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困「圓圈遊戲」的李澤厚(下):他吹捧「大一統」的秦始皇,必定十分得習近平欣賞

受困「圓圈遊戲」的李澤厚(下):他吹捧「大一統」的秦始皇,必定十分得習近平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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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後的李澤厚卻背離譚嗣同、嚴復等近代思想家對東方專制主義和皇權暴政的反思,轉而成為秦始皇的擁護者,這樣的人還奢談什麼啟蒙?他不是在啟蒙,而是要將讀者和民眾的七竅統統堵住,幫助統治者實行愚民統治術。

晚近數十年以來,西方歷史學界早已拋棄「黑暗中世紀」的過時觀點。

美國學者朱迪斯・M・本內特和C・沃倫・霍利斯特所著的《歐洲中世紀史》是關於歐洲中世紀研究的經典著作,為美國數百所高校採用作為教材。

兩位學者指出,中世紀不是一個黑暗的、沉睡的、可怕的時代,從中世紀中期開始,財富得以匯聚,教育得到振興,城市得到發展,許多現代文明的組成要素開始生成。比如,大學是中世紀的發明,如今大學這種教育機構遍佈全球。

在漫長的中世紀,歐洲從貧困而極不安定的農業社會,發展成強盛而別具一格的文明社會,對當代世界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李澤厚既然在美國的大學中任教,怎麼對這些研究成果一無所知呢?他與西方學界完全是脫節的。

在這篇訪問中,李澤厚還談及關於中國發展的「四步走」思路: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他認為:「很多人說必須先搞政治民主,以後再說經濟發展。我感覺到,首先發展經濟才是正路,世界上很多國家的例子擺在那裡。我還是希望通過中國經濟實力的發展,促使政治體制不得不改革。」

其實,這也是過去三十年來西方對華政策和西方中國研究圈的主流看法——讓中國加入世貿、加入全球化,經濟騰飛,產生龐大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天生支持民主,必定能推動中國實現民主化。然而,二○○八年中國以北京奧運彰顯其成功崛起之後,經濟高速發展不僅沒有帶來個人自由、社會正義和政治民主,反而加速中共政權的極權化趨勢。

中國的中產階級沒有成為支持民主的中堅力量,反而成為支持中共暴政的「社會基礎」——他們的利益與中共體制緊緊捆綁在一起,他們分到了畸形的權貴資本主義經濟的殘羹冷炙,就吃得腦滿腸肥,然後安享歲月靜好,對社會的不公不義視而不見,對民主自由這些抽象的概念更是嗤之以鼻。李澤厚的「四步走」之說,放在今天來看,已然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這篇訪談中最荒腔走板的部分,是李澤厚對秦始皇的吹捧:「我對秦始皇的評價極高。我認為有兩個人對中國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一個是孔子,一個是秦始皇。」秦始皇是孔子的敵人,同時肯定孔子和秦始皇,難道一點也沒有違和感嗎?

就連《新京報》記者都聽不下去,一時忘記記者的身份,發聲反駁說:秦始皇難道不是專制暴君嗎?李澤厚回答說:「對,其實當時的專制是非常有道理的。因為沒有秦始皇,中國現在可能分裂成幾十個國家。你看歐洲那麼小塊地方,為了歐盟搞個共同市場,費了多大的勁?兩百年前康德說要『永久和平』,他感歎一個君王因為一點小事情,比如一頓飯沒吃好,就打起仗來,因為歐洲都是好多個小國家。中國在春秋時期也是好多個小國,打得一塌糊塗,最後變成七個大國,秦始皇再把這七個大國統一起來。

中國這麼大,統一很重要。秦始皇建立郡縣制的專制體制,有了中央集權。同時削藩,不讓地方勢力強大起來,這在當時都是必要的。而且那時候的專制也不像後人說的全是殘暴壓迫,其實還有各種力量形成牽制。儘管皇帝高高在上,宰相也能牽制一下,這樣行政能夠有效。……而且秦始皇統一了文字。有了統一的文字,就避免了語言變化的困擾,這都是秦始皇的功勞。」

這裡出現了很多基本的史實和史觀的錯誤。比如,李澤厚說秦始皇的專制不全是殘暴壓迫,宰相能夠牽制皇帝,這顯然不是事實。強勢宰相李斯被秦始皇的繼承人一句話就下獄、腰斬、滅族,宰相對皇帝哪有半點牽制力?李澤厚的看法是從錢穆那裡來的,錢穆將古代中國的宰相制度「過度闡釋」為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民主和分權。

一九四六年參與起草中華民國憲法的「中國憲法之父」張君勱,早就寫了一本《中國專制君主之評議》,將錢穆駁得體無完膚。張君勱對錢穆的反駁,亦可用來反駁李澤厚,我不再一一引述。又如,李澤厚哀歎歐洲沒有像中國那樣很早就完成統一,似乎一直就是戰火紛飛、民不聊生。

實際上,歐洲的不統一並非壞事,列國並列且政教分權的格局,讓歐洲產生了地方自治、代議制、自由市場經濟及海外貿易等,大一統的東方帝國無法產生的現代思想觀念和政治經濟制度。

一個只有十多萬人的城邦共和國威尼斯就能組建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擊敗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發端於小小英倫三島的英國則最早發生工業革命、成為日不落帝國,派出一支小小的艦隊就輕易擊敗了「泥足巨人」般的大清帝國。

李澤厚為何要肯定秦始皇?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國知識分子談歷史從來不是談歷史本身,而是為現實政治服務。吳晗寫《海瑞罷官》不是為了寫海瑞,姚文元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也不是對海瑞有興趣,他們都是奉旨寫作,為了討好毛澤東,卻先後進了秦城監獄。經歷過文革的李澤厚當然知道,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吹捧秦始皇就是吹捧毛澤東,毛澤東早就宣稱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李澤厚吹捧秦始皇,既是表達對大一統的中國天下秩序的肯定和對地方自治、小國富民的西方(歐洲)模式的否定,又是給中共繳納一張價值不菲的投名狀——二○一○年還是儲君的習近平,必定十分欣賞此種論述。可惜,習近平執政太晚,若習近平早二十年執政,或李澤厚再年輕二十歲,李澤厚說不定能被習近平請到中南海,給政治局上一堂關於秦始皇的歷史課。如此,李澤厚為帝王師的夢想就圓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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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國,很少有儒家士大夫敢於公開讚美秦始皇的,雖然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真正的「仁政」,但以「仁政」為旨歸的儒生,通常都對「焚書坑儒」、行暴政的秦始皇大加鞭撻。李澤厚也知道,很多人都不同意他讚美秦始皇,但這是他投靠當局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衝,八十老翁還要如此衝鋒陷陣,也真夠辛苦的。

至此,晚年李澤厚否定了中年李澤厚,他也與近代以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追求民主自由的光榮荊棘路背道而馳。

早在清末,接受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譚嗣同在《仁學》中即一針見血地指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一百多年後的李澤厚卻背離譚嗣同、嚴復等近代思想家對東方專制主義和皇權暴政的反思,轉而成為秦始皇的擁護者,這樣的人還奢談什麼啟蒙?他不是在啟蒙,而是要將讀者和民眾的七竅統統堵住,幫助統治者實行愚民統治術。

不僅儒家士大夫否定秦始皇,就連中國後世諸王朝和帝王,大都對秦始皇持負面評價——即便該王朝或該帝王所行的是跟秦始皇相似的獨裁暴政,除了毛澤東之外,似乎沒有哪個古代帝王敢自比秦始皇。

台灣歷史學者廖宜方在《王權的祭典:傳統中國的帝王崇拜》一書中指出,在大多數王朝打造帝王崇拜的祭典時,秦朝和秦始皇通常都被排除在外。這些祭典大都遵從董仲舒奠基於夏商周三個朝代的「三統」論,否定「先王之道」的秦朝和秦始皇不符合「三統」之標準,董仲舒稱其「立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減,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扦,孰爛如此之甚者也。」一言以蔽之,秦朝失敗的原因是其過於暴虐。

唐帝國太宗朝的重要大臣許敬宗,在討論周朝之後有無值得禮敬的君王時指出,漢高祖可取,秦始皇不可取。他認為,秦始皇「無道」——在古代中國,這是批評人物最深刻而嚴重的罪名,指一個人不顧天理、毫無人性。秦始皇死後已近千年,但他始終擺脫不了負面的歷史評價,因此沒有資格接受紀念。

到了李隆基執政時,他下令在帝王祭典中加入秦始皇,因為秦始皇「神武邁古……平一宇宙。」但與此同時,李隆基也在驪山秦始皇坑儒之處建廟祭祀,撫慰冤魂,並將地名改為「旌儒」,以此安撫廣大儒生。

李澤厚肯定秦始皇,是在「王道」與「霸道」之間取「霸道」,背後是其黑格爾主義「存在就是合理」的觀念在作祟;更重要的是,他對「大一統」無條件的認同與支持——幾乎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深處都盤踞著一條「大一統」的毒蛇,只有像劉曉波等屈指可數的少數先知先覺,有勇氣和智慧將這條大毒蛇從其身體和精神之中驅趕出去。

李澤厚在美國生活多年,卻從未研究過美國的聯邦制和地方自治——美國人並不熱愛聯邦政府和華盛頓的沼澤,美國人熱愛的是本鄉本土。李澤厚喜歡研究高深莫測的德國哲學,偏偏不願放下身段讀一讀托克維爾「太過通俗」的《民主在美國》。

托克維爾只是一名在美國停留幾個月的旅行者,卻敏銳地發現:「在美國,鄉鎮成立於縣之前,縣又成立於州之前,而州又成立於聯邦之前。」、「根據鄉鎮自主的原則,人們將自己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情感、義務和權利而努力奮鬥。在鄉鎮內部,享受真正的、積極的、完全民主和共和的政治生活。」

「在美國,愛國心是通過實踐而養成的一種眷戀故鄉的情感。……他們關心自己的鄉鎮,因為他們參與鄉鎮的管理;他們熱愛自己的鄉鎮,因為他們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運。他們把自己的抱負和未來都投入到鄉鎮上了,並使鄉鎮發生的每一件事情與自己聯繫起來。他們在力所能及的有限範圍內,試著去管理社會,使自己習慣於自由賴以實現的組織形式,而沒有這種組織形式,自由只有靠革命來實現。他們體會到這種組織形式的好處,產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了權力和諧的優點,並對他們的義務的性質和權利範圍終於形成明確的和切合實際的概念。」

可惜,在美國生活將近三十年的李澤厚,對美國的理解遠不如作為旅行者和觀察者的托克維爾。李澤厚與長期流亡美國的俄羅斯作家索忍尼辛一樣,過於傲慢,過於仰賴其已經成型甚至凝固的既有觀念秩序(李澤厚是儒家加上儒化的德國哲學,索忍尼辛是東正教),完全不願接受新的文明形態和觀念秩序(美國的清教秩序和英美保守主義政治哲學),所以他們在美國的生活幾乎算是白過了。

如果研讀過托克維爾的論述,李澤厚大概能明白,他的「告別革命」的呼籲,只能在英美路徑的「地方自治」和海耶克所說的「自發秩序」及喀爾文神學中才能實現,因為人們在地方政治和社群的自我演化中實現他們的自由,再也無需通過革命來尋求自由。

如果李澤厚的「革命」特指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及中國的毛式共產革命加農民造反,那麼英國的光榮革命、美國的獨立革命都不是這個意義上的「革命」,而是溫和漸進的社會秩序演變。

反之,在李澤厚所憧憬和讚美的「秦制」之中,大一統和中央集權必然剝奪和消滅個體的自由,「革命」(或中國式的農民起義造成的血腥戰爭與王朝更迭)就是無法避免的結果。李澤厚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對秦始皇和「秦制」的肯定,堵死了「告別革命」的理想。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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