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書線民事件點燃對黨國的批判,也掀起民進黨內美麗島世代與律師世代的競逐衝突

黃國書線民事件點燃對黨國的批判,也掀起民進黨內美麗島世代與律師世代的競逐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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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書事件不僅掀起民進黨內部美麗島世代與律師世代間,政治理念及權力競逐間衝突;同時也再度點燃民進黨對國民黨威權體制批判。

2021年10月16日,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屬黨內新潮流系的黃國書,遭揭露在戒嚴時期曾擔任情治單位線民,後黃承認在過去社運期間曾被情治單位鎖定約談,當時是情治單位主動找上,並說「你不配合不但你有危險、你的朋友也有危險。」

因對方承諾會同時保護其往來對象的安危而提供情資,黃因當時行為對受影響人士致歉,並宣佈將退出民進黨及黨立法院黨團、未來也不再尋求連任立法委員。黃國書為既往行為致歉,及宣布提早退出政治圈,是一種負責任態度。

然而,本該迅速落幕的「線民案」,卻因民進黨前後主席施明德及謝長廷爭論創黨首任主席江鵬堅,究竟是否為情治單位幹員或臥底而起爭論。這不僅損及民進黨從事反對政治之純潔性及道德性,同時也凸顯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對台灣公民社會及政治組織之穿透與滲透。

若是民進黨首任黨主席可能是來自黨國情治單位,此不啻顯示黨國早已洞悉反對人士組黨之謀劃。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黨國應事先知悉反對人士組黨問題,然而卻無採取鎮壓的強烈手段,最終卻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及報禁。國民黨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既扮演著積極主動促進者角色,也充當消極被動制約者作用。

一般言之,研究台灣民主化動力機制之觀點,往往陷入兩極對立論述,傾向綠營論述認為反對運動是台灣民主化動力源頭,否定國民黨政治改革;而傾向藍營觀點,則是認為最高領導人蔣經國對反對勢力之懷柔,及藉由開放更大範圍政治參與,強化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之正當性及合法性基礎,以有效因應台灣本土政治勢力崛起與台灣主體意識飆漲揚升。

首先,黃國書事件延伸出前後任民進黨黨主席爭辯,究竟首任黨主席是否為情治單位幹員或線民,其對政黨政治衝擊至深且鉅,演變成歸責於對手黨之批判。例如行政院長蘇貞昌指出,過去曾有人認為「促轉會」是民進黨政府打壓國民黨的武器,結果第一個受傷的反而是民進黨立委。

然而,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凌濤卻批判,「促轉會」前副主委張天欽以東廠自詡,將「促轉會」當成打壓在野黨、剷除異己的鬥爭工具。從國民黨角度來說,黃國書案已成為民進黨利用轉型正義,以遂行權力鬥爭的產物,轉型正義淪為彼等政治操作之口號與工具。

換言之,黃國書事件不僅掀起民進黨內部美麗島世代與律師世代間,政治理念及權力競逐的衝突;同時也再度點燃民進黨對國民黨威權體制批判。

美麗島世代持守浪漫政治理想主義,儘管多人擔任黨主席,例如黃信介、姚嘉文、施明德、許信良、林義雄等,但除姚嘉文擔任考試院長及呂秀蓮任桃園縣長、副總統外,其餘並未擔任重要政府職務。律師世代則是走向務實政治現實主義及選舉路線,首任黨主席江鵬堅任立委、監委;陳水扁任台北市長、總統,謝長廷主席擔任高雄市長、行政院長、駐日代表;而蘇貞昌任屏東縣長、台北縣長及行政院長。

其次,民進黨轉移焦點究責於「幕後老大哥」黨國威權體制。民進黨立委黃國書承認,在大學時代曾為情治單位進行政治偵搜,引發首任黨主席江鵬堅及主席謝長廷是否擔任臥底之爭論。

這重挫民進黨政黨形象及反對政治道德性,民進黨藉由矛盾焦點轉移方式,批判黨國威權統治時期情治單位角色,並延伸對國民黨之譴責。例如同為新潮流之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即認為:大家看到黃國書認錯、反省、道歉,但是當時是誰吸收、脅迫黃國書,一定要追究到底。並批評國民黨威權體制對大學校園監控不遺餘力,甚至到2000年政黨輪替後始停止,無論是被監控者或監控者,直指「幕後老大哥」最應被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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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澄清黃國書案與陳柏惟罷免案並無關聯性。例如民進黨立院黨團書記長蔡適應指出,黃國書被爆出曾擔任情治單位線民,此事件與基進黨立委陳柏惟罷免案完全無關,沒有誰救誰的問題;宣稱黃國書面對過去坦然接受,社會應該尊重其選擇,黨團成員雖期待優秀立委持續留在立法院,但運作不會因任何人離開就受到影響。

針對黃國書被爆出學運時期擔任情治單位線民,陳柏惟比喻如果是有人拿美工刀劃傷了別人,「該檢討的是誰是拿美工刀的人,而不是美工刀本身。」

針對是否民進黨犧牲黃國書來救他?這種「圍魏救趙」做法,陳柏惟直指這偏離事實大遠、離民眾的認知也太遙遠;直指此傳聞「邏輯不太通」。適逢罷免案起動的政治敏感期間,無論是民進黨或基進黨,皆澄清黃國書案與罷免案沒有關聯性。

但兩黨皆指向黨國體制情治單位,對公民社會及政黨組織滲透,批判黨國「恐怖統治」勾起民眾對戒嚴體制之反感,客觀上某種程度損及國民黨政黨形象,從而降低反罷免之正當性。

最後,延伸批判朱立倫所領導國民黨,既往黨國體制如何監控人民。例如民進黨立委陳亭妃直批,戒嚴威權時期國民黨就是管控政府的情治單位,說朱立倫身為國民黨主席對既往台灣民眾被威權逼迫,根本不具反省力。民進黨執政後推進轉型正義,是將過去歷史真相查明清楚,將事實呈現而非追殺、清算,應讓歷史真相再次去除過去對立,完成正常國家型態。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則指出,台灣已是全世界最後一個推動轉型正義國家,最應道歉的不是黃國書,而是「看不見黑手」的黨國體制。

身兼黨主席蔡英文總統指出,當事人負起責任是必經過程,台灣歷經全球最長戒嚴,許多人經歷不幸的事,甚至戒嚴之後還持續,當然目前責任尚待釐清,需要揭露及安撫被害人心情。蔡英文肯定民進黨同志當年不畏艱難對抗黨國體制,希望不要違背轉型正義初衷,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黨國體制如何監控人民。

換言之,黃國書事件雖損及民進黨政黨形象,然而民進黨卻可輕而易舉將此「歷史共業」,轉移至國民黨威權黨國體制所製造產生。

總言之,黃國書事件爆發國民黨黨國威權統合主義之後遺症。黃國書選擇承擔政治責任,認錯、反省、道歉及宣布離開政壇,展現其政治擔當。在威權體制下由於意識型態的馴化下,民眾基於「反中共」、「反台獨」的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思想熏陶,線民往往扮演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之輔助角色,尤其是一個面對中共滲透及武力解放台灣之威脅,黨國勢必加重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需求之國家利益界定,因此容易造成「穩定壓倒一切」、「寧左勿右」,導致「無限上綱」擴大打擊面,造成「冤假錯案」侵犯人權至鉅。

毋庸置疑,即使在民主化時期,線民也是扮演著維護社會秩序促進角色,在許多社會犯罪消弭過程中,線民及臥底警察、情報人員往往冒著生命危險,為維護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其國家安全而犧牲自我。

問題是,台灣在歷經民主化過程中,相關國安情治單位已走向「文官中立化」,避免成為任何黨國打擊政治異己工具,而是受到政府依法行政、國會及政黨監督之制約,依據國家利益為工作準繩,避免威權體制時期所造成「冤假錯案」對人權之侵犯。

從轉型正義角度檢視,政府應對戒嚴時期所實施線民機制重新檢視,是否造成「冤假錯案」,若是有諸如此類事件當給予經濟賠償及名譽之恢復,以匡正社會正義,其目的不在於報復及處罰,而是真相瞭解及達到社會真正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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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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