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書線民事件點燃對黨國的批判，也掀起民進黨內美麗島世代與律師世代的競逐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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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書事件不僅掀起民進黨內部美麗島世代與律師世代間，政治理念及權力競逐間衝突；同時也再度點燃民進黨對國民黨威權體制批判。
2021年10月16日，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屬黨內新潮流系的黃國書，遭揭露在戒嚴時期曾擔任情治單位線民，後黃承認在過去社運期間曾被情治單位鎖定約談，當時是情治單位主動找上，並說「你不配合不但你有危險、你的朋友也有危險。」
因對方承諾會同時保護其往來對象的安危而提供情資，黃因當時行為對受影響人士致歉，並宣佈將退出民進黨及黨立法院黨團、未來也不再尋求連任立法委員。黃國書為既往行為致歉，及宣布提早退出政治圈，是一種負責任態度。
然而，本該迅速落幕的「線民案」，卻因民進黨前後主席施明德及謝長廷爭論創黨首任主席江鵬堅，究竟是否為情治單位幹員或臥底而起爭論。這不僅損及民進黨從事反對政治之純潔性及道德性，同時也凸顯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對台灣公民社會及政治組織之穿透與滲透。
若是民進黨首任黨主席可能是來自黨國情治單位，此不啻顯示黨國早已洞悉反對人士組黨之謀劃。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黨國應事先知悉反對人士組黨問題，然而卻無採取鎮壓的強烈手段，最終卻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報禁。國民黨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既扮演著積極主動促進者角色，也充當消極被動制約者作用。
一般言之，研究台灣民主化動力機制之觀點，往往陷入兩極對立論述，傾向綠營論述認為反對運動是台灣民主化動力源頭，否定國民黨政治改革；而傾向藍營觀點，則是認為最高領導人蔣經國對反對勢力之懷柔，及藉由開放更大範圍政治參與，強化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之正當性及合法性基礎，以有效因應台灣本土政治勢力崛起與台灣主體意識飆漲揚升。
首先，黃國書事件延伸出前後任民進黨黨主席爭辯，究竟首任黨主席是否為情治單位幹員或線民，其對政黨政治衝擊至深且鉅，演變成歸責於對手黨之批判。例如行政院長蘇貞昌指出，過去曾有人認為「促轉會」是民進黨政府打壓國民黨的武器，結果第一個受傷的反而是民進黨立委。
然而，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凌濤卻批判，「促轉會」前副主委張天欽以東廠自詡，將「促轉會」當成打壓在野黨、剷除異己的鬥爭工具。從國民黨角度來說，黃國書案已成為民進黨利用轉型正義，以遂行權力鬥爭的產物，轉型正義淪為彼等政治操作之口號與工具。
換言之，黃國書事件不僅掀起民進黨內部美麗島世代與律師世代間，政治理念及權力競逐的衝突；同時也再度點燃民進黨對國民黨威權體制批判。
美麗島世代持守浪漫政治理想主義，儘管多人擔任黨主席，例如黃信介、姚嘉文、施明德、許信良、林義雄等，但除姚嘉文擔任考試院長及呂秀蓮任桃園縣長、副總統外，其餘並未擔任重要政府職務。律師世代則是走向務實政治現實主義及選舉路線，首任黨主席江鵬堅任立委、監委；陳水扁任台北市長、總統，謝長廷主席擔任高雄市長、行政院長、駐日代表；而蘇貞昌任屏東縣長、台北縣長及行政院長。
其次，民進黨轉移焦點究責於「幕後老大哥」黨國威權體制。民進黨立委黃國書承認，在大學時代曾為情治單位進行政治偵搜，引發首任黨主席江鵬堅及主席謝長廷是否擔任臥底之爭論。
這重挫民進黨政黨形象及反對政治道德性，民進黨藉由矛盾焦點轉移方式，批判黨國威權統治時期情治單位角色，並延伸對國民黨之譴責。例如同為新潮流之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即認為：大家看到黃國書認錯、反省、道歉，但是當時是誰吸收、脅迫黃國書，一定要追究到底。並批評國民黨威權體制對大學校園監控不遺餘力，甚至到2000年政黨輪替後始停止，無論是被監控者或監控者，直指「幕後老大哥」最應被譴責。
再者，澄清黃國書案與陳柏惟罷免案並無關聯性。例如民進黨立院黨團書記長蔡適應指出，黃國書被爆出曾擔任情治單位線民，此事件與基進黨立委陳柏惟罷免案完全無關，沒有誰救誰的問題；宣稱黃國書面對過去坦然接受，社會應該尊重其選擇，黨團成員雖期待優秀立委持續留在立法院，但運作不會因任何人離開就受到影響。
針對黃國書被爆出學運時期擔任情治單位線民，陳柏惟比喻如果是有人拿美工刀劃傷了別人，「該檢討的是誰是拿美工刀的人，而不是美工刀本身。」
針對是否民進黨犧牲黃國書來救他？這種「圍魏救趙」做法，陳柏惟直指這偏離事實大遠、離民眾的認知也太遙遠；直指此傳聞「邏輯不太通」。適逢罷免案起動的政治敏感期間，無論是民進黨或基進黨，皆澄清黃國書案與罷免案沒有關聯性。
但兩黨皆指向黨國體制情治單位，對公民社會及政黨組織滲透，批判黨國「恐怖統治」勾起民眾對戒嚴體制之反感，客觀上某種程度損及國民黨政黨形象，從而降低反罷免之正當性。
最後，延伸批判朱立倫所領導國民黨，既往黨國體制如何監控人民。例如民進黨立委陳亭妃直批，戒嚴威權時期國民黨就是管控政府的情治單位，說朱立倫身為國民黨主席對既往台灣民眾被威權逼迫，根本不具反省力。民進黨執政後推進轉型正義，是將過去歷史真相查明清楚，將事實呈現而非追殺、清算，應讓歷史真相再次去除過去對立，完成正常國家型態。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則指出，台灣已是全世界最後一個推動轉型正義國家，最應道歉的不是黃國書，而是「看不見黑手」的黨國體制。
身兼黨主席蔡英文總統指出，當事人負起責任是必經過程，台灣歷經全球最長戒嚴，許多人經歷不幸的事，甚至戒嚴之後還持續，當然目前責任尚待釐清，需要揭露及安撫被害人心情。蔡英文肯定民進黨同志當年不畏艱難對抗黨國體制，希望不要違背轉型正義初衷，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黨國體制如何監控人民。
換言之，黃國書事件雖損及民進黨政黨形象，然而民進黨卻可輕而易舉將此「歷史共業」，轉移至國民黨威權黨國體制所製造產生。
總言之，黃國書事件爆發國民黨黨國威權統合主義之後遺症。黃國書選擇承擔政治責任，認錯、反省、道歉及宣布離開政壇，展現其政治擔當。在威權體制下由於意識型態的馴化下，民眾基於「反中共」、「反台獨」的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思想熏陶，線民往往扮演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之輔助角色，尤其是一個面對中共滲透及武力解放台灣之威脅，黨國勢必加重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需求之國家利益界定，因此容易造成「穩定壓倒一切」、「寧左勿右」，導致「無限上綱」擴大打擊面，造成「冤假錯案」侵犯人權至鉅。
毋庸置疑，即使在民主化時期，線民也是扮演著維護社會秩序促進角色，在許多社會犯罪消弭過程中，線民及臥底警察、情報人員往往冒著生命危險，為維護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其國家安全而犧牲自我。
問題是，台灣在歷經民主化過程中，相關國安情治單位已走向「文官中立化」，避免成為任何黨國打擊政治異己工具，而是受到政府依法行政、國會及政黨監督之制約，依據國家利益為工作準繩，避免威權體制時期所造成「冤假錯案」對人權之侵犯。
從轉型正義角度檢視，政府應對戒嚴時期所實施線民機制重新檢視，是否造成「冤假錯案」，若是有諸如此類事件當給予經濟賠償及名譽之恢復，以匡正社會正義，其目的不在於報復及處罰，而是真相瞭解及達到社會真正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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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