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安：有時候我們找不到答案，是因為問題沒問清楚

文：朱家安

一個沒有任何動物的森林裡，有一棵樹倒下了，這棵樹倒下有發出聲音嗎？這個問題感覺很難回答，但只要你問「這問題到底在問什麼？」會發現兩個常見詮釋版本都很好回答：

1. 如果「發出聲音」是指「發出屬於人類和動物聽覺範圍內的音波」，那答案就是「有」。
2. 如果「發出聲音」是指「引起任何聽覺感受」，那答案就是「沒有」，因為森林裡沒有動物。

重建出「好回答」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找不到答案，是因為問題沒問清楚。在《真實世界的倫理課》裡，哲學家辛格（Peter Singer）示範了各種「問出正確問題，來讓思考得以前進」的做法。

社會政策上充斥難以回答的問題，像是：藝術和醫療可以互相比較嗎？若國家有一筆錢可以用，這應該先用於視力保健計畫，去拯救第三世界居民免於因為沙眼而失明，還是應該用於藝術文化，例如興建美術館？對於一些人來說，這種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但對於身為效益論者的辛格來說，大部分事情的好壞都有得比，若能預期這筆錢用於視力保健計畫的效果，辛格建議我們假想：

有一棟新的美術館，受到惡魔的詛咒，在每1000名遊客當中，隨機選出一個人讓他失明。在這種情況下，你願意去逛那個美術館嗎？如果你不願意，似乎應該支持把錢用於視力保健計畫。（這案例來自我之前寫的書評）

在上述思想實驗裡，你可以調整興建和營運美術館的成本，以及遊客失明的機率，來讓假想情況對應你想討論的議題。重點在於這樣的思想實驗讓本來很難比較的「藝術投資vs醫療保健」問題，變成了個人風險的選擇問題，讓無法回答的問題變得可以回答。

看對方向，答案就在眼前

在另外一些時候，我們找不到答案，是因為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往某些方向看。

有一個「蓋吉斯（Gyges）戒指」的故事，講牧羊人找到了一戴上就會隱形的戒指，從此不需要為行為後果負責，於是壞事做盡。「若不需要為行為後果負責，我們就不會遵守道德嗎？」這對一些哲學家來說是重要問題，關係到我們是怎樣的人：我們是足以被道德驅動，還是總是會考量道德之外的其他後果來行事？然而，在現實社會做壞事並非毫無後果，因此許多人覺得這問題很難回答，因為它涉及難以成立的反事實前提。

在《來問問哲學家》 裡，哲學家奧拉索夫（Ian Olasov）整理了他和同儕舉辦「來問問哲學家」攤位，到處跟老百姓討論哲學的經驗。在一次討論中，他們提到蓋吉斯的故事，參與討論的路人提了一個有趣的點子：「你們有想過盲人嗎？盲人不就是活在一個其他人都戴著隱形戒指的世界？或許我們看看盲人在這世界有沒有遭到特別糟的對待，就可以推測隱形戒指對道德的影響。」

當然，盲人的處境跟蓋吉斯戒指還是有差距，例如，或許多數人遵守道德已經習慣了，就算遇見盲人，也不會願意佔他便宜。但有差距和完全無關依然不同，如果盲人的處境沒有特別差，或許我們至少可以下結論說：平常受到道德「束縛」的人，就算有機會擺脫行為後果，依然不會願意做壞事。奧拉索夫很幸運，遇到一個往正確方向看的人，提供了有啟發性的意見。

從生活找答案的便利途徑

奧拉索夫介紹的討論，讓我想到另一組難回答的問題和聰明的答案。讀聖賢書成為聖賢，是亞洲傳統對於唸書的常見看法：你把四書讀好讀滿，成為像四書作者們那樣道德高尚並支持專制政體的人。然而，讀聖賢書真的有助於人成為聖賢嗎？要對這個問題給出肯定的答案，並不需要讀聖賢書「保證」成為聖賢，只要有正面幫助就行，然而就算是這樣，答案依然很難確認，因為教育對人的影響很難確認。

美國哲學家Eric Schwitzgebel研究的問題與此相關：道德哲學會讓人變道德嗎？這是哲學圈的一個謎題，而Schwitzgebel的想法又單純又精明：假設讀道德哲學會讓人變道德，那讀越多道德哲學的人應該越道德，換句話說，道德哲學教授應該比形上學教授道德。

於是Schwitzgebel和同儕暗中觀察哲學系內各種專長的老師在日常生活裡的道德表現，像是是否在研討會上留下垃圾、有沒有回覆學生求助的email等等，最後發現做道德哲學研究的人的「道德行為」並沒有特別顯著。

Schwitzgebel的思路和奧拉索夫遇見的討論者有共同結構：

1. 我們想知道P是否為真，但我們不知道。
2. 若P為真，可以合理預見在Q情況下會觀察到R。
3. 我們去看看Q情況下有沒有R。

稍微調整，你也可以在辛格的思路裡看到類似的結構。很多時候問題很難回答、答案很難發想，這並不是因為那些東西很難，而是我們沒有往正確的地方去看和去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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