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轉換期4:1187年.巨大信仰圈的出現》:唐宋變革究竟是「中國的」還是「江南的」?

《歷史的轉換期4:1187年.巨大信仰圈的出現》:唐宋變革究竟是「中國的」還是「江南的」?
繪於12世紀的《虎溪三笑圖》,帶有南宋李唐畫風|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西亞開始一路向東,透過正史、遊記、書信、碑文等多樣化史料,我們得以拼湊出中世紀各信仰圈在這段「轉換期」的多元面貌。

文:飯山知保

補論 歐亞大陸東部的「唐宋變革」期

3 究竟是「中國的唐宋變革」,還是「江南的唐宋變革」?

深化「唐宋變革」論所帶來的「中國史」概念解構,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得以逃離近代民族主義(「中國」自古即是由均質的「中國人」居住)的桎梏,並從華北與江南乃至與周邊地區的交流,來掌握一個又一個獨立的歷史世界。另一方面,以宮崎市定(一九○一-一九九五年)為首、提倡應把唐宋變革置於歐亞歷史洪流中加以定位的視角,本次解構提供了一個立基於具體史料的實踐。

華北和中央歐亞的接壤地帶,是創造「中國史」各個重要時期的新興勢力搖籃;美國漢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一九○○-一九八九年)等人從二十世紀中葉起便提倡此種視角, 但之後數十年間,實證的「中國史」研究卻將此論點置而不提。

令人饒富興味的是,如中砂昭德所強調,在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記述裡,華北與南方「中國」是兩個相異的「國家」(regnum)。簡單說,在蒙古整合南北「中國」後到訪的他眼中,舊金國領地(還要加上舊西夏與高麗地區),是「契丹人的國家」(regnum Cataiorum),而舊南宋領地則是「南方的野蠻人國度」、「南蠻子的國家」(regnum Nanmanzorum)(「南蠻子」是當時華北人對舊南宋領地人民的蔑稱),從中透露出兩地迥異的風俗習慣。

當然,馬可波羅對於華北及江南經濟文化上的差異究竟觀察到什麼程度,遊記裡其實不太關注比較,所以也無從考究;但將兩地區加以區分這點,從蒙古帝國的統治體制便可明白一二。

首先,他們將舊金國領地的居民稱為「漢人」, 舊南宋領地的居民稱為「南人」,並在科舉名額(各二十五名)等項目上做出區隔。如此措施反映了蒙古帝國的統治方針,亦即「按歸順時間早晚,決定地區人民的待遇」。也就是說,「漢人」臣服於蒙古帝國(一二三四年)的時間比「南人」(一二七六年)早了大約四十年,因此兩者在他們眼中是彼此相異的集團。同時,自北宋滅亡以降,歷經一百五十年不同政權統治下的「漢人」、「南人」正如前述,社會觀念和風俗習慣都已大不相同;因此就現實問題而言,要用一個所謂的「中國」概念來通盤掌握很是困難,這樣的事實我們絕不可輕忽。

舉例來說,論及記錄、保存族譜的媒介,相較於「南人」一般都是記載於書籍保存,「漢人」則普遍將之刻在石碑上豎立於墓地(通稱「先塋碑」),而其中被想像、記錄下來的親族形式,南北之間也有很大差異。此外,較早臣服蒙古、因而較能通曉蒙古語的「漢人」,和通曉蒙語相對少的「南人」相比明顯居於優勢,取得官職的機會也多出許多,這也是兩者間極具特徵的一項差異。儘管限於篇幅在此無法一一詳述,但華北有華北自己的歷史經驗,這和「唐宋變革」論主要考察的對象江南,在性質上有著明確的差異。

4 海域世界的南方「中國」

接下來,當我們把目光轉向包含江南在內的南方「中國」,同樣會發現既有的「中國」觀有必須重新修正之處。簡單說,東南亞史研究的進展,就讓以「中國」為中心掌握南方海域世界的視角,一下子成為了過去式。正如本書第三章所述,十世紀以降的「海洋東南亞」及「大陸東南亞」,雙方的新興政治體制都蓬勃發展,中國商人與伊斯蘭商人也都積極前往該地區貿易;在這樣的過程中,十一到十三世紀間,包括大越(交趾、安南)、占婆(占城)、吳哥王朝、以及宋代統稱三佛齊的馬六甲海峽一帶,都和宋締結了貿易關係。

近年來遠藤總史透過這些貿易關係研究宋朝的自我認識,以及包攝其中的國際秩序,他認為這些勢力基本上是以一個「霸權中心」對周圍各政體進行鬆散整合的聯盟,因此在宋朝認定是「朝貢」的這種貿易關係,對它們而言是維持自身權力基礎的關鍵。

早在北宋大中祥符元年(一○○八年)與四年(一○一二年),當時真宗巡幸泰山(山東省泰安市)與汾陰的后土祠(山西省萬榮縣),後面就有北宋在西北的主要鄰接勢力⸺甘州回鶻、夏州党項、西涼吐蕃各集團,以及占婆、三佛齊等東南亞(甚或是來自更遠方)的使節隨從。向正樹指出宋朝這種招待來自「萬國」使節的舉動,是在誇示自己的「天下」觀(而契丹未派出使節,表示他們拒絕參與此「天下」);但另一方面,這些使節也如上述那般,各自懷抱不同心思。

一一二七年失去華北後,南宋政權最大的課題就是保全自己,因此和東南亞各政權的交流,史料中一時變得無跡可尋。可是自紹興二十四年(一一五四年)起,接見外國使節又開始正式化,不只大越、占婆、三佛齊的使節獲得入朝許可,針對各勢力也詳細制定了相關禮儀內容,以及冊封君主的標準。

遠藤總史分析嘉泰二年(一二○二年)編纂的儀禮書《中興禮書》指出,在喪失華北、連帶斷絕和北方諸國的外交關係後,南宋透過這一連串以往被人忽略的政策,將過去一概視為「海外蕃客」的占婆、三佛齊等使節納為正式國家使節,企圖以此建構新的國際關係。由於心中嚮往唐的最大版圖,所以宋朝雖未實際控制這些土地,但還是對以前受唐統治(或被認定曾受唐統治)的眾勢力冊封「節度使」、「郡王」、「平王」之類的官職爵位,從而對那些「尚未收復」的領土展現自己的「天下」觀。

在這種前提下,從南宋對占婆等國的冊封及儀禮位階設定來看,自「中國」獨立出來的大越(交趾),冊封的順序是「交趾郡王」「南平王」「南越王」,這樣的秩序觀念明顯帶有把大越當成宋朝內屬勢力的濃厚色彩。相較之下,南宋給予占婆、三佛齊的就是「國王」稱號, 允許他們自行任命刺史等官職,簡單說就是把它們列入藩屬國的級別。遠藤指出,這種傾向雖在北宋末年徽宗時期就已顯現,但在華北喪失後更加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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