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與希特勒式極權主義,竟然都在21世紀的中國復活了

史達林與希特勒式極權主義,竟然都在21世紀的中國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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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極權主義體制的政治恐怖、僵化意識形態、統制經濟和政治虛偽會造成社會結構的退化和停滯。在這個意義上,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這份歷史決議,不僅宣告了一個新極權主義的誕生,或許也同時宣告了她的終結。

文:凱波(中國政治評論人)

在21世紀的今天,世界的人們大概很難相信,在經歷了20世紀的30年戰爭和漫長的冷戰之後,極權主義的幽靈竟然從歐洲大陸轉移到了太平洋兩岸。北美大陸雖然在年初曾經儌倖躲過一場「啤酒館政變」的危險,但是,隨著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閉幕,一個新極權主義國家在太平洋西岸的亞洲大陸誕生了。

在上週結束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委員會三百餘人通過了中共歷史上第三個歷史決議。上兩次歷史決議,分別發生在1945年和1981年,都經過黨內充分討論的民主協商和反思,通過對黨的路線的撥亂反正,為中共在兩次歷史轉折點把握時機創造了最大範圍的黨內共識,堪稱中共其實用主義理性和政治現實主義的典範,也是中共能夠保持長久活力和韌性的訣竅。

自我加冕的「悄悄革命」

相比之下,第三次歷史決議雖然自稱要從中共百年歷程中汲取經驗,整個決議卻形同東施效顰、照貓畫虎,企圖效仿六屆七中全會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是毛澤東的理論權威地位、繼而為他在七大上確立絕對權威鋪路,通過本次決議樹立起習本人的理論地位,但是既未經過充分的黨內討論,沒有任何自我批評,不敢否定任何先前路線(特別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折衷主義,在一個封閉的會議中,借著對黨的百年歷程的肯定,自我肯定了習過去執政的九年,猶如自我加冕一般完成了一次「悄悄的革命」,宣告了三十餘年威權主義過渡的結束。

當然,歷史上以執政黨中央全會集體決議、一致通過的方式確立一個極權主義體制,雖然罕見卻似曾相識。

希特勒(Adolf Hitler)在1923年發動啤酒館政變失敗後歷經十年,利用選舉和暴力竊取了威瑪民主;史達林(Joseph Stalin)也是從1923年德國工人起義失敗之後,逐漸從「三人小組」中奪取權力,在列寧(Vladimir Lenin)身後逐一清洗列寧的戰友,直到1936年頒布所謂「最民主的憲法」,然後展開大審判,樹立起從察里津神話到全面的個人崇拜。

用托洛斯基(Lev Davidovich Trotsky)的話說,史達林就是一個從神秘帷幕後面走出來的獨裁者,從「1936到1938年,設法使一個專制君王的一切特性在他身上得到發展……在此期間,全世界與其說對他的力量、意志和深仇死怨感到驚訝,毋寧說對他的智力和政治方法的低劣感到驚訝。」

教科書般的極權體制

而這一切,20世紀曾經出現的兩種極權主義,居然都在21世紀的中國復活了,而且綜合了左右兩種類型,在現代科技的加持下,完成了儼如教科書一般的極權主義體制準備,為明(2022)年的二十大、也就是習的第三、第四、甚至終身連任做好了意識形態的準備。

首先,這種對所謂百年黨史的歷史主義迷思,幾乎就是19世紀以來曾經統治德國思想界的歷史主義的翻版,如義大利歷史學家卡洛・安東尼所說,是黑格爾(Georg W. F. Hegel)所稱「存在就是合理的」庸俗哲學的無限延伸,是「歐洲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所留下的痕跡。」

無論左右何種極權主義,他們所本的歷史主義都是反智的,無視一切個人尊嚴、嘲笑一切人道主義、啟蒙運動和自然法,不是用歷史而是用歷史話語背後的政治強力取代道德良知,也就是機會主義的和反歷史的。

其次,「決議」對「兩個百年」的民族主義和時間差的機會主義論述,幾乎成為修憲之後為領導人連任尋求意識形態支持的唯一藉口,也掩蓋了這一決議所標誌的兩個重大轉向。

第一個轉向,不再堅持任何具體的社會主義的平等目標,而是全面代之以民族主義的「十個堅持」,在不放棄共產黨名號的同時,轉型為一個極右的民族主義政黨,這也是江澤民時期「炸館事件」之後的民族主義浪潮,以及2012年「915」反日運動的自然結果。

而極端民族主義在經濟層面的體現,不會簡單停留在自力更生、解決卡脖子技術等等口號上,還將體現在一方面對市場經濟、私人部門的保留,另一方面對市場經濟則實行從上而下的指令控制,如同納粹德國的統制經濟形態,並且遲早將正式轉向戰時經濟體制,否則,難以解決市場經濟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政黨之間的矛盾,包括有產階級對私有財富的擔心和工業民族主義發展之間的矛盾。

第二個轉向,則是以確立習近平為全黨核心、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思想的「兩個確立」原則,正式取代了政治局的集體領導體制,不僅形成一個個人獨裁體制,也掩蓋了這一獨裁體制對共和制度的破壞,為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即將轉為事實上的現代君主制鋪平了道路。

畢竟,在理論上,領導終身制與否幾乎是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唯一重要差別。對於成立在「五四運動」餘波的中共來說,不能不說,百年之後對共和的顛覆不啻為對歷史的莫大嘲弄。

其三,共和的危機對絕大多數中國人,無論是中共黨員還是普通人來說,可能都過於抽象、難以體認,但是,如鄂蘭(Hannah Arendt)所論述的:「權力出現危機之時,暴力就出現了」,借助最新科技的政治恐怖幾乎是意識形態掛帥的最好伴侶。

這對中國人來說,意味著文革時期極權主義運動所帶來的群眾恐怖,但在新極權主義下,第三次歷史決議意味著他們正在從革命的神話走向反革命的暴政。一個無所不在、不受限制的國家暴力已經從過去九年針對公民社會、新疆和香港的不斷鎮壓中成長,變為一個利維坦式的怪物,威脅著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

歷史的終結

不過,暴力固然催生了新極權主義,卻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消解著權力,可能最終令領袖本人都感到危險,擔心暴力機器的坐大反噬著政權本身。這在今年中國的現實政治中已經成為最大的變數,連帶著引發政治效忠的難題——所有人都可能被懷疑為「兩面人」的危險。

這本來是新極權領袖九年前加強個人集權的初衷,如何防止出現「更無一人是男兒」的局面,卻在集權完成後促成了預言的自我實現:不僅政法系統內部需要展開整風運動,即使在六中全會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負責起草的筆桿子們面對記者其呆板僵化,形同僵屍,完全喪失了表達能力。這或許才是中國意識形態戰狼化面具下的真實一面。

因此,雖然我們可以預期,中共的二十大後將迎來一個的不僅是一個新極權主義體制,而且還意味著世界格局正式進入到新冷戰,極權主義所支持的威權主義和民主主義兩大陣營,將圍繞著全球化和地球外空間展開長期競爭,但是,極權主義體制一經確立就意味著歷史的終結。

那不是福山在冷戰結束後歡呼歷史終結的回聲,而是由政治恐怖、僵化意識形態、統制經濟和政治虛偽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退化和停滯。新極權主義或許在短期內能夠避免來自任何階層的革命,但是長期而論,這就是歷史主體的消亡也是歷史的終結。

如卡洛・安東尼所總結的歷史主義的命運,政治固然能夠借助歷史崇拜和政黨崇拜塑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包括天才的幻覺,但是「領袖們的神聖性、大眾追隨他們的義務,其持續的時間就是他們的運氣和權力維持的時間」,一如「趕英超美」或者「東升西降」這類口號的結局,或者史達林之死所意味的。

在這個意義上,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這份歷史決議,不僅宣告了一個新極權主義的誕生,或許也同時宣告了她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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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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