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轉換期4:1187年.巨大信仰圈的出現》導讀:信仰圈抑或文明圈?世界史的新詮釋

《歷史的轉換期4:1187年.巨大信仰圈的出現》導讀:信仰圈抑或文明圈?世界史的新詮釋
Photo Credit: Zeynel Cebeci CC by S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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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一一八七年哈丁之戰、薩拉丁打敗十字軍奪回聖城耶路撒冷為契機,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兩大信仰圈的象徵性衝突,讓此時代的結構與連鎖關係浮上檯面。

文:林長寬(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導讀】信仰圈抑或文明圈:世界史的新詮釋

人類文明與文化史的演變發展,在不同時空中往往出現不同層次的轉化;而當吾人論述世界史時,不同區域在同一時期所發生的變化是否有密切關係呢?無疑地,從大歷史的角度檢視人類社群發展過程,流動性乃必然的現象。透過此一流動性,宗教信仰亦整合成一個信仰圈,從小到大, 甚至不同的信仰圈也互相結合,形成一個新轉化且具多元內涵的世界性信仰圈。世界三大信仰的佛教、基督宗教與伊斯蘭即是如此。因此在研究世界文化史時,信仰圈的形成與轉化當是一個全面性且不可忽視的宏觀議題。

十二世紀的伊斯蘭世界,特別是中土地區(Central Land of Islam,從尼羅河流域至阿姆河流域之間地帶),面臨了相當複雜的轉變。伊斯蘭帝國在西元六六一年建立後,從伍麥亞朝(661-750 AD)到阿巴斯朝(750-1258 AD),期間建構了一個相當大的穆斯林信仰圈,範圍遍及南歐、北非、西亞、中亞、南亞,甚至部份東南亞島嶼區。此一大區域的宗教信仰融合了阿拉伯、波斯、印度、突厥、猶太教與基督宗教之文化元素;整個伊斯蘭帝國的舞台主角也隨著時代變遷,從阿拉伯人、波斯人轉到突厥人。

阿巴斯朝中葉後,中央哈里發權力式微,地方軍閥勢力逐漸成形,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塞爾柱突厥蘇丹政權(The Great Seljuqs of Persia, Iraq, and Syria, 1040-1194 AD)。塞爾柱突厥人的崛起模式如同之前游牧民族的建國,透過整合小部族軍力,形成以軍事將領或部族酋長統治的政教勢力,統治範圍可分為敘利亞、伊拉克、波斯地區,以及安那托利亞(即所謂的the Seljuqs of Rum〔羅馬〕,1080-1307 AD)。他們出身裏海北部與阿拉伯海地區的游牧部族,被雇為哈里發或地方統治者的傭兵,而改信伊斯蘭,自幼接受軍事訓練與伊斯蘭教育,之後掌控軍權,進而奪取政權。

塞爾柱突厥穆斯林自稱「順尼伊斯蘭」(Sunni Islam)的捍衛者,協助阿巴斯哈里發對抗擁護「什葉伊斯蘭」 (Shi‘i Islam)的布伊軍閥政權(the Buyids or Buwayhids, 932-1062 AD),甚至取而代之,成為哈里發之下最強勢的軍閥。此後,整個阿巴斯朝的軍政權力幾乎全由塞爾柱人所操控,俗稱的「塞爾柱帝國」(中央哈里發已無實權)因而承繼了之前阿拉伯-波斯伊斯蘭文化傳統,而塞爾柱人也將突厥傳統注入伊斯蘭宗教文化,使得伊斯蘭文明更加多元具包容性,整個伊斯蘭信仰圈的政治及宗教體制運作變得更有彈性與活力。

儘管如此,不同於之前突厥部族建立的地方政權依然保存、強調部族精神與自身游牧文化,塞爾柱突厥蘇丹強調其子民的伊斯蘭化,原本突厥部族傳統被賦予了伊斯蘭色彩。

十一世紀塞爾柱政權對外的擴張可謂重建阿巴斯朝的輝煌盛況,試圖建立東亞地區以外跨越歐、亞、非洲的全球性政權。他們透過對外征戰,在伊斯蘭世界境內逐漸併吞各地方勢力,更將奉行什葉伊斯蘭的法提密朝(the Fatimids, 909-1171 AD)在北非、埃及與敘利亞南部地區的影響力逐出。

一○七一年,塞爾柱政權於Manzikert戰役大敗拜占庭皇帝Romanos IV Diogenes(r. 1068-71 AD),入主安那托利亞地區,致使基督宗教在西亞式微,基督宗教信仰區堂而皇之被納入伊斯蘭信仰圈。塞爾柱政權的擴張分支更深入阿拉伯半島南邊的葉門,使得波斯、突厥文化元素也進入南阿拉伯社會。

承繼阿巴斯朝所創造的輝煌文明,塞爾柱政權透過文治武功更深化之。在伊斯蘭知識的推動上,塞爾柱蘇丹延續之前的波斯文官與教育體制,設立了所謂的Madrasah(伊斯蘭學院)。伊斯蘭學院不僅培養技術官僚,更大量扶持Ulamā’(宗教學者)階層,伊斯蘭教育便在此體制運作下成為全人教育,不僅博雅而且精深,此體制更刺激了日後歐洲神學院教育制度的發展。塞爾柱蘇丹在其勢力範圍內廣設學院,普及伊斯蘭教育,強化了更深且廣的社會伊斯蘭化。

這段時期中,伊斯蘭教義哲理另一層面的密契主義(Tasawwuf, Sufism蘇非主義)也因應伊斯蘭化積極發展。隨著伊斯蘭學院的廣設,蘇非主義神智學(theosophy)也被納入伊斯蘭正規教育,強調穆斯林精神與物質生活的並重,更經由伊比利半島(la Península Ibérica)南部的安達魯西亞(al-Andalūs, Andalusia)傳入歐陸,影響中世紀基督宗教神學的發展。

此時,偉大思想家嘎札里(Abū Hāmid al-Ghazālī, 1058-1111 AD)將伊斯蘭律法、教義與蘇非主義靈性修行結合,推動信仰者身、心、靈的伊斯蘭化,其名著Ihyā’‘Ulūm al-Dīn(伊斯蘭知識的再生)整合了中世紀伊斯蘭哲學及神學,其思想哲理透過伊斯蘭學院教育廣傳於東伊斯蘭世界(al-Mashriq),甚至經由北非西伊斯蘭地區(al-Maqrib)進入歐陸。若仔細探索歐洲基督宗教教義與神學內涵,尤其是天主教的密契思想, 皆可從中看到嘎札里的思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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