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業傳》:燕京大學如何獲得企業家遺產成立「哈佛燕京學社」,是個饒有興味的故事

《洪業傳》:燕京大學如何獲得企業家遺產成立「哈佛燕京學社」,是個饒有興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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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回顧過去八十多年,也許可以說司徒雷登和多納姆為得霍爾遺產巨款而形成的計畫,與霍爾遺囑的本意有出入。我們可想像當霍爾吩咐要把三分之一的財產留給「國外教育用途,包括日本、亞洲大陸、土耳其、歐洲的巴爾幹半島」的時候,他心中想的絕不是一個以研究中國古文物為重心的機構。

文:陳毓賢

哈佛燕京學社的成立

燕京大學如何獲得霍爾遺產的巨款,哈佛燕京學社又如何成立,是個饒有興味的故事。

美國人查爾斯.馬丁.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因發明用電分離鋁土礦石而致富,一九一四年逝世時仍是單身漢一個,遺囑中指定他遺產的三分之一將捐獻給亞洲或東歐巴爾幹半島英美人辦的教育機構。到一九二九年,這筆錢最後分發時,市值是一千四百萬美金左右。

霍爾指定兩人為他的遺囑執行人,一個是美國鋁業公司的總裁戴維斯,一個是該公司的律師長約翰遜。一九二一年,路思義為燕大募捐時,從霍爾遺產得到五萬美元。他打聽到遺產中還有好幾百萬得在一九二九年底以前分發,便安排司徒雷登與戴維斯會晤,他覺得自己已贏得約翰遜的信任,希望司徒雷登能說服戴維斯,再多撥點錢給燕大。

根據洪業說,司徒雷登事後告訴他會晤的經過如下:他們一起吃完午餐,都還沒有講到錢,等到咖啡也喝了,點心送上來的時候,戴維斯才說:「我現在只有五分鐘,請你陳述實情。」司徒雷登緊張得滿頭大汗,趕快解釋燕京為什麼需要錢;話還沒說一半,戴維斯截斷了他說:「就告訴我你需要多少吧!」司徒雷登遲疑地提議一百萬。戴維斯便說:「好吧。」司徒雷登聽了十分後悔沒有多要些。

同一時期,哈佛商學院院長多納姆(Wallace Donham)跟約翰遜很熟悉,也正設法讓哈佛分到這份巨款;一九二四年,戴維斯吩咐多納姆跟司徒雷登合作,兩人草擬一個合乎霍爾遺囑規定,而又使哈佛燕京都受益的方案。哈佛福格博物館(Fogg Museum)有個研究日本與中國藝術的館員,便主張建立一個哈佛東方學社,在北京設立實地偵察所。這位叫華納(Langdon Warner)的館員在日本念過藝術,也曾到過中國旅行幾趟。但他對中國的愛好只止於中國的藝術,他很蔑視中國人。計畫中的哈佛東方學社的工作主要是從事考探古代藝術。

一九二五年一個深夜裡,洪夫人及兩個女兒都已上床睡覺,洪業接到一個電話,是他學生王近仁打來的,說:「我有要緊事得馬上見你。」

為了不吵醒門房,洪業到四合院大門去等他,把他帶入客廳,一進門,王近仁便在洪業跟前跪下,說:「洪科長,我是賣國賊,你得救救我。」

洪業對著他發愣,遲遲才說:「王近仁,站起來,你不會是賣國賊,賣國賊是達官貴人才能做的,你是學生沒資格賣國,你一定把自己估錯了。」

王近仁流著眼淚跟洪業說,他前一年向燕京請假,替一個來自哈佛叫朗頓.華納的人當翻譯員,又替他安排到西北探險。到了敦煌,他們在窯洞附近一個廟裡住下,華納說他要研究洞裡的佛教古物。一天晚上王半夜起來,發現華納不在,去找他,原來他在一個窯洞裡,用布把一片壁畫蓋上,不知道在幹什麼,華納看見王進來吃了一驚,便要王替他守密,說這些壁畫是很有歷史與藝術價值的,但中國人對此類文物沒興趣,美國的諸大學卻很想研究它,所以他正用甘油滲透了的棉紗布試驗,看能不能把一些壁畫搬回美國去。

他說試驗成功的話,就再回中國來,到時候又有差事給王近仁做。王近仁那時便猜疑這件事是不合法的,現在華納果然又來了,還攜了一大堆美國人來。他們帶了一罐一罐的甘油,無數巨捲棉紗布,王近仁深信他們要把敦煌壁畫都偷走。

洪業聽了不寒而慄,華納的計畫成功的話,中國最重要的歷史遺址之一就全會被掠劫了。敦煌在中國西域的絲綢路上,自古以來中國與歐洲間的駱駝隊絡繹不絕。西元四世紀到十世紀之間,一些佛教信徒在甘肅敦煌興建廟宇,而在廟後的窯洞裡雕刻成千的佛像,又繪了數不清的壁畫。十一世紀西藏的部族橫行於這沙漠綠洲上,那些佛教徒忙著逃命,不但遺留下壁畫、雕像,還有無數的錦繡、畫卷、手稿,在被封閉的窯洞裡完美地保存著。

這些古物中包括全世界最早,於西元八六八年印刷的書,那是《金剛經》;還有唐宋刊印的經書,以後成為經書校勘很重要的工具;還有不少早期的白話文學,一本中國最早基督教派景教的禮拜手本;以後促進了學者對中國文學與社會歷史的瞭解;更有無數用梵文、突厥文及不少用已失傳的語言寫的文稿。

一九○七年,在英國殖民地政府服務的一個奧地利人,名叫奧萊爾.斯坦因(Aurel Stein),他從印度數次到中國西北探險,到了敦煌聽說這一帶有一寶庫,充滿著令人不可思議的古代繪畫及文稿。斯坦因找到一個山邊破佛廟,碰見一位姓王的道士,便冒充為玄奘的膜拜人,遠道而來,請王道士帶他去看寶藏。他進窯洞一看,不得了,裡面那些價值連城的古物讓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重重地犒賞王道士之後,斯坦因就把九千多捲繪畫文稿靜悄悄地依原路馱回印度去了,以後捐獻給英國博物館而得了個爵士頭銜。

後來,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讀到斯坦因的報導,也到敦煌去了。伯希和本來在北京法國使節館做事,講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跟中國學人來往頻繁,他又把幾千卷馱走。但他把文卷畫卷運回法國之前,讓中國學者王國維、羅振玉先瀏覽。王、羅兩人看了很震駭,也請別的學者來看,伯希和說等他將這些古物編類後,將影印一份讓中國學者研究,他說敦煌窯洞裡還有,政府得設法把它收來,不然賣古董的人會把它偷光了。

一九一一年,清朝即將被推翻之前,崩潰中的清政府終於派了一名官員去敦煌收集剩餘的八千多卷文畫。那官員在回北京的路上,碰到商人用重金賄賂他,把一些文畫賣出。因為已向北京報告有八千餘卷,只好把一些剪一半賣給商人。洪業的同事容庚有一天在舊書店看到一幅敦煌佛經殘捲,是用漢隸寫的,差不多十三尺長,賣價一塊錢一尺,容庚便和幾個同事分了,洪業也買了一尺。

現在洪業面臨保護敦煌壁畫的重大責任,他吩咐王近仁裝著沒洩密,仍跟華納到敦煌去,第二天自己雇了洋車去見教育部副部長秦汾(號景陽)。秦汾也是北京大學數學教授,他馬上採取行動,打電報到每一個由北京到敦煌途中的省長、縣長、警察長,說不久有一個美國很重要的機構派人來西北考古,請各地官員客氣地對待他們,並加以武裝保護,可是得防備他們損害任何文物。

兩、三天之後,華納到燕大拜訪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早已得到燕大在美國的託管人通知,知道哈佛要派華納來北京,因為哈佛與燕京正在協商合作辦學社。司徒雷登聽聞華納在北京祕密跟政府辦的北京大學聯繫,非常惱怒,華納顯然深感如果哈佛要跟一個中國機構合作才能得到霍爾這份錢的話,他寧可這機構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而不願跟這小教會學校的傳教士打交道。

司徒雷登雖然心裡不悅,也按照禮儀請華納與哈佛同人吃頓晚飯,洪業和其他教授在座做陪客。飯吃完了還互相敬酒。華納就表示他對中國傳統藝術無限仰慕。洪業也發言,歡迎國外來幫助中國研究古文物的朋友,他說因中國歷年來政局經濟不穩,國人沒機會好好地研究出土的古物,但他認為中國人可勝任研究的古物應留在中國,若中國沒有專家可以研究某些古物,而古物被運到國外去,一定得歸還中國。席上各位酒酣飯飽,對洪業的話也沒有特別留心。

結果哈佛那一批人每到一個地方,就有政府代表歡迎他們,到了敦煌,每個外國人都被兩個警衛彬彬有禮地挾護著,動彈不得。華納本來要雇幾十隻駱駝把贓物馱到印度,壁畫既偷不到手,只好回北京,路過蘭州把大量的甘油及棉紗布捐獻給一個小教會醫院。華納私下告訴王近仁說一定是隊伍中的北京大學代表陳萬里作梗,因為每到一個地方,陳萬里便去拜見地方官,地方官便堅持保護他們。

後來華納寫了本書,叫《中國長涉》,書寫得相當好,只是字裡行間處處流露他對中國人輕蔑的態度。書的主要內容是描述他第一次到敦煌去的經過,至於第二次旅程,他僅說:

我沒有預料到在短短的七個月裡,中國就會在酣睡中蠢動,打哈欠的動作那麼唬人,讓我們這些外國人都奔忙撤退回大使館去了。當時,在兩個省分之外,春季仍然留連未去。我走在那飛砂走石的路上,怎麼也沒想到重返此地是在炎熱的夏日裡,而且跋涉到敦煌的大門,居然會被摒棄在外。

北京大學的陳萬里不懂英文,他也出版了一本書,叫《西行日記》,其中說他相信有人早知道這些美國人企圖不良。

華納這趟中國行大受損失後,哈佛燕京間的籌劃便沒有他的分了。司徒雷登與多納姆繼續協商。一九二八年正月一日,洪業寫給克勞福德家的信說:

兩年多前哈佛與燕京聯合籌備,結果得到一百萬美元,可用以促進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現在看來這專款會增多……將以哈佛燕京學社為名……
……在燕京方面我從開始便參與籌劃。

哈佛燕京學社於該月便在美國麻州立案,託管會的成員有三位哈佛大學的代表,三位燕京大學的代表,三位外人。行政中心將設在哈佛,但主要活動則在燕京。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所立的章程表明學社的目標如下:

進行及提供關於中國文化,以及(或者)亞洲別處,日本,以及(或者)土耳其與歐洲的巴爾幹半島的文化之研究、講習、出版活動……聘請有適當學術水準的中國人或西方人,從事相當於文理學院研究所水平的探討與教育工作,必要時為幫助學者進入此學社作適當的學術準備,資助中國別的高等學府;探討、發掘、收集及保存文化及古代文物;或資助博物館從事此類工作。

此一章程語意含糊,頗露妥協的鑿痕,但大體來說對司徒雷登則是個重大的勝利。他與同人正設法建立一間一流學府,因此燕京一舉搖身竟成為一個國際漢學中心。哈佛燕京學社撥款讓燕京發展研究院,以訓練其他大學的研究生,包括從哈佛送來研究中國文史的學生。

此外燕京畢業生要去哈佛深造也因此開了方便之門。燕京除分享到霍爾遺產裡撥給哈佛燕京學社的四百五十萬美元之外,還負責管理另外一項一百八十萬元的專款,用以資助其他美國人(即基督教會)在中國辦的大學,這自然助長了燕京的勢力,燕京把握了這個機會大放光彩。以後幾十年中,由哈佛燕京學社訓練出來的學人,得該學社的資助而做研究或出版書籍刊物的學人,或因種種原因與燕京有聯繫的學人,形成漢學界一張很顯赫的名單。

哈佛燕京學社新成立時,邀請了幾位傑出的漢學家到劍橋擔任諮詢的工作。伯希和為其中之一,司徒雷登派洪業及燕大美國教授博晨光為代表。可是經過這燦爛的開端後,哈佛方面的活動不多,直到俄國人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三○年代中葉做社長後才略具規模。

葉理綏祖上是俄國大族,是第一個東京大學畢業的西方人,後來移民到法國,投在伯希和門下;他視界遼闊、長袖善舞,社長一直做到一九五六年。他的繼任者是曾為美國駐日大使的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在他手下哈佛燕京學社加入了日本研究。在葉理綏主政時期,哈佛建立了東亞語言系,在美國大學中算是首創的。

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於一九五二年解散了燕京大學,而哈佛燕京學社便把很多活動移到台灣、香港、日本、韓國,至今還資助不少教育機構與研究組織;又資助個別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生,每年還挑選十多個亞洲學人、安排旅費與一年的生活費,讓他們安心在哈佛做研究。它繼續維持在劍橋的哈佛燕京圖書館,此圖書館是公認的亞洲以外最完備的亞洲資料圖書館之一,不少人認為它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回顧過去八十多年,也許可以說司徒雷登和多納姆為得霍爾遺產巨款而形成的計畫,與霍爾遺囑的本意有出入。我們可想像當霍爾吩咐要把三分之一的財產留給「國外教育用途,包括日本、亞洲大陸、土耳其、歐洲的巴爾幹半島」的時候,他心中想的絕不是一個以研究中國古文物為重心的機構。我們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說他希望他的錢可在東歐、中東、遠東提倡現代科技。哈佛燕京學社現在比較廣泛的活動,相信比較接近這位善人的意願。至於該學社現在是否如最初幾十年那麼有成績,影響那麼深遠,就得拭目以待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洪業傳(增訂新版)》,聯經出版

作者:陳毓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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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學人,中西著名歷史大家,洪業之傳奇一生,
身處中西思潮狂襲的時代,卻能站穩腳步,
致力彌合中西文化學術之差異。

洪業,福建侯官人,中國歷史學家。哈佛燕京學社的創辦人之一,學問有口皆碑,他主持編撰十三經以及其他重要古籍的引得(即索引),讓沒有爛讀古書的人亦可言之有據。創辦《燕京學報》,並以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主任總纂哈佛燕京學社《引得》六十四種。一生對於編纂中國古籍引得、哈佛燕京學社的發展作出不可忽略的貢獻。一九五二年,用英文寫的《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迄今為止仍被公認為英語世界中關於杜甫研究最重要的著述。

(我)特別要向洪業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大學的中文圖書館,出版《哈佛燕京學報》,而且創辦一項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叢書,功勞特別大。——胡適

洪業、顧頡剛兩位先生恰好代表了「五四」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一個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在這一方面,他們的業績都是非常輝煌的。以世俗的名聲而言,顧先生自然遠大於洪先生;「古史辨」三個字早已成為中國知識文化界的口頭禪了。但以實際成就而論,則洪先生決不遜於顧先生。——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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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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