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困「圓圈遊戲」的李澤厚(上):否定「天賦人權」與民主,跟習近平有異曲同工之妙

受困「圓圈遊戲」的李澤厚(上):否定「天賦人權」與民主,跟習近平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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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厚談及自己與中國知識界的兩大陣營「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異同,彷彿他是高居兩個陣營之上的裁判,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但他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似乎更多。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日,一九八○年代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知識人李澤厚在美國科羅拉多去世。李澤厚與余英時是同齡人,在同一年去世,因此有人在網上將兩人相提並論。但在我看來,以人品和學養而論,兩人有天淵之別。

我對李澤厚從來沒有太多好感,我在讀李澤厚的著作之前,就先讀了劉曉波的《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劉曉波並沒有真正跟李澤厚面對面地對話,而是借批判李澤厚的理論觀點,來揭示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弱點。

在劉曉波看來,這種人格最鮮明的特徵是:「從來就缺少『懷疑一切』的批判目光,缺少與傳統觀念實行徹底決裂的叛逆精神,缺少為粉碎舊體系而敢於冒險的魄力,缺少敢於正視現實、改變現實、正視自身、否定自身的勇氣,更缺少感性生命的強烈衝動,缺少悲劇感、幻滅感和緊迫的危機意識。」

劉曉波進而發現,中國傳統文化最深層、最內在的三大支柱——民本思想、孔顏人格、天人合一——都程度不一地滲透在李澤厚的人格之中,而「天人合一」更被其稱為「奴化極境」。

一九八○年代讀李澤厚的《美的歷程》和《中國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等代表作而深深震撼的讀者,大都是從文革的匱乏,甚至一無所有中突然發現這片綠洲,故而大呼過癮。他們因缺少足夠的文化和思想的積累作為參照,崇拜地將李澤厚視為歷史學家、哲學家、思想家乃至文化大師。

我卻不同,當我在九○年代初進入大學、接觸李澤厚的相關著作時,早已讀過殷海光、宗白華、柏楊、唐德剛、黃仁宇、余英時、張灝、林毓生等民國、台灣及海外作家和學者的若干著作,有了一個高水準的參照標準,自然就覺得李澤厚「不過如此」而已。這或許是我跟比我長一輩的知識分子之間的「代溝」。

劉曉波對李澤厚的批評是有預見性的,儘管當時看可能會覺得其論斷太過嚴厲和苛刻。此後三十多年,劉曉波與李澤厚所走的不同人生軌跡,恰恰標識了兩條不同的路徑選擇。當然,一名知識分子的著述、學術和思想成就,並不完全由他本人和他的著述受共產暴政打壓的程度來界定。但毫無疑問,最有思想原創性、最有自由精神的知識人及其著作,是不被專制政權喜歡和容忍的。

劉曉波在法庭上宣稱「我沒有敵人」,但他的思想和他的存在,極具顛覆性,讓中共心驚膽戰;而李澤厚屢屢在政治鬥爭中倖免於難,善於自保,與權力藕斷絲連,夢想其學術為權力所用,往往就只能點到為止。六四之後,劉曉波留在中國,沉入民間,抗爭不止,在知識結構、觀念秩序和人格形態上,從尼采走向耶穌「因真理、得自由」,以身殉道,成為黑暗隧道中的一道不滅的光芒。

李澤厚並未積極參與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卻因批評六四鎮壓而在九○年代初遭到中共當局的批判和禁書,一九九二年獲准移居美國,任教於科羅拉多學院。

他退休後不甘寂寞,頻頻回中國,趨炎附勢,得到中宣部的放行,舊作新著多半得以公開出版,他也四處演講、接受媒體採訪、更笑納一班徒子徒孫的頂禮膜拜——當然,中共依然還是當年殺人不眨眼的中共,中共允許他回國,按照慣例,當然是得到他的悔過保證和效忠承諾,並認為他基本上對政權無害,不僅無害,還有相當的利用價值。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當時北方言論尺度最大的媒體之一的《新京報》,刊登了對李澤厚的一篇長篇訪問〈李澤厚:當下中國還是需要啟蒙〉。當時,我正被北京當局非法軟禁在家,電話、手機和網路被切斷,唯一的消息來源是當時任職於《新京報》的一位朋友,贈閱我的這份報紙。

我讀到這篇謬誤百出、自相矛盾的訪談,哀歎這位八旬老翁晚節不保,準備寫一篇文章反駁之——當時我就想,若是獄中的劉曉波能看到這篇訪談,一定會憤而執筆,再寫一篇批李文章;既然劉曉波沒有寫作自由,我就接著他的思路來寫一篇吧。

誰知,就在我構思反駁文章期間,在十二月九日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那天,我被北京國保警察暴力綁架、酷刑折磨,那篇文章一直未能下筆。

十年之後,劉曉波已被中共迫害致死,我在美國擁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或許可以繼續完成這篇批評文章——我從來不認為「人死為大」,死者肉體已逝,但其留下的學術論述和思想遺產,仍需接受世人的質疑與批判。

李澤厚本人在這篇訪談中認為,批評已經過世的人是對對方的尊重,並直言不諱地批評去世不久的王元化:「王元化在世的時候,我不想傷害他,現在他死了,我可以講了。真正的思想家,是要有學問積累的。」他暗示王元化沒有「學問的積累」,特別選擇在其去世以後才講出來(李、王二人南北對峙,彼此不服氣,我不同意李對王的批評,我對王的評價比李高)。

那麼,我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李澤厚去世之後提出對他的批評意見。我的文章不是對李澤厚的蓋棺論定,我不準備全面評價其學術和思想,只是通過檢視他在這一篇訪問中呈現的若干論點,指出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李澤厚是一位被時代所高估的學者,他未能像劉曉波那樣突破時代和國族對知識分子生命的限制與束縛,正如他對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形象比喻「圓圈遊戲」,他本人始終在「圓圈」之內「鬼打牆」——本已「肉身翻牆」,卻又被磁鐵般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個人虛榮心吸引回牆內,再度在為奴之地充當文化奴才,這是一個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或刻意迴避的悲劇。

在這篇訪談中,李澤厚對中國的政治現實和學界狀況都有尖銳批評,其中不少觀點不無可取之處。比如,他指出:「中國急需建立公共理性,所以我反對儒學熱、國學熱,這些對建設公共理性都沒有幫助。甚至可以說,整個『國學熱』都是在維護專制。」

他又針對當時民族主義日漸張狂的情形批評說:「在宗教國家,宗教情緒很容易渲染;在非宗教國家,民族情緒容易被煽動起來,這是中國的特點。國家弱的時候,煽動點民族情緒沒什麼;國家強的時候,特別要防止民族情緒蔓延。」

畢竟他有一九八○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獨領風騷的先行者的底子,畢竟他是提出近代中國的歷史脈絡是「救亡壓倒啟蒙」的第一人,他在訪談中大談「啟蒙」,對越來越壓抑和蒙昧、儒學和國學成為民族主義催化劑的中國而言,有一定的正面意義——只是他本人尚未為被真理所啟蒙,卻急忙啟他人之蒙,宛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李澤厚談及自己與中國知識界的兩大陣營「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異同,彷彿他是高居兩個陣營之上的裁判,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但他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似乎更多。

他表示,「我和新左派相同的地方在於,中國要走一條自己的路,現代化不是美國化」;他更質疑西方的普選制,「我也不同意自由派提出的『天賦人權』,不同意他們主張現在就搞一人一票的普選。外國有很多失敗的例子,比如海地,就搞得一塌糊塗。一大串體制和社會問題,搞個普選就能解決?那就天下大亂了。……其實沒有什麼『天賦人權』,西方也沒有。古希臘奴隸社會,奴隸被認為是『會說話的工具』,可以隨便殺掉,哪有什麼人權?『天賦人權』恰恰是近代人想出來的概念。」

這段論述顯示,李澤厚在美國生活多年,卻對美國的憲制和清教秩序缺乏基本認識,心靈深處對美國是不認同的。這位中國大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傳統的論述,比不上美國受過中學教育的青少年,比如我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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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現代化當然有多種路徑,美國路徑只是其中一種,卻又是最佳的一種。後發展國家學習先進國家,當然要學習最好的榜樣,當然要選擇付出最小代價和走最少彎路的路徑。二戰之後,被美軍佔領和被美國強力改造的德國和日本(尤其是日本,連憲法都是麥克阿瑟手下的軍官幫助起草的),半個多世紀後發展成僅次於美國的民主自由、富庶安樂的國家;而在美國指導、影響或庇護或下完成民主轉型的韓國和台灣,也成為在亞洲僅次於日本的「好國好民」。

若能像德國、日本、韓國、台灣那樣走向現代化,對中國來說,可避免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血流成河,簡直就是八輩子修來的福氣,是「求之不得,輾轉反側」的美好未來,為什麼要反對美國模式和美國化呢?而有別於美國模式和美國化的,「中國自己的道路」,究竟是什麼呢?在這關鍵之處,李澤厚偏偏語焉不詳,因為他根本就胸無成竹,他只是畫餅充饑。

其次,李澤厚對「天賦人權」的認識,也錯得一塌糊塗——因為他蔑視和反對基督教文明,所以無法理解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當中,「天賦人權」的「天」根本不是中國文化中沒有位格的「老天爺」,而是有位格的、作為造物主並護理人類和世界的上帝。

「天賦人權」不是近代才有的概念,而是聖經中明明揭示的概念:人不是生而平等,而是「人因被上帝所造而平等」——這才是美國獨立宣言的原文;進而言之,人因具有上帝的氣息與形象,而具有不可被剝奪的自由、人權與尊嚴。這是必須經過丹麥哲學家齊克果所說的「信心的飛躍」才能得到的真理,靠個人絞盡腦汁永遠不可能想明白。

再次,一人一票的普選,固然不是民主制度的全部內涵——在缺乏公民素養和公民美德的國家,普選確實不能建立穩定的民主制度,比如李澤厚舉出的海地的例子,以及昔日德國人用選票賦予希特勒巨大的權力、終結威瑪共和國的歷史。

但是,反過來看,若沒有普選,則必定無民主可言。李澤厚在這裡對普選的否定,跟中共當局強辯的「中國特色的民主」以及習近平二○二一年十月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的講話有異曲同工之妙——「一國民主與否除了有無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無『廣泛參與權』」、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李澤厚可以當中國全國人大的發言人了。

在這篇訪談中,李澤厚談及到德國參訪納粹集中營的感受,他的感受跟一戰之後遊覽歐洲、寫下《歐遊心影錄》的梁啟超很相似:梁啟超看到戰後斷壁殘垣、「文明的燈火熄滅」的歐洲,對西方文明的美好期待破滅了,轉而成為國粹派;而李澤厚看到納粹集中營中的可怕景象,也不再羨慕康德和歌德的德國,轉過來讚美中國:「最大的感受是,中國的確很有希望——不僅在經濟上,還在文化建設上。只要將來政治決策的每步棋都能走好,用不了十年、二十年,中國文化將會在全世界發揮了不起的作用。」

這種轉向是非理性的——對西方的失望不能立即轉換成對中國的美化。這種虛幻的文化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是當不得真的:李澤厚回中國,只是高高在上地觀察北京等大城市表面上的高樓大廈、車水馬龍,卻一點也沒有看到中國社會、人心和文化的潰敗、腐爛,中國早已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下此論斷已經超過十年了,中國文化在全世界發揮了什麼作用呢?除了孔子學院破壞西方大學的學術自由、傳遞關於中國的美不勝收的謊言,中國還有什麼文化輸出?

更有甚者,李澤厚因受納粹集中營中悲慘景象的刺激,將納粹的罪惡加諸於基督教身上,進而否定兩千年的基督教文明:「事實上西方在近代以前,比中國人生活差得多。中世紀西方很悲慘的,很多人對西方真是缺乏知識,中世紀的基督教統治有多麼黑暗?甚至有神父姦淫婦女。我在國外看那個大教堂,看到那些黑暗的角落,不堪設想那裡曾經發生過多少罪惡。」

這段話是情緒壓倒理智:神父姦淫婦女,不是基督教的罪惡,而是人性普遍的罪惡,同樣的罪惡在寺廟和道觀中也有發生;大教堂有黑暗的角落,不是全盤否定基督教的理由,如果用同樣的簡單化的邏輯來推論,世上所有的宗教和文明都應當被否定。李澤厚的歷史觀基本上還是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說中世紀黑暗、基督教很壞(宗教是統治階級麻醉人民的鴉片),李澤厚一輩子都信以為真,即便他在美國生活多年,也未能通過觀察、體驗和研究美國社會中生機勃勃的宗教現象來「棄暗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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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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