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女性勞工夜間工作」並不是性別平等與進步,而是「新母性主義」的轉型

「限制女性勞工夜間工作」並不是性別平等與進步,而是「新母性主義」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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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僵固的女性夜工禁止條款無法適當處理這樣的議題,但用「性別平等」之名廢除之,反而限縮了討論空間;由憲法解釋達成的結論,再加上大法官即刻失效的決定,也等同錯失了民主的論辯。

文:黃品學

今年8月20日大法官釋字第807號「限制女性勞工夜間工作案」做成:基於「違反性別平等」,規範女性勞工原則上不得於夜間工作的勞基法第49條第一項違憲。此次釋憲表面上性別平等的再一次勝利,卻也引發了懷疑:限制女性不得於夜間工作,是「剝奪」了女性的就業,還是「保障」女性的勞動條件?

圍繞著女性夜間工作限制的各種性別平等與勞動權益的難題,早在多年前成為國內國外爭論的焦點。而807號解釋簡潔的論證,看似理清公道,其實也掩蓋了背後更大的議題,以及關於平等的辯論。

女性夜間工作的禁止:從母性保護到廢除的國際趨勢

如果不回溯禁止女性夜間工作討論的起源,在男女平等的粗略概念在許多領域已經成為標準的今天,我們可能很難理解這個議題的爭點。

禁止女性夜間工作的「保護性立法」興起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在工業化的浪潮下,女性開始加入勞動力,女人除了傳統上的母親角色以外,也開始進入紡織廠等地成為勞工。

因此,對女性夜間工作的禁止,是屬於「母性保護」的一環。母性保護的思維固然不脫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要保護的,是女人作為母親,為了家國生育的身體,而女人照顧與生育的角色與社會功能,必須要透過制度給予優惠或保護。

女工工資低廉,而且被認為比較服從,可以填補男性勞工工作結束以後的夜間時間,讓工廠獲取更多利潤,如此女工成為資本家剝削的新對象。但工廠裡時常低劣的勞動環境,以及夜間工作對身體的傷害,使得女性「#做母親」的義務出現危機。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ILO)成立之後訂定的女性夜間工作禁止公約,大略就是順著這樣的思維。

但這樣的規定,隨著越來越多女性加入勞動市場,而資方也不斷敲碗要求放寬的情形下,自然多受爭論,1934年跟1948年兩次放寬女性夜間工作公約,增加僱用的彈性跟擴大排除範圍。在二十世紀晚期性別平等的論述在西方國家逐漸躍上檯面的情況下,女性夜間工作的禁止也開始出現性別歧視的質疑。

經過1970到80年代的調查研究及勞資政三方折衝後,ILO傾向廢止公約,但仍在工人團體的抗議,以及重視女性夜工的勞動條件和待遇下保留1948年版女性夜間工作公約,並在1990年以備忘錄補充之,同時也新增了不特定女性的夜間工作公約。

從工廠法到勞基法:制度改革服務了誰?

台灣的女性夜間工作禁止條款,承繼自民國時期從1920年代開始施行的工廠法,此規定可說是與國際當時的勞動法令接軌,延續了前述的母性保護思維。原本工廠法絕對禁止女性夜間工作,然而在1950年代至70年代台灣開始工業化,大量女性加入勞動力的情況下形同虛設。

當時紡織廠與電子業裡女性違法夜間工作的情形非常普遍,引發國內外的爭議。資本家執意雇用女工夜間工作的情形,與前述歐洲女性夜工禁止條款興起的背景類似,只是作為後進工業化的國家,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與產業移轉,輪到台灣的女性遭受如此命運。

在這樣的情形下,母性保護與「增產報國」的緊張關係成為爭點,最後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與經濟不景氣,加上資方的不斷要求下,展開了工廠法的增修。最後1975年修正通過的版本採取原則禁止,並例外允許的規定,這樣的模式延續至大法官判決違憲之前。

1975年修法時的主流論調是保護母性,因此哺乳與懷孕期間的女性絕對禁止夜工,而其餘能夠放寬限制的要件則包括:工會或工人同意、主管機關核准、三班制、安全衛生設施以及住宿交通。關於性別的觀點有出現但頗為侷限,如國民黨女性立委的「父親假」、育兒設施等主張;黨外興起的新女性主義也同時提倡改革性別分工。

這次修法具有雙重的意義:同時是優惠資方,讓雇主可以更彈性地役使女性勞動力,讓女人可以在操持傳統家庭角色的同時也為國家經濟效力;另一方面則也有限地認可了女性與男性同等的能力。

1984年勞基法制定,第49條納入工廠法的禁止女性夜間工作條款,女性夜工禁止的適用範圍不再限於工廠,但實質運作上是持續放寬;民主化後2002年的修法,則使得勞基法第49條成為今日的樣貌,其中將工會同意放寬為亦可由勞資會議同意,遭到婦團和勞團批評。但以性別平等來為放寬限制辯護 的說法已經成為主流,如同當時的勞委會主委陳菊便強調不應限制女性的自主選擇權。

從工廠法到勞基法的發展,可以觀察到即使呼應了國際趨勢,走向放寬禁止女性夜工的條款,但是對於性別平等的追求和平等觀的辯論始終侷限,反之,國家的經濟利益、資方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一直以來都是背後的推進力。

而當牽涉到女人的性別角色時,從一開始明確的充滿性別刻板印象的「母性保護」思維,到後來改為強調女性自主選擇的形式平等,都無法改革不平等的性別分工以及勞資不對等的情形。法律史學者陳昭如將這樣的制度變遷趨勢稱為「新母性主義」的轉型:用「自主選擇」包裝未被撼動的、不平等的母職跟性別分工。

釋字807:「性別平等」漏接的差異處境

如果把上述歷史串接到今日的釋字807號解釋,更可以發現今日的討論有如舊瓶裝新酒。

不只此次的釋憲案是由資方發動 [1],大法官簡潔的平等權論證更是貫徹了形式平等的思考:性別歧視就是不能有差別待遇。

但這樣的形式平等不只「男女要一視同仁」,卻也有勞權的向度:男女要一樣地成為可供資方彈性使用的勞動力。前面提到ILO雖然認為此類禁令應當廢除,卻也同時著重:廢除的條件是夜間工作的勞動權益能得到保障,尤其不應讓女工的處境反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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