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轉換期4：1187年．巨大信仰圈的出現》：唐宋變革究竟是「中國的」還是「江南的」？

文：飯山知保

補論 歐亞大陸東部的「唐宋變革」期

3 究竟是「中國的唐宋變革」，還是「江南的唐宋變革」？

深化「唐宋變革」論所帶來的「中國史」概念解構，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得以逃離近代民族主義（「中國」自古即是由均質的「中國人」居住）的桎梏，並從華北與江南乃至與周邊地區的交流，來掌握一個又一個獨立的歷史世界。另一方面，以宮崎市定（一九○一－一九九五年）為首、提倡應把唐宋變革置於歐亞歷史洪流中加以定位的視角，本次解構提供了一個立基於具體史料的實踐。

華北和中央歐亞的接壤地帶，是創造「中國史」各個重要時期的新興勢力搖籃；美國漢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一九○○－一九八九年）等人從二十世紀中葉起便提倡此種視角， 但之後數十年間，實證的「中國史」研究卻將此論點置而不提。

令人饒富興味的是，如中砂昭德所強調，在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記述裡，華北與南方「中國」是兩個相異的「國家」（regnum）。簡單說，在蒙古整合南北「中國」後到訪的他眼中，舊金國領地（還要加上舊西夏與高麗地區），是「契丹人的國家」（regnum Cataiorum），而舊南宋領地則是「南方的野蠻人國度」、「南蠻子的國家」（regnum Nanmanzorum）（「南蠻子」是當時華北人對舊南宋領地人民的蔑稱），從中透露出兩地迥異的風俗習慣。

當然，馬可波羅對於華北及江南經濟文化上的差異究竟觀察到什麼程度，遊記裡其實不太關注比較，所以也無從考究；但將兩地區加以區分這點，從蒙古帝國的統治體制便可明白一二。

首先，他們將舊金國領地的居民稱為「漢人」， 舊南宋領地的居民稱為「南人」，並在科舉名額（各二十五名）等項目上做出區隔。如此措施反映了蒙古帝國的統治方針，亦即「按歸順時間早晚，決定地區人民的待遇」。也就是說，「漢人」臣服於蒙古帝國（一二三四年）的時間比「南人」（一二七六年）早了大約四十年，因此兩者在他們眼中是彼此相異的集團。同時，自北宋滅亡以降，歷經一百五十年不同政權統治下的「漢人」、「南人」正如前述，社會觀念和風俗習慣都已大不相同；因此就現實問題而言，要用一個所謂的「中國」概念來通盤掌握很是困難，這樣的事實我們絕不可輕忽。

舉例來說，論及記錄、保存族譜的媒介，相較於「南人」一般都是記載於書籍保存，「漢人」則普遍將之刻在石碑上豎立於墓地（通稱「先塋碑」），而其中被想像、記錄下來的親族形式，南北之間也有很大差異。此外，較早臣服蒙古、因而較能通曉蒙古語的「漢人」，和通曉蒙語相對少的「南人」相比明顯居於優勢，取得官職的機會也多出許多，這也是兩者間極具特徵的一項差異。儘管限於篇幅在此無法一一詳述，但華北有華北自己的歷史經驗，這和「唐宋變革」論主要考察的對象江南，在性質上有著明確的差異。

4 海域世界的南方「中國」

接下來，當我們把目光轉向包含江南在內的南方「中國」，同樣會發現既有的「中國」觀有必須重新修正之處。簡單說，東南亞史研究的進展，就讓以「中國」為中心掌握南方海域世界的視角，一下子成為了過去式。正如本書第三章所述，十世紀以降的「海洋東南亞」及「大陸東南亞」，雙方的新興政治體制都蓬勃發展，中國商人與伊斯蘭商人也都積極前往該地區貿易；在這樣的過程中，十一到十三世紀間，包括大越（交趾、安南）、占婆（占城）、吳哥王朝、以及宋代統稱三佛齊的馬六甲海峽一帶，都和宋締結了貿易關係。

近年來遠藤總史透過這些貿易關係研究宋朝的自我認識，以及包攝其中的國際秩序，他認為這些勢力基本上是以一個「霸權中心」對周圍各政體進行鬆散整合的聯盟，因此在宋朝認定是「朝貢」的這種貿易關係，對它們而言是維持自身權力基礎的關鍵。

早在北宋大中祥符元年（一○○八年）與四年（一○一二年），當時真宗巡幸泰山（山東省泰安市）與汾陰的后土祠（山西省萬榮縣），後面就有北宋在西北的主要鄰接勢力⸺甘州回鶻、夏州党項、西涼吐蕃各集團，以及占婆、三佛齊等東南亞（甚或是來自更遠方）的使節隨從。向正樹指出宋朝這種招待來自「萬國」使節的舉動，是在誇示自己的「天下」觀（而契丹未派出使節，表示他們拒絕參與此「天下」）；但另一方面，這些使節也如上述那般，各自懷抱不同心思。

一一二七年失去華北後，南宋政權最大的課題就是保全自己，因此和東南亞各政權的交流，史料中一時變得無跡可尋。可是自紹興二十四年（一一五四年）起，接見外國使節又開始正式化，不只大越、占婆、三佛齊的使節獲得入朝許可，針對各勢力也詳細制定了相關禮儀內容，以及冊封君主的標準。

遠藤總史分析嘉泰二年（一二○二年）編纂的儀禮書《中興禮書》指出，在喪失華北、連帶斷絕和北方諸國的外交關係後，南宋透過這一連串以往被人忽略的政策，將過去一概視為「海外蕃客」的占婆、三佛齊等使節納為正式國家使節，企圖以此建構新的國際關係。由於心中嚮往唐的最大版圖，所以宋朝雖未實際控制這些土地，但還是對以前受唐統治（或被認定曾受唐統治）的眾勢力冊封「節度使」、「郡王」、「平王」之類的官職爵位，從而對那些「尚未收復」的領土展現自己的「天下」觀。

在這種前提下，從南宋對占婆等國的冊封及儀禮位階設定來看，自「中國」獨立出來的大越（交趾），冊封的順序是「交趾郡王」→「南平王」→「南越王」，這樣的秩序觀念明顯帶有把大越當成宋朝內屬勢力的濃厚色彩。相較之下，南宋給予占婆、三佛齊的就是「國王」稱號， 允許他們自行任命刺史等官職，簡單說就是把它們列入藩屬國的級別。遠藤指出，這種傾向雖在北宋末年徽宗時期就已顯現，但在華北喪失後更加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