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礙政治》：壓迫經驗不論多麼複雜、也不管是何種型式，幾乎都受到「社會階級」影響

文：麥可．奧立佛（Michael Oliver）、柯林．巴恩斯（Colin Barnes）

社會分群與認同

近年來，障礙經驗的同質性假設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Vernon & Swain, 2002）。許多人呼籲將障礙族群差異區隔的複雜性納入考量，包括特定身體損傷的群體，比如所謂「學習困難」的人、「精神衛生」系統的使用者與康復者、女性障礙者、少數族群障礙者、男女同性戀或變性的障礙者、以及高齡障礙者。

障礙者會被當作同質的，有部分原因來自社會模式的成功。不論社會模式的支持者還是批評者，通常都把社會模式與肢體損傷者的經驗聯想在一起，但是我們強烈主張社會模式是適用於所有的障礙者。如同我們已經說過的，障礙構成（disablement）的經驗是由物質與文化力量共同產生的。特定的身體損傷標籤都是外加，不是自願的，它們除了標示損傷者需求之外就沒其他用處了。這些標籤會隨著歷史、文化與情境而改變，在社會與政治上也存在著分歧。

例如，先天聾人一直主張他們不是障礙者，而是文化少數族群，因為他們用的是手語而不是口語。然而在歷史記載中，聾人一直遭遇到和其他障礙者類似的壓迫經驗，以致於最後他們被迫否認或隱藏他們聾人身分（Harris, 1997）。儘管現在很多國家包括英國在內，手語已經是官方認可的少數族群的語言（Disabled World, 無日期），但在大部分的社會使用手語的人都很少，因此聾人仍可能遭受到制度上的歧視。

對認同「聾人文化」的先天聾人來說，他們可能不認為聽不見是一種損傷，但後天失去聽力的人通常不這麼認為（Corker, 1998）。同樣地，Sayce（2000）與Beresford（2002）都認為，儘管社會模式適用於精神衛生系統的使用者和康復者，但由於許多被診斷為「精神病」的人，不認為他們的「情緒困擾」是一種「損傷」，因此產生了緊張關係。很少有人會說情緒困擾多是由物質和社會力量所造成，因此只能透過政治介入而不是醫療干預來解決。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所謂「學習困難」者身上，他們可能不會認為自己是傳統意義上的障礙者，卻因為被認為智力不足而受到相當大的歧視或偏見（Ryan &Thomas, 1987; Walmsley, 1997; Goodley, 2000, 2001）。

身體損傷界線所做的區隔其實並不容易維持，因為它們常會和其社會分類重疊，像是性別、族群、年齡、階級，以及這些因素間個各種組合。早期許多關於損傷和障礙經驗的研究，都是女性障礙者發展出來的。多年前Campling（1979, 1981）曾為女性障礙者發聲，讓大家注意到她們在人際關係、性慾、母職、教育、就業與媒體刻板化印象等重要領域的問題。另一個早期研究則認為，女性身體損傷者受到「雙重壓迫」，她們被排除於「男性」的生產性角色與「女性」的養育角色之外（Fine & Asch, 1988, p. 13）。

美英兩國的經驗證據都證實，女性障礙者在勞動市場所受到的社會排斥（Fine & Asch, 1988; Lonsdale, 1990）。女性身體損傷者通常不被鼓勵成為母親，理由包羅萬象，像是生兒育女對她們自己的身體健康有害、會將損傷遺傳到下一代，或者擔心她們沒有能力當個「好母親」（Finger, 1991; Thomas, 1997, 1999; Wates & Jade, 1999）。女性障礙者經歷的這些不利處境，讓她們在經濟、社會、心理上都和男性障礙者以及女性非障礙者非常不同。因此她們不是被女性主義分析所忽略，就是被描繪成被動的受害者（Fine & Asch, 1988; Morris, 1991; Begum, 1992）。

此外，近來女性障礙者的著作傾向避開「男性主流」（malestream）對社會與環境障礙的關注，因為他們太少關心個人損傷的日常生活經驗及影響（Morris, 1991; French, 1993; Crow, 1996; Fawcett, 2000）。然而如同Sheldon（1999, 2004）所說，雖然個人經驗是重要的，但「個人即政治」這個女性主義座右銘是不夠的，作為對抗社會不公正的分析工具時可能有反效果。

對Sheldon而言，「個人即政治」這個口號

讓女性以為歧視、剝削或壓迫的經驗，會自動對應到形塑個人社會地位的意識型態和制度工具……當女性以為把自己的不幸說出來，就等同於政治意識的覺醒時，女性主義運動就無法繼續前進了（Hooks, 1984, pp. 24-5, 引自Sheldon, 2004, pp. 72-3）。

Sheldon與Finkelstein（1996, 2002）的看法相似，認為想要同時處理損傷和障礙經驗，對障礙運動的發展和爭取有意義的平等都是有害的。

同樣，少數族群的身體損傷者所經歷到的各種剝奪，指出社會各個層面的主要障礙。比方，亞裔障礙諮詢計畫團隊（ADAPT, 1993; Azmi et al., 1996）發現，這些家庭貧窮的比例很高，有69%家庭沒有人有全職工作，以及有一半的家庭需要收入補貼。一般民眾對「少數族群的生活方式、社會習俗和宗教活動」的瞭解還很缺乏（French＆Vernon, 1997, p. 62）。

另有證據顯示，身心障礙服務普遍有歧視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經常被否認或合理化，並認為少數族群家庭「會自己照顧自己」（Baxter, 1995; Vernon & Swain, 2002）。此外，

雖然障礙經驗的調查很少提到黑人障礙者的經驗，但我們仍應該要去注意目前研究所透露的訊息。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障礙歧視混合在一起，擴大黑人障礙者對支持性社會照顧的需求。然而，這些因素也造成黑人障礙者及其照顧者無法得到足夠的服務（Butt & Mizra, 1996, p. 94）。