奴隸制度,原住民與非裔黑人等族群被納入勞動體系;19世紀以降,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除了原住民、非裔黑人等族群依舊是被剝削的對象之外,尚有更多出賣勞力以求生存的無產階級。

長久以來,階級迷思妨礙了經濟發展,再加上氣候變遷、商業模式、戰爭頻仍等因素,貧窮彷彿是拉丁美洲的宿命。

社會階級造成財富分配不均,甚至個人的能力、生產、權利、待遇、性別、機會與自主性均呈現不平等。其中,性別不平等衍生了性別歧視、性別暴力,更造成了「殺害女性」的暴行。

英文「femicide」一詞最早使用於1801年的英國,首次出現在《19世紀初對倫敦的諷刺看法》(A Satirical View of London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書,是這部文學作品裡的一個新名詞,意思為「殺害女性」。

1978年,南非裔女性主義活動家黛安娜・羅素(Diana E. H. Russell)將「殺害女性」這個詞定義為:「因被害人是女性而遭男性殺害」,後來又因「殺害女性」的行為含有性別歧視,且受害女性從小女孩到老嫗皆包含在內,黛安娜・羅素重新將這個行為定義為:「男性加害人厭惡女性,並認為有權處置或虐待女性,最後將之殺害。」(註2)

西語世界的女性主義者紛紛採用黛安娜・羅素的定義,直接從英文譯成西班牙文「femicidio」或「feminicidio」;爾後,這兩個詞被收錄於西班牙皇家學院(Real Academia Española)字典,成為正式字彙。

在拉丁美洲,「femicidio」或「feminicidio」雖然字面上均翻譯為「謀殺女性」,但兩者卻有不同的意涵。「femicidio」單純指受害者為女性,藉以區分「homicidio」(殺人)。「feminicidio」則蘊藏政治意圖,代表女性主義者的心聲,嚴厲譴責國家違反國際公約,放任男性仇恨女性,對女性施暴並加以殺害;換言之,國家是幫凶,未對「殺害女性」建立正確的認定標準,導致加害者逍遙法外。(註3)

因此,墨西哥女性主義活動家瑪西拉・拉加德(Marcela Lagarde)倡議使用「feminicidio」一詞。(註4)

墨西哥學者胡莉亞・蒙納雷斯(Julia Monárrez)根據1993年至2005年間發生在華雷斯(Juárez)的「殺害女性」案件,依受害者的年齡、家庭、婚姻、工作等,仔細分析其成因,為學界留下重要的參考資料。(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